1956年1月，建工部决定，调我倒河南郑州市筹建部属郑州建筑工程学校，而且要求紧迫，当年必须招生500人，为此，就必须在八月以前完成教学大楼、实习工厂、饭厅等基本建设任务，以保证九月一日正式开学。其它基本建设包括学校宿舍、教工宿舍、办公室、试验室等则利用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房舍。为了方便工作，任命我为建校校长。
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除基本建设外还要筹建教师队伍、干部队伍、教学设备等。为此，一月初，我专程到建工部教育局请示、汇报，决定了如下问题：（1）投资总额及来源（由建工部拨款）。（2）干部来源（决定由苏州建校、武昌、上海、哈尔滨建校抽调）。（3）教师队伍的来源（主要从武昌、上海建校和文化补习学校抽调，决定文补校本期毕业后，不再在郑州办，该校所有教职工均交由建校支配）。（4）决定调武昌建校办公室主任刘明德同志任建校副校长（是由我提名，建工部党组决定的）；调上海建校薛益之、苏州建校孙立全任学校办公室正、副主任；调上海建校顾汝城任总务处长；调苏州医士学校李桂兰任文补校办公室第二主任兼人事科长；调武昌建校马禄荷（讲师）任教务科长；调苏州建校许瑞生为总务科长、团委书记。上述同志在二月初以前全部到位并按职守进行工作。除我而外到位最早的是顾汝成、许瑞生、曹振辉（管伙食）。当时因尚未安排好宿舍，我们都睡在地板上（回想当时的情景虽然生活艰苦，任务繁重，但心情非常愉快）。我当时工作重点放在两件事上，第一件是建立班子和教师队伍，第二件事是基本建设。刘明德同志来到后由他和李桂兰、马禄荷主抓第一项，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与顾汝城同志抓基本建设上。八月底以前完不成基本建设任务，就无法招生和开学，所以说，基本建设任务很是艰难曲折。所谓艰难曲折是指时间紧迫，八月底以前教学大楼、实习工厂、饭厅等从勘探设计到施工都必须完成。设计任务是由驻武汉市的中南设计院负责，审查图纸由建筑工程部负责。为此，由顾汝城同志跑武汉，我则跑北京，有时两个人接力或由我从北京买直通武汉的火车票，背上图纸到郑州下车，顾汝城买站台票上车替我，或由顾汝城从武汉买直通北京的火车票，背上图纸到郑州下车我买站台票替他。
在施工过程中，曾发生了麻烦，承担施工任务的中南四公司，坚持用竹筋代替钢筋制造楼板，我们坚决反对，四公司的理由是缺少钢材，以竹代钢是一个创新，是做过实验的，我们则强调在教学大楼用竹筋混凝土楼板万一倒塌，人命关天，是要犯罪的！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我们专程请建工部副部长周荣鑫同志到校决断。周荣鑫同志非常认真负责，他带领苏联专家克拉夫楚克和翻译到校，召集学校和公司领导到会听取意见，学校由我和总务副校长于恩华同志（于恩华二月底到校）、顾汝城同志参加，四公司由经理和党委书记参加。在听取了双方意见后，周部长请苏联专家发表意见。专家说：“我同意创新，但不同意在教学大楼这样的人员集中的建筑上试验”，并说：“你们（指公司）的拉力和压力试验不可靠，没有包括年轻的学生跑跑跳跳等，另外也未经过几年或几十年的考验，目前所作的试验不能证明是成功的”。听了专家的意见后我非常高兴，但还不知部长是什么意见，周部长接着微笑着说：“就按专家的意见办！”这一句话，让我们踏实了。但四公司的同志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钢筋不够怎么办？”周部长说：“由中南建工部帮助解决，而且要保证按时竣工”。这个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建筑工程按时竣工了，教师队伍、建设、招生、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也都按时完成了，保证了九月一日正式开学。1956年是任务繁重、工作艰苦的一年，又是事业成功和精神愉悦的一年。
1957年上半年，学校秩序井然，教学、思想政治工作、后勤保障都是令人满意的。建工部教育局局长王太、副局长袁牧华先后到学校视察，对学校工作都作出了充分肯定和对于学校领导给予的口头表扬。当时的管理和教学模式还是苏联那一套，既遵循凯洛夫教育学的规范。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那一套虽然不够完美，但基本是正确的。课堂教学的五个环节：维持秩序、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课外辅导，党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班主任的思想管理工作、对教师要求衣冠整洁，按时上课下课，不准迟到和拖堂等，对学生的教育强调抓两头带中间，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强调因人而异，循序渐进等等。我认为尽管在以后的年代里中苏关系决裂，苏联解体、社会变质，但应该肯定的是：好的东西不应该否定，而且还要继续采用。回顾那一段时期，学校的领导班子的却是非常团结。那时实行校长负责制，我是校长是第一把手兼管教务，于恩华（老红军）主管总务、刘明德（总支书记）主管政治思想工作。我当时牢记着中南局高教党委书记罗明同志所说：“重大问题应该党委讨论决定”的原则，因此，我尊重大家，大家也支持我的工作，由于领导班子的团结，使得上下协调一致，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