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赣州后我们住在一所中学里，县委书记来为民同志与我和杨奎全同志谈话。县委决定，杨奎全到沙地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徐国通任桃江区委书记兼区长（区政府在王母渡镇），吩咐我们准备好，五天内启程。我问县委书记：“来政委，区的班子怎么配备的”？他说：“丛树舟任区委组织委员，黄延春暂为宣传干事，以后再任宣传委员，靳新春为副区长。”确定的任务是：接管伪区公署，并利用其一部分人员筹集粮草支援大军。谈话后，我和靳新春、丛树舟、黄延春见了面并开了会，讨论通过了由我起草的区政府布告：利用伪区、乡、保人员筹借粮草支援前线，逐步建立我们的新政权的具体政策，找一名可靠的向导引路等。
起程的前几天参加了两次大会（区、营以上干部参加），一次是我军的四兵团，十五兵团和赣南游击队的会师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叶剑英同志和陈赓同志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当时叶剑英同志是解放军参谋长，陈赓是四兵团司令员，四兵团政委谢富治，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赣南游击队负责人刘建华（后任赣南地委书记）都在主席台上，会场气氛非常的热烈、亲切，会前，台上的领导时而交头接耳，时而谈笑风生。应由谁在大会上讲话，领导们互相谦让，最后确定由叶总参谋长和四兵团陈司令员讲话（邓华和赖传珠称四兵团为老大哥）。台下也是非常活跃，会前拉拉声四起，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在领导做报告时，台下经常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当时，这些歌声伴着掌声与主旋律“胜利前进”汇合在一起，真是奏响了新时代的“交响曲”。另一次大会是在接下来的第二天，由叶剑英总参谋长向大家做形势报告，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报告中，他用毛主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成”的号召，作为主线贯穿着讲话全部内容，使得群情激昂，大家听后非常受鼓舞。
听完报告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们四人跟随向导向王母渡进发。王母渡地处赣州城南八十余里，中间横着一座大山名叫崆峒山，当时既不通汽车，马车，自行车也无法通过，全靠步行，从赣州起程穿过水西乡和白云约二十里就到了山脚下。进入山区后，使人感到空气非常清新，苍松翠竹，奇花异草装点着峻峰秀谷，一条环山弯曲的小路，两侧伴有道道小溪的潺潺流水，这大自然的景观真是美不胜收、令人陶醉。这是我将赣州市周围的条件做比较后，对崆峒山的一番赞誉。若与著名的游览区相比，它着实要逊色的多，但与当时的赣州周边相较，却是别有一番不同。我想如果把崆峒山开发好，它将会更加可爱。这是我在回忆中所想象的，而在当时，我每次往返于赣州至王母渡之间翻越崆峒山，都埋怨它不该这么高陡难行，埋怨如果不是这座山横在中间，我们就不必枉走五十里路，也恐怕早就通了汽车。崆峒山不仅高，爬时费力，还经常有匪徒出没，因而每当我进入崆峒山时，都要子弹上膛以防不测。
傍晚到了王母渡，打听了“区公署”的地址，因为这是个小镇，不需浪费许多腿脚，很快就找到了。进到“区公署”院内，发现竟然有解放军战士。得知我们是赣县派来的区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三位解放军战士非常高兴，其中一位副连长说，他们的连队住在镇办小学里，并告诉我们“伪区署”还有看守人员。我们特开心，有自己一个连的武装还怕什么？接着这位副连长呼喊了几声，来了两个“伪区署”的看守人员，经介绍后我们进入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狼藉不堪，只有几个木凳子，我和靳新春副区长、副连长坐下，其余人都站着，留守人员中有一人表示对我们的欢迎。我宣读了赣县人民政府对我和靳新春的任命通告，责成留守人员协同黄延春同志，将区政府的布告张贴在大街上，而且必须在当晚张贴出去。做完这第一步和第一件工作，我们五个人已经相当疲倦了，需要休息，但又怕不安全。于是当晚，我们在那位副连长陪同下到了连部见了连长、指导员等同志，谈到我们的住址和安全问题，连长和指导员都说，你们放心住在区署内，安全没有问题，我们派人站岗、维护治安。
回到区署后我们住到区署砖木结构的小楼的二层楼上，都是木板小床。尽管连部领导说安全没有问题，但我们还是强调提高警惕，特别是我和靳新春同志为甚。因为我们是正、副区长，肩负责任重大，又都当过八路军，里经过无数次的危险。丛树舟同志也是抗战干部，但他是地方干部，对此似乎并不太在意。本来大家都很疲劳，躺在床上应该很快就会熟睡，但由于警惕加上蚊子咬，我和靳新春同志几乎一夜未睡。我俩躺在床上交谈着明天都要干些什么工作，怎么干。其他三位同志（包括向导）熟睡后，我和靳新春同志又起身到楼下察看，看到深夜里，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在大门口持枪站岗，内心深受感动，感谢人民解放军对地方同志的爱戴和如此深厚的阶级感情。
晚间时候我们还商议着第二天要自己设法做饭，谁知次日一大早，饭已经做好了，蒸米饭、米汤、鸡蛋炒辣椒。这些饭菜是伪区署的一个留守人员做的，说实在话，当时对此我们既感激又提防，因此让他们一起进餐。饭后给大家做了分工，由丛树舟、黄延春和那位向导（后来成为我们的正式班干部）负责区政府机关事务，原伪区署人员交代财产、档案和安排膳食生活等。接着通告召开了王母渡乡村民大会，由我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区人民政府成立并开始办公，号召群众动员起来筹集粮草、车马，支援大军南下，收缴散在民间的枪支弹药以及党和政府的减租退押政策等。
我的讲话进行了十几分钟后，会场秩序有些混乱，人们交头接耳发出笑声，我不知是什么原因，提高嗓门继续讲，这时人群中的一位中年男子走到我跟前说：“区长，你的话大家听不懂！” 这么说讲了半天人家没听懂，这可怎么办？七月的天气本来就很热，加上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汗流浃背，有些不知所措。这位男子说：“我是王母渡小学校长，你的话我能听懂，就请区长您讲话我做翻译如何？”我说那太好了。就这样，我一句一句地讲，他一句一句的翻译，原打算一个多小时的群众大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散会时还有群众问：“咱区长是哪一国的人啊”？我问了小学校长他是否本地人，他说是本地人，又问他为什么懂得我的话，他说：“我在赣州上学时，学校强调学普通话，所以我能听懂你的话。”我的话语是带有山东腔的普通话，当地人都讲方言，把“我告诉你”说成“啊哇咐你”，“十里路”叫“一统子路”、“吃饭”叫“卡防”、你称“啊拉”、我称“吾尼”。自这次大会后，我每到一地开群众大会，都会预先找一位知识分子当翻译，但这样工作起来不仅麻烦，而且感觉也脱离群众，于是我决定学习方言。由于自己留心、用心地学习钻研，三个月后就不再需要翻译了。
区政府开始办公的第五天，驻军的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找到我们，说他们要调离本地，我们问：“谁来接防？”回答说“没有”，结果第二天他们就撤回赣州了。驻军走后我们感到非常空虚，我们只有五个人四只手枪，怎能维护东西一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的地区呢？因此商议要抓紧扩军，并将此意请示了县委，当时县里也没有武装可派，县委答复“只能如此了”。约七、八天的时间，共募了十二个人，成立了一个班。这些人都是经过审查的，特别强调贫苦出身，招募办法是在村里开群众大会，号召青年报名，并张贴区政府招兵通告，报名后经审查批准。当时配备武器、弹药并不困难，因之前收缴了几十条步枪，数箱子弹。有了这个班，胆子就大得多了。就在这时，县委、县政府考虑到桃江区的具体情况，决定成立赣县桃江区公安分局，派张振亚同志为分局长。在此后的十余天时间里，我们收缴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用几只木船装载押运到赣州。
国民党正规军一个整连来降
一天下午，桃江东岸某村（忘记了村名）一位姓刘的地主绅士到区政府来，要求面见区长，我和靳新春副区长接见了他。据他说：“小坌乡（距区政府以东九十里）驻扎着国民党军一个连要求来降，并提出要求遣返回家。”我就问有多少人，多少枪？他说有一百余人，枪支数目不清。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当即商定，由乡绅传话于第三天的下午，让这个连到区政府所在地王母渡镇。对他们要求具体细节是：枪支一律下栓，每三支一捆，每一挑夫挑两捆；子弹、手榴弹、手枪一律装箱后捆绑起来或由人挑或由手推车装载，必须在进镇前的桃江东岸按上述条件经过检查允准后才许进镇。还特别交代了来降时间，一定要在第三天的晚饭前！我还对这位绅士说：“在镇北崆峒山前我们有两个连的武装，届时会来接迎。”当然了，这完全是虚张声势，根本就没有这两个连，仅有我们新扩招的一个班。
送走这位绅士后，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既是区委会又是党员大会的会议，全体参会人员只有五个人。会议决定这一个连到来后住在王母渡小学里，此事由丛树舟同志负责安排；由靳新春、张振亚带领两个战士到江东岸接迎，并按约定条件检查后放行；再由黄延春带领两名战士在桃江西岸接迎并送往驻地；由两名战士担任区政府的门岗，由两名战士在区政府背后的山上放哨（区政府西侧挨着一座小山），由我带领四名战士巡回各布置点。当时还决定如发生不测，由桃江东岸接迎点鸣枪示警，所有点听到信号后到集合点会面，紧接着制定了第一、第二和第三集合点位置。在当时人员比较空虚的情况下，我们还研究商议了是否打电话告赣州请示，考虑两个原因没有这样做；第一，对留用人员不放心。如果打电话怕走漏风声，而且县里也没有军力警力；第二，派人去通知无交通工具。既无脚踏车，又无马匹，靠两条腿往返时间也来不及。
到了第三天下午，接迎时间越来越近了，大家心情都比较紧张。就我个人来说，要安定人心，因而内心虽紧张但表面上却很平静。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太阳落山了还没有消息，我踏着浮桥到了东岸，靳新春同志摇了摇头说：“这是怎么搞得？都这时候了还没来。”我说：“不要着急，耐下心再等等吧，如果等到半夜十二点还不来就撤。”我从迎接点回到区政府后，天已经黑了，约一个小时后，听到东岸有说话声，看过去有很多手电筒射来射去的，我吩咐大家隐蔽好。不一会儿，听到浮桥的木板咚咚作响，知道接迎人员带着来降人员已经过河了。总的来说，这次纳降比较顺利，很快，枪支一捆捆、子弹一箱箱的就被整齐堆放在区政府的大门两侧，整个连的国民党军被带到小学里住下了，我们又在小学门口安排了两名战士站岗。（桥东和桥西的战士都撤下来了。）
当晚清点了枪支，共有步枪七十余支，轻机枪两挺，手枪五支，子弹五箱，还有一些零散子弹装在一个竹筐里。我们亲自动手把手枪和子弹搬到楼上的房间里，加锁封存起来。（只因五箱子弹搬到楼上，后来在三反、五反中引起一场风波，这一点以后再谈）。待这一切都办妥后，我们才吃晚饭，这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左右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安排的第一件事是区长讲话（地方上叫“训话”），为此我刻意打扮了一下。仅有的一双军鞋破了，一身军装许多皱纹。我把军装叠起来压平了些，穿上南下路上买的一双胶鞋（雨鞋），这样感觉显得威风些。靳新春、荆树舟、黄延春都佩带着手枪，跟在我身后，进入教室时又站在我两侧。我先是对降兵讲了约法八章中规定的内容，之后表示欢迎他们主动来降，并说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解放证。结果这一个连无一人愿留，就都发给了解放证遣返回乡。这些人大部分是湖南人，他们的连长和两个排长都参加过北伐战争，是在我大军追逐下不愿随国民党军逃跑而拉到山区的。按规定他们须要学习和训练七天，当时考虑到他们人多万一出事，只训练了四天就放走了，为此我们还向县委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