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很快开动了，穿过冀、热、辽平原，经锦州、山海关、唐山到达天津。在天津东站停留几个小时。因规定不许单独行动，一个小时内必须返回车厢，我就和几位同志一道下了车，在东站附近做了一些观赏。回车厢后心潮起伏，写了首七言打油诗：
铁龙载我驱大原，
回首不见长白山。
停车稍憩沈阳城，
飞身又过山海关。
雄师所向如破竹，
斩关夺寨无阻拦。
遥望南天硝烟处，
只嫌步小走得慢。
这是我写下的第二首所谓诗句，其中“斩关夺寨无阻拦”这句，是说在我强敌弱的形势下，经过“三大战役”后，所剩之敌逃窜的情景。到达天津自然会想到平津战役，会想到三个多月前（一月中旬）在此地全歼敌军十三万余人，活捉敌指挥官陈长捷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使天津这座大城市更增加了知名度。我还记得刘佰羽在东北大军南下与华北兵团合力作战时所写的战地报告，其中有一句说：“当他的先头部队在平沽线上旗开得胜时，他的后尾还在沈阳！”报告虽未说有多少人，但这句话足以说明我东北大军当时是多么的气势雄壮。
列车离开天津继续向南行驶，经过德州、济南、泰安等地后到达徐州。在泰安车站停留时，有许多乞丐端着饭碗，伸出瘦如干柴的手臂向我们讨饭，每个车窗都挤满了人。我见到这种情景一阵心酸，联想到自己幼年时曾经在大连车站讨要小钱的心情，也联想到国际歌中的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就随手抓了一把饼干放到了伸进窗里的手中，同志们看到后也都纷纷这样做。当然，这点饼干解决不了他们的饥寒问题，但起码可以暂时填下肚子。在车厢里，我们近坐的几位同志还就此讨论了一番，结论是只有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徐州车站停留的时间较长，因为换了火车，由原来的客车换成拉货的敞车。到了徐州又想到不久前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的淮海战役，此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很快被迫引退。我和其他同志议论起杜隶明，他先是在东北担任“剿共总司令”，失败后到了徐州，仍然指挥国民党军剿共（副总司令），结果当了我军的俘虏，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后我党给了他改过的机会）。此外，我联想到三国演义中陶谦向刘备让徐州的故事，我的家乡地方戏就是京戏，我从小就会哼几句“让徐州”的唱词：“未开言不由人泪珠滚滚，天甸重任我就要你担承。二犬子皆年幼难当重任，老朽我年迈也不能担承。”看来蒋介石还不如陶谦，死不肯向人民让步，那只有打了！历史上的陶谦与刘备，今世的蒋介石与革命人民，这二者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我当时的确想到了蒋介石不如陶谦自觉这点。
傍晚列车从徐州开动，这是一列货车，多数车厢没有挡板，是平板车。支部委员、队长都主动地坐在边缘，让同志们坐在中间，坐在中间的同志虽然比较安全，但要扯着边缘同志的衣服，以防掉他们下车去。车开动不久下了大雨，尽管五月的天气已转暖，但由于雨打风吹浑身浇透，觉得十分寒冷。当时大家根本顾不得这些，注意力在于坐稳，万万不能滚下车去。天还未亮就到达了终点站浦口，下车后都在站台上走动，浑身被浇的湿淋淋，只有不断的活动才能感到稍微暖和些，大家都没有干衣服可换，只有靠体温暖干湿衣，背包、书包也全湿透了，我的书包中的几本书，几乎都成了糊涂，晒都没法晒了，这让我感到很心痛、惋惜。一个小时后，东方出现鱼肚白，随后天亮了。吃过早饭就又登上了渡船向对岸南京出发。由于衣服仍然潮湿，大家都向渡船朝阳的一面拥去，一瞬间渡船倾斜了，上级立即下达命令“一律原地不动，一切行动听指挥！”接着又指示一部分人，从向阳的一面（东侧）撤到背阳的一面（西侧），即使如此，渡船尚有二十度的倾斜度，当时大家的心情非常紧张，直到渡船停靠在南京下关码头时，才舒过气来，有了安全感。
下了船到了南京，住在莫愁湖附近的公寓里，这些房屋是国民党伪国防部逃跑时空下来的，休息调整一天后，我们参观了中山陵和廖仲恺墓。中山先生是中国人民所崇敬的革命家，上小学时老师就说要称他为“国父”。虽然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的“天下为公”以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主张是非常令人敬佩和赞同的，我怀着向孙中山卧像深深地鞠了一躬，以示敬仰。第三天我们又参观了国民党的伪总统府，还特意地看了蒋介石的“总统”座椅。此时此刻，总统座椅孤单单地冰凉，它一度的主人携其官僚们夹着尾巴逃跑了，确切地说，是被中国人民推下了宝座，打倒了，打跑了！抗战初期，我也曾喊过“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但由于他消极抗日，立意反共、反人民，不久我成了反蒋的一分子。我想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胜利，想到代表帝、官、封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失败，看到空荡荡的伪总统府，既感人为之下历史是如此地无情变迁，又由衷感到扬眉吐气。
在南京，我们还游览了夫子庙等名胜，说实话，当时对于游山玩水是不感兴趣的，因为南京以东的上海，以西的武汉和江南大片土地还在国民党军手里，最令人关心的是全国何时完全解放，我们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随军南下干部大队的目的地在南京明确了，而后会被分配到江西，因要等待九江和南昌的解放，需在南京住上几天。那些时日，国民党的飞机还时常在南京掠过、盘旋，由此大家明白目前还并不太平，必须继续坚持战斗。我们是随军南下，没有在前线主攻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到一地都要积极做宣传工作，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宣传人民解放军布告（即当时的“约法八章”），此外还要发动群众，筹集粮草和人力、车辆等，尽可能做好一切后勤保障工作。
九江解放后，我们乘汉江号客轮（两千五百吨级），途经芜湖、安庆等地后到达九江，并在登陆后住进九江市银行的办公大楼。这时大家心情非常愉快，我和杨奎全、刘景业同志三个人喝了二斤白干酒，当时都喝醉了，杨奎全呕吐，刘景业则说南道北侃侃不休，我躺在地铺上沉睡，醒后感到肠胃翻涌非常难受，自此得出一个教训：“酒不可多用。”这个教训管了我一辈子。
在九江住了两天，乘木船经鄱阳湖进入赣江到达南昌。虽然乘坐的是木船，但阳光明媚，湖景怡人、风平浪静，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尽情观赏了芦山和鄱阳湖以及赣江两岸的美景，都显得格外地精神焕发，我还和县委书记来为民同志合作，清唱了几段京剧，当时他拉我唱，有捉放曹、空城计等唱段。到达南昌后，我们住在湖畔旅社，而后参观了周总理领导南昌起义的指挥部所在地（南昌大旅社），朱德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之一，起义的当时他是黄埔军校的分校长、南昌公安局长“当时称周总理为周恩来同志，称朱德同志为总司令）。南下大队统一组织了这次参观“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的活动，参观了周恩来同志当时的办公室，通过参观了解自此我党有了自己的武装部队，我的思想上进一步增加了对周恩来同志的崇敬。
在南昌驻扎这几天，有几件事情我想记下来。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工作地点定在赣县，也就是还要继续前进，而这时赣县还未解放。当时从南昌到赣州坐公共汽车也要两天，而我们只能步行，而且要边行军边打仗。我是经过长行军考验的，这次比在奔赴抗大时的负重轻多了，只有手枪没有步枪，而且在东北起程时就轻装了，把大衣、棉被等都交了公。当时是“战时共产主义”生活，自己的身体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更不用说随身所带的物品了。第二件事情：由于气候十分炎热，本已难以忍受，加之受战争影响市内卫生很差，湖水没人清理，烂荷花和堆积的垃圾臭不可闻，南昌市南郊有一座土山，没有树木，光秃秃的。所以许多同志说了怪话：“真是山穷水臭呀！”这话是对吕振羽同志而发的，因为吕振羽同志在安东做报告时曾描绘江南是“山清水秀”。“山穷水臭”的说法当然是一叶障目，吕振羽同志的介绍不仅在自然景观上是正确的，鼓舞北方同志到南方新区开辟工作的出发点更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对困难的一面强调不够，也是不应该的，第三件事情：县委书记来为民同志注意到我的行装太简单，借给我一条褥子，我推搡再三不肯拿，他说：“你只有一个被子，没有铺的，恐怕影响健康，南方的地面太潮湿了，要多注意。”这一番话使我很受感动，当时他的爱人黎磊同志也劝我“不要客气”。就这样我收下了褥子，晚上睡觉铺在身底下舒服多了，但不知为何，我天天晚上睡觉都出冷汗，把褥子都弄湿了。到赣州送还褥子时，黎磊同志在拆洗时发现褥子的上半部位棉花碎烂了一大片，为此当时我感觉很不好意思。1952年我任县长时到南昌参加会议，省委决定与会人员去医院检查身体，在照X光时医生问我：“你害过肺结核吗？”我说：“不知道”医生说：“你的右肺上部有钙化点，你过去下午不发烧吗？晚上睡觉后不盗汗吗？”我说：“有。”他说：“你曾患过肺结核，现在已经钙化痊愈了，不会有盗汗现象了。”我说：“可我并未治过它怎么会自己好了呢？”医生笑了笑说：“那是你身体自己与细菌作斗争取胜了。”由此，我对来为民同志当时主动借给我棉褥一事非常感激。后来和他还开了个玩笑：“你姓来名为民，来在世上是为民的，名符其实。”他也随口说：“我们都是要一辈子为民哪！你的名字也好，国通，要通行全国，中国这么大一下子通不了，得要徐徐通过，所以叫徐国通，这个名字对于革命来讲就是为民，所以我们是同志。”当时来为民同志是县委书记，我是区委书记，关于名字的此番对话，他表叙的很轻松，我则有些拘束。我称他为政委（当时不叫书记，因为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他叫我小徐，我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他已年近四十。第四件事情：经董型武同志（南下前是柳河县第三区区委书记）介绍，我与李桂兰同志建立了恋爱关系，她也是南下工作成员，南下前是柳河五区（孤山子）区委组织干事，过去相互之间认识但不熟识，彼此不大了解，因此第一次交谈的内容就是相互了解，谈及今后要互相帮忙，那次交谈，我与桂兰同志确定了恋爱关系并立了一条原则，既双方约定,在今后的随军行进过程中，未到达目的地前不再接触，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当时她表示自己身体比我健壮些，在行军中不需要我帮助。
从南昌出发了，一路徒步跋涉，到南方后虽然行装很简单负重不大，但酷暑、阴雨却是无情的。在我一生中，经受过两次异地他乡自然环境的考验，第一次是1945年在东北，经历了天寒地冻的考验；第二次是在南方的江西省，经受了酷暑加阴雨的考验。六月的天气，江西不是烈日炙烤就是阴雨闷气，感觉比天寒还难以忍受。天寒时行起军来愈走愈暖，而酷热的天气则愈走愈热，加上潮闷简直透不过气来。上述两种考验对我的意志力成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坚持艰苦奋斗的组成部分；有了这种作风就会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抗大校歌的歌词中就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的句子，每遇到艰难困苦时，我都会想到这个词句。
离开英雄城市南昌后，第一个大站是新淦县，进驻了樟树镇，这时我们既是工作组又是战斗队，所谓工作组就是担负着筹集粮草支援前线大军的任务，兼做宣传工作，着重宣传“约法八章”；而所谓战斗队，就是担负着维护城乡社会秩序的任务。当时我们都穿军装，都有军籍，都佩戴带武器（多是手枪）。记得我们十几个人到樟树村以东几十里的农村借粮时，沿途曾与小股土匪遭遇，我们打了几枪他们就逃跑了。虽然当时的形势是，我军迅猛前进、势如破竹，敌人节节败退、狼狈逃窜，然而我们还是时刻百倍地提高警惕，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战斗，甚至准备牺牲。那时当地我党的地方政府还未建立，我们的工作靠谁呢？就是利用原国民党留下的乡、保政权，他们中有些人跑了，有的人则留了下来，同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对于这部分人的适用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应该的，其印证体现了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第五条的威力。他们过去可能做过一些坏事，但应论功行赏，以功低过，我们的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现在，他们当中许多人享有老干部待遇。
在新赣县东约五十里的山区，我们五个人按组织的要求完成了筹集粮草的任务，这五个人除我之外还有刘景业、行树舟，其他二人记不住姓名了。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地主家里，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都躲了起来，留下的只有老妇和幼儿。当时来说，富豪人家大都害怕共产党和解放军，是与我们当时政策和许多谣传有关。如：对地主“扫地出门”“共产党杀人放火”等，关于“扫地出门”之说，确有个别例证，而“杀人放火”则纯属敌人的谣言。
在这个地主家里的床头上，我意外地发现了许多《新青年》杂志。于是，饭前饭包括晚上睡觉前，我都爱不释手的翻阅，其中登载多数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的文章，也有毛润之、瞿秋白、郭沫若等的文章，对瞿秋白同志的“论赤化运动”我特别感兴趣，他有些其他文章都是用江苏地方音写的，我很想把读物带走，但由于纪律的约束，加之阴雨天气不便携带，就舍弃了。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读过《新青年》。
上级传达了消息，吉安已经解放，命我们快步前进。当我们经过吉安时，敌军已撤离至城南二十余里，我们进驻吉安市阳明中学，第二天下午有敌机数架于空中投下几颗炸弹，由于飞的很高投得不准，炸弹都落到赣江和江畔上，没有造成破坏。这时的敌机再不象解放战争初期那样疯狂，配合地面进攻于低空轮番扫射，为所欲为，而是飞得很高，一呼而过，唯怕被我地面炮火击中，简直就是玩虚架子，真正的“空虚表演”。当时阳明中学大院内落下几片炸弹皮，我和刘景业同志捡起炸弹皮开玩笑说：“好铁，可以打成镰刀用”。
在吉安住了两天，组织决定，在吉安地区工作的同志留下，其他人继续南下，经泰和、兴国，支援配合主力部队攻打赣州。当我们到了赣州东郊茅店时，赣州的战斗还在进行，敌人在拼命逃跑，我军则紧追不舍，虽然是炮火连天，但声响却越来越远。我们几乎与主力部队同时从东门进入赣州市，大街上狼藉不堪，有敌人逃跑时丢下的行装、箱子、柜子、档案、纸张，被毁的车辆以及到处奔跑脱了缰的马匹等。敌机还在捣乱，间或进行扫射，总是一掠而过，不仅炸弹投得不准，子弹也击不中目标，我们对其根本无所惧怕。
赣州是此次南下的终点，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要在新的岗位上进行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