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龙南县期间（1950年8月至53年4月）
1950年7月底，接赣西南区党委通知，调我到龙南县工作，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我爱人李桂兰同志也同时调往龙南县，任县妇联主任。8月1日我们一起到达县委报到就任。几个月后，我被任县委委员并任宣传部正部长，1952年任龙南县县长（党内任县委书记），1953年4月调离龙南县。
在龙南县工作期间的几件事情：
第一，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
尽管国民党的大部队当时已被赶走，地方政府已经初步建立，但还有国民党留下的散兵游勇，他们组成了一股股土匪，与当地反动分子勾结起来，进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动。由于这些人多为当地人，对周边地形以及人员都很熟悉，他们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东躲西藏，很不容易擒获，这些反动势力不但抢掠财物，而且杀害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我第六区（杨村区）区中队副指导员就被他们杀害了。因此，我们当时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县委分工我到杨村区帮助并指导此项工作，杨村区距离县城130里路，是最远的山区。当时我不会骑自行车，开展工作时就和警卫员一起骑马，在往返的路上经常会遇到打冷枪的匪徒，为了安全，我们一般都是在群众赶圩（赶集）的时候行动。警卫员李法添同志非常机灵，凡路遇不测，他都能及时帮我隐蔽或提醒快马加鞭，以脱离险情。杨村区的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斗争，虽然很艰苦，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区委的艰苦奋斗下，很快取得了彻底胜利。首先是消灭了由匪首赖亚雄领导的一股土匪，并击毙了赖亚雄，我亲自参加了这场战斗。武装的匪徒被消灭了，就扫除了惩治地方恶霸和反革命分子的障碍。当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后，真正达到了地方太平。
抗美援朝
在我到龙南县不久，1950年10月下旬，党中央发出了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龙南县和全国一样，开展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活动，发动全县群众投入抗美援朝运动。当时群情激昂响应号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全力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动员群众的主要口号，也是广大工、农、兵、学、商和市民们的实际行动。为加强领导，成立了龙南县抗美援朝分会，县委书记彭涛为主任，徐国通为总干事；彭涛、张磊浩（县长）、徐国通为县级报告员，蔡兴华、赵自仁、周天信、赵常泰、毛晶波等几位同志为区级报告员。
报告员的工作紧张、艰苦。虽然有统一的宣传提纲，但必须结合实际作报告和演讲。我清楚地记得，在连续给三所中学（县中、师范、交通中学）、县、区干部和城镇居民作数场报告后，报告的主要内容含括：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野心，“克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前线、慰问志愿军、慰问志愿军家属”、发动和平签名运动，动员捐款、捐物，动员青年参军等。就这样，接连不断地一场场做报告，彭涛、张磊浩和我的嗓音都嘶哑了（当时没有扩音器），喉咙疼痛，甚至说话都困难。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深深感到，当时是真正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到牙齿的十六国侵略军面前，中国人民毫无惧色，进行了坚决勇敢的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这充分证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正义是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可耻可悲的，由于其反动性和腐朽性，因此，是不可怕的，是能够打败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帝国主义企图一举灭亡朝鲜，进而扼杀新中国，武装侵占我台湾省的关键时刻，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是非常有胆略的。假如不进行抗美援朝，让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今天的中国局势乃至世界局势是不堪设想的。抗美援朝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利益，保卫了我国的安全，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大大鼓舞了世界被压迫人民反侵略的信心和勇气。因此，我认为在今后，用抗美援朝的事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仍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现在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经济封锁和制裁，同样会被击败。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只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就会无往而不胜！
1952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艾塞松同志带领下到龙南进行了两天的报告，报告内容真切、生动，使人感到志愿军无愧为最可爱的人。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杨根思等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和事迹，在当时教育和鼓舞着千百万人民，在今后亦将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
在抗美援朝中，陇南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在实际行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全县共捐献十亿元（旧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还捐献了许多鞋、袜子和香菇等物品，水西乡农民所生产的萝卜几乎全部捐献了，因天气阴雨晒制困难，广大农民用锅烘、炕烤等办法制成罗卜丝捐献，这些感人的场面令人至今难忘。
第一，土地改革
陇南土地改革约在1950年底开始，首先在二区杨坊乡进行试点。在县委领导下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徐国通为书记，林本英、毛晶波、李桂兰、陈保林等同志为工委委员。同时，抽调干部成立土改工作队，徐国通兼土改队队长。
试点所遵循的文件是《土地改革法》、《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农民协会组织通则》，文件强调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大体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第二步划分阶级成分。第三步没收并分配土地。总结以往的教训，在对地主的斗争中强调两点：一是不能搞和平土改，要发动群众与地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意在防止恩赐观点，要把土改当成农民自己的事，由农民自己办；二是防止打人和给地主分差田“左”的错误，同时不得侵犯富农利益。在试点中除分配土地外，着重注意生产工具的分配，如耕畜、犁粑等，不过分强调挖浮财、分浮财。工作队员（包括工委成员、队长、副队长、组长）一律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试点中所执行的原则和方法，后在面上也基本上得到了贯彻。试点结束后，工委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肯定了试点的经验和成绩，旋即成立县土改委员会，彭涛同志为主任，决定向面上铺开。第一期土改在一、二区20个乡开展，约在51年3月结束，接着在第三区全面铺开，县委分工彭涛同志到四区、张磊浩同志到五区、徐国通到六区。龙南县的土改运动，于1952年3月结束。我认为，整个运动自始自终是健康的，而且这种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的做法也是正确的。在整个土改运动中，同时结合进行剿匪、反霸、镇反、发展生产以及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并指出，要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斗争，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三反”、“五反”斗争的提出绝非偶然，而是为了打退资产阶级向国家和人民、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进攻。为什么“打退资产阶级进攻”能成为当时的有力的战斗口号呢？源于1951年全国私营工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利润额急剧增加，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也在当时的形势下进一步暴露出来，这就是五毒的活动，在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腐蚀下，党和政府中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倾向，甚至蜕化变质。所以“三反”、“五反”的提出和开展是历史的必然。尽管在运动中也出现些偏差，如：“打了个别假老虎”等，但很快地得到了纠正。
龙南县的“三反”运动于1952年1月开始，约在4月份结束。运动开始时，地委曾派宣传部长杨飞同志督战。他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防止右倾，提出“有山必有虎，有林必有虎”的观点（据反映此话是中央某领导说的）。当时确定1000万元（旧人民币下同）为小“老虎”，5000万元为中“老虎”，一亿元为“大老虎”，要下大力气揪出“老虎”。通过学习、动员、检举、揭发、坦白交代，龙南共抓获1000万元的“老虎”11人，5000万元以上的24人。运动开始时我的思想是比较麻痹的，认为在党内没有什么“老虎”可抓。当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的大贪污和吸毒案被揭露，刘、张被处决后，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接着县政府机关四名科以上干部（其中三名党员）交待了结伙用公款买手表、毛线、派克钢笔、呢衣料私分的问题，并退出赃物（这四人经地委决定按挥霍、浪费处理）。在事实面前，我的麻痹思想才得到醒悟，工作也抓得比较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