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暑野
1948年11月2日我军解放沈阳、辽沈战役结束，歼敌四十七万余，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歼敌五十五万人。
1949年1月31日我军进入北平。平津战役结束，歼敌和改编国民党五十二万余人。
1949年2月，县委找我谈话，问我：“如果你调动工作，由谁担任区长、区委书记合适？” 当时我在任区委代理书记兼区长。我回答说：“由副区长罗传勋任区长，由宣传委员吴作才任区委书记。” 1949年4月，我接到通知到县政府集中准备南下，罗传勋调任五区区委书记，吴作才任七区（大通沟）区委副书记。
话别吴作才和七区干、群
当时调动工作很简单，也就是通知一下，在区干部会上传达，对接替自己工作的同志做一些必要交代就可以了（不准用请客的办法欢送）。传达了文件后，我与吴作才同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征求他对我个人的意见，并对他的工作提出期许和期望。我俩谈的非常亲和融洽。吴作才同志也很诚恳，他先是赞许了我团结同志、艰苦朴素等优点，同时也对我提出了一条非常尖锐的批评，就是我曾在扩军中打了一个人一巴掌。他说：“尽管那个人对扩军有破坏的言论，但你不该打他！”我诚恳地接受了他的批评，并表示今后不再重犯（这一点我做到了）。临走前一天晚上，我们又促膝谈心到半夜，我赠他拙诗一首：
炕上盘坐叙情谊，
灯下促膝话别离。
不知何时再相聚？
举国遍地插红旗！
那时我不会写诗，对什么平仄、对仗，根本就不懂，由于感情的冲动就写了这么几句。1987年，河南师范大学组成参观团到辽宁大学参观考察，有缘与吴作才同志、罗传勋同志见了面，这一见，已是三十八年后的重逢，红旗早已插遍全国了（台湾除外）。吴作才同志时任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党委副书记，罗传勋同志是辽宁省科委计量局负责人。三人见面难耐激动、无比感慨，谈了话别后的许多情景。我的老伴李桂兰和吴作才同志的老伴肖雅洁都在场，罗传勋同志的夫人已去世了。我们在吴作才同志家共进了晚餐，按我们的标准衡量，晚餐是非常丰盛的。惜别难舍，大家都说，什么时候还能相会呢？都努力争取吧。毫不掩讳，由于年老体弱，加之经济条件的限制，再要重逢是困难的。但只要活着可以写信，可以互相鼓舞和安慰（至今我们还保持着通信关系）。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笔墨较多，这是因为我们在大通沟工作时合作得很好，是处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过程中，为了解放全中国，凡上级下达的任务，我们都完成得比较好，受到上级的表扬。或者从全国来说，一个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毕竟由于同心同志、一砖一瓦的结合，使我们结成了牢固的革命友谊！
1949年4月初，在一场中级降雪后，我们奉命南下的同志离开柳河到达辽东省委、省府所在地安东市（今丹东市），住在七道沟省委党校。此地此景，勾起了我对以往的怀想。少年时我曾在安东市坎子街的一家夫妻店当过两年店员，当时的七道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居住区，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禁区。在安东那两年我从不敢想涉足到七道沟去，而今天，不仅来了，我住进去了，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的学员！
此时我既是省委党校学员，又是待命出发的南下工作队员。
在党校学习的主要内容：（以下文字概叙或有不全）
（一）学习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特别强调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决不允许反动派养好伤，卷土重来。
（二）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促进革命在全国胜利，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学习了五种经济类型的内容即国营的全民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以及党对这些经济成分的政策；学习了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三）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这份布告是四月二十五日由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的，被称为约法八章，党、政、军和全国人民必须共同遵守，这八条的要点是：
1、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要与人民解放军合作。如有反革命分子或
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以严办。
2、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一律不受侵犯。号召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
业照常营业。
3、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在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
均须照旧供职，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
4、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它一切公益事业。
5、除怙恶不俊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国民党的其他各级人员，凡
不持枪抵抗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和侮辱。凡有一技之长而无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乘机破坏携款、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则予以严办。
6、散兵游勇凡投诚报到、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窝藏不报者，需受相当的处分。
7、废除农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但应先减租减息后分配土地。要努力耕种，提高生
产，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的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8、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并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按生业，保持秩序。
布告最后说：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
如上八条，不仅做为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而且是当时全党全民的行动纲领和准则。
四月二十二日，由辽东日报发了一份快捷报，标题是“万船齐发，排江倒海，我百万大军一夜过长江！”看了这份捷报后大家高兴极了，国民党统治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大概也要南下去开辟新区工作了。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二十二军的统治中心南京，更是大快人心。这时期我们还在继续学习，我在这时比较注意了用学习的内容来规范自己的行动，把约法八章逐字逐句写在笔记本上，要牢牢记住毛主席教导；不能让敌人卷土重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中“糖衣炮弹”；对敌对分子贯彻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这些内容不仅写在本上，而且能熟练地背诵出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牢记不忘。我想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我的回忆中仍写出来，以鞭策自己的晚年和有益地教育后代。因为担心时间长了自己可能会忘记，而我的后代们可能还不知道它。忘却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认为，忘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或根本不知道是可悲的、不幸的。毛主席曾说过，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否则老兵忘了，新兵不知道！可见它的重要性。在战争年代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无论前方还是后方，也不论军队和地方，几乎天天都在唱它。
三大纪律：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
第三、借人东西要当面归还。
第四、损坏了东西照价赔偿。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我在重新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回忆了历史，在1948年扩军时打了一个人一巴掌甚感惭愧！至于其余各条都基本做到了（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发过脾气，这当然也是不好的）。
1949年5月初，我们从安东启程南下，启程前辽东省长刘润泼在鸭绿江饭店为我们设宴饯行，原省委书记江华和新到省委书记张闻天作了动员报告，其中心内容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既要打胜仗，又要搞好生产和遵守革命纪律。对此毛主席作了概括的指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辽东省委常委、历史学家吕振羽也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话。他介绍了江南地区情况，强调山青水秀的特点，目地是鼓励大家前去。会后还每人发了由他著作的《中国通史简编》一部。为加强南下的领导机构，组成了辽东省南下干部工作团，由省委组织部长黄凯任团长，设大队和分队。我们的大队长是来为民，分队长时佑平，我是大队组织干事和分队支部宣传委员。根据工作团团部的指定，由我和余伯新同志担任打前站的任务，先行一步到沈阳筹集南下食品供应。余伯新同志南下前任长白县委秘书，我曾任柳河县政府秘书，都比较熟悉事物联系工作。我二人于5月5日乘火车到达沈阳，住在东北局第一招待所，第二天找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粮食局，联系调拨食品事宜。任务确定后，由余伯新同志负责与安东联系起程和到达时间，与沈阳车站联系车辆停靠地点。由我负责押汽车运食品。
食品库距火车站的路程相当远，汽车司机是一个日本人。说实在话，当时我对他一方面很不信任，倍加小心，一方面又要依靠他。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的警惕性非常高，因怕他对我下“毒手”，我的右手一直握着手枪，以防他借故停车，使我完不成任务。所以我总是鼓励他，说他“车开的好”。车上拉的主要食品是麻袋包装的军用饼干，共计拉了十余车。当时进出工厂大门的手续非常严格，每进一次门都要把香烟火柴交给门岗，出门时一包一包的查件数，看是否差错。最后一车出大门时，发生了问题，原因是在库房装车时，有个麻袋破碎了撒出一些饼干（约十斤左右），仓库人员临时找了个袋子包装好后放上车，但未在货单上写明。当车开到大门口时，经查多了一件，我说了原因，两个门岗人员仍不允许出门，非叫我跑回去修改货单不可。我计算了一下时间，这个时候火车已经到站，如果跑回去修改货单后再回来，很可能影响发车时间。于是，我就决定把多出的那个稻草包搬下汽车不要了，然而门岗仍是不允许，我一怒之下掏出手枪气愤地说：“是你们做错了，还怪我”。一面上了汽车指使汽车司机“开车”！车开了，我听见门岗嘟囔着骂了一句，当时有些生气，途中司机对我说：“你的，有胆量的。”
到达车站卸下最后一车干粮后，我轻松极了，因为完满完成了任务。这时，我伸出了右手与那个日本司机握了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同日本人讲和气。是情不自禁的自然表现。因为他配合我完成了任务。在此之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我对日本人几乎是统统厌恶。（我只能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来写）。我和余伯新同志各自完成任务后上了火车，由于疏忽，车上没有给我们留位置，临时安排给我们挤了两个座位。车上拥挤不堪，我的书包里装有博古校译的《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吕振羽的《中国通史简编》、大连版的毛泽东选集单行本还有笔记本等，书包装的满满的。因找座位时书包挤到了车窗上，挤碎了火车的一面玻璃，为此我在支部会上做了检查，接受了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