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传珠同志回乡探亲
有天上午，一位农村姑娘到区政府找到我说：“听说我爸爸到赣州了，不知真假？”我问她：“你爸爸是谁？干什么的？”她说：“他叫赖传珠，听说是解放军的军长！”我说：“不是军长，是兵团政委，比军长还大呢”。经询问后得知，她时年21岁，还未生下时父亲就上井冈山了，一去21年未见过面，在她下生后不到一个月，母亲就去世了。是由姑母将她抚养长大的。这位姑娘长得秀高，肤色黝黑、衣衫褴褛，没有读过书。问了她的住址后，我让她回家等候消息。原本打算去赣州向赖传珠同志说明这一情况，恰巧第二天一位通讯兵给我送来一封信，信中说：国通同志，我定于某日回家到大埠住几天，共一百余人，请费心安排食宿，不要对外声张。署名赖传珠。当时我很纳闷，赖政委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刚好当天接到县委的电话：赖传珠同志回大埠老家探望，希安排好一行人的食宿。这才明白了，他是从县委那里得知我的。
这时王母渡镇附近还很不安全，有零零星星的敌人散兵游勇蠢动，经常打冷枪、劫路，并有谣传说要攻打区政府。由此，为保障安全我们决定，本地留用人员看守区政府，外来的同志到大埠建立牢固的基地。
我们就这样到了大埠，清扫干净赖家祠堂，打好地草铺，并筹借了几张木床、十担大米（每担一百斤）和油盐等物，还在祠堂院内砌了两个炉灶。一切都准备好后，第二天下午，赖传珠同志携随行警卫人员及一个连的武装越过崆峒山到达大埠镇。谁知他们尚未进镇就有几十人在镇西外迎接，不是说不许声张吗？这些人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在做准备工作时，并未透露消息啊！（后得知是赖传珠同志的弟弟传出去的）。镇西外迎接的人是由地方绅士组织的，并且还杀了两头猪。晚饭后，我和靳新春等区领导一道去赖家祠堂拜访赖政委。他坐在行军的小床上，我们坐在长板凳上。互相介绍后，赖政委侃侃而谈，讲了他二十一年前在此地闹革命的情景。因考虑到赖政委身体疲劳，我们劝他早点休息，他兴致很高一直谈到半夜，并让我们第二天上午还来接着谈。第二天上午他又谈了两个小时，说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在赣州中学上学时，在地下党特委书记曾山同志领导布置下，赖传珠在大埠乡秘密发动群众制造土造武器，准备武装起义，打土豪分田地。这一举动于1928年事发后，被敌人残酷地镇压了，此时赖夫人已在临产中，她逃到崆峒山一座小庙里产下一女，现在已经21岁了。我插话说：“您的女儿前些天到区政府来了，我让她回家等候消息”。赖说知道了，并且昨天已经接到赣州了。他接着说，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仅在大埠乡就杀了600余人。他只得弃家奔赴井冈山去找朱、毛。临走时赖传尧偷偷地塞给他二十块大洋当盘缠。讲到这里，赖传珠同志说：“国通同志，我忘不了这个恩情，如果不是这二十块大洋，我可能上不了井冈山，赖传尧虽然是大地主，但这个贡献应折一部分罪。”
第三天召集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赖在大会上讲话，宣传党的政策和全国将要解放的形势。在讲到二十一年前的革命和反革命时，他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大埠乡地方恶霸势力的惨无人道，深切悼念了死亡的烈士们，并向久别的乡亲问好。接着又警告反动势力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不得胡作非为等。我们听了后都非常受鼓舞！他的讲话也找了一名翻译，他解释说：“我走时才十几岁，时隔二十一年，家乡的地方话几乎都忘记了”在短短的两三天内，他还找了一些乡亲谈话，并到祖先和烈士墓致哀。临走前又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要连、排干部，要几支美制卡宾枪，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当场就从警卫员身上卸下两支卡宾枪和50发盒子枪子弹，又问我要连、排干部做什么事？我说：“根据县委指示，允许我们扩兵一个连，作为区政府的武装力量，兵源无问题，仅大埠乡的烈士子弟就能够了，但这个连队没有领导是不行的”。他答应回赣州后解决，并交待我们一个星期内到赣州找他。他走后没几天，我就如约到四十八兵团领导机关找到他，他当即给四十八军写了信。我持信立马赶到四十八军，第二天就与指导员张玉生同志和两位排长见了面，第三天就启程回到了桃江区。人员的配给和武器装备都有了，我们抓紧行动，十天左右就以大埠乡为主扩建了一个连的武装。由张玉生同志任指导员、代连长，其他两位任排长。（后来我到龙南县任县长时，张玉生同志任赣县副县长）。
我在赣县桃江区工作了九个月，于1950年4月调县人民政府任秘书。在桃江区期间主要作了下列工作：
1、初步建立了人民政府，包括建立乡、村政权和建立武装公安队伍等。
2、打击散兵游勇，收缴降敌武装人员和枪支弹药，维持社会治安等。
3、筹集粮款支援大军。当时主要向地主大户筹借。在筹借过程中，一方面作宣传动员，同时对吝啬的大户带有一些强制性。当时有些大户非常开明，赖传尧就是一例。我们开口向他要二百担稻米，他一点也没打折扣，其间，我和靳新春曾到他家里去，对他良好的表现进行表扬，他恭恭敬敬地接待了我们。我看到他家里的中堂挂了两块匾额，一块写有：“开明士绅”中华苏维埃中央赠；另一块上写：“开明士绅”赣州专员蒋经国赠。当时，他捋着胡须仰面看着匾额说：“谁来了我都纳粮呀！”
4、发动群众，减租减息，退押，反对高利贷。（当时尚不具备土地改革的条件）
50年4月调赣县人民政府任秘书
1950年5月20日，经批准我和李桂兰同志结婚（当时李任人民法院秘书），自此我们建立了家庭，这个家庭是幸福的，直至今日。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信仰与理想是一致的。在以后数十年的经历中做到了互相关心和帮助。自1950年4月至50年7月底，在任秘书期间，我感到工作起来很放开，也很轻松，因为县长张汉城很放手，几乎所有的文件都由我来处理，只是签上县长的名字。坐机关多，下乡少了。而在桃江区则不然，几乎要天天奔走，风吹雨打太阳晒。白天苍蝇嗡嗡叫，晚上蚊子叮咬；加之闷热的天气，作为一北方人来说，简直是难以忍受。但当时却有种克服它的动力，这就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回想起来当时为了革命事业，不仅要经得起刀枪子弹、炸弹以及跋山涉水、天寒地冻、冷风刺骨的考验，也要经得起蚊蝇叮咬和酷暑严寒的考验。
在桃江区工作期间，我经受到一生中第一次最大的喜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为副主席，稍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我们党领导的中央政权建立了，我怎能不高兴呢？！为此，我们举杯贺酒，当时只是简单的一碗肉，一条鱼，但却感觉无比的香甜、难忘，这是举国欢庆呐！
此间除欢欣鼓舞外，我有不理解的心情，对宋庆龄、张澜、李济琛当副主席理解，对傅作义当国防委副主席、水利部长想不通，因为他是战争罪犯，华北剿共总司令，在我一度的思想上，提起傅作义，往往把他与日本侵略军的华北司令冈村宁次等同起来。当时党内有人说一些牢骚话：“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党中央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批评教育，说明傅作义将军率领数十万人起义的重大意义，即避免了人员的大量牺牲，亦保护了北京城免遭破坏！这场教育是很有说服力的，经过教育我们的思想都通了，在区委会上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保证不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
在我调离桃江区前，县委县政府决定：经赣南区党委、行署批准，将原桃江区划分为三个区：即桃江区、大埠区、韩坊区。四十八军民运部长穆××任三个区的工作委员会书记（穆此时率领工作队帮助开辟工作），我任工委副书记兼桃江区委书记、区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