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县级机关返回柳河镇，对县区两级机构进行了充实和建设。战争向西、向北推进到山城镇、东丰、辉南一带。在山城镇一带击溃敌新六军第二十二师的战斗中，缴获甚丰。我记得其中有两门大口径榴弹炮，并在柳河城东门外广场做表演射击，目标是城南山上敌人留下的碉堡。炮弹发射简直是撼天动地，震耳轰鸣，地上的沙土飞扬，喷在身上，打到脸上，生生的疼。然而，我们的心情却非常喜悦。我们有了重武器，又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送来的！
1947年7月，辽东分局土改工作团在宣传部长刘芝明率领下到达柳河，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我听了刘芝明同志的动员报告和会议传达的陈云同志指示，报告和指示使我当时感到非常深刻。主要几点是：1、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特别是强调满足贫雇农的要求。2、摧毁封建势力，让贫雇农当家作主，在土改运动中要站稳立场，即站在贫雇农一边，与地主、富农划清界限。工作队员一进村就要访贫问苦，住在贫雇农家，与贫雇农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动员报告后，我被分到八区（圣水河子）马鞍山村担任工作组长。我们这个组共有6个队员，进村后第一个难题就是住房，到底那些人是贫雇农呢？住错了怎么办？（慢说是地主、富农家不能住，就是中农家也不合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商量决定先住在祠堂里，待“访贫问苦”后再住到贫农家。我们所进行的土改不是“和平土改”，不是简单地分分土地、房屋和耕畜、农具等，而是“斗争土改”，要当着地主的面，算剥削账，诉受压迫的苦。那么谁是地主呢？这又是一个难题，必须按政策规定来划分，但又不能按部就班的进行。当时非常强调运动要搞得轰轰烈烈，强调像“秋风扫落叶”那样的快，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开群众大会，把什么样的人是地主告诉群众，让群众确定对象进行斗争。这种方法不可能不出毛病。我记得在当时打人骂人的现象都发生了。
柳河的土改是作为辽东地区的试点县进行，自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缺点、错误的教训。为此曾在辽东局领导层引起争议，也引起党中央的关注。我听了传达党中央的结论，认为陈云同志领导下的土改运动，从总体来说是成功的，所发生的问题“是左的偏差，不是路线错误”。这就可以看出，在辽东局领导层里，曾有人认为是犯了路线错误。
我个人回忆这段历史认为，把地主的封建所有制摧垮，农民在农村当家做了主人，应该首先肯定这两条根本的成绩。至于出的偏差也绝不应忽视，应当重视和纠正，否则会走向反面。例如：打人的现象是较普遍的，有的人还认为打人是正确的。我记得当时三纵队后勤部一位领导人批评在斗争会上打人现象，就受到刘芝明同志的严厉批评，说他立场有问题，忘记了敌人对革命者的残酷镇压。这一批评从阶级感情上是说得通的，而从政策上是不正确的。又如在分地时，按顺序插牌占地，贫雇农先占，然后富农占，最后是地主占，结果是地主、富农分得差地、远地，还有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的利益。我曾直接听到刘芝明同志说：“为了满足贫雇农，可以拔保护中农这个‘钉子’（大意如此）”。在审查干部时，采取了由贫雇农团“搬石头”的办法也是很不恰当的。所谓“搬石头”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干部排成长队，由贫雇农（代表团）从排头到排尾察看，把“有问题”的人拖出来。所谓有问题的人就是家庭出身不好，有点历史问题等，当时也有因个人恩怨而被拖出来的。柳河县直机关干部在运动中就是用这种办法审查的，这种办法当然是不正确的（上述问题在1948年春的土改纠偏中得到了认真的纠正）。
1947年12月底，作为新年献词发表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指出要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改的基本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同时指出，曾经在1931—1934年实行过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政策，也不应重复。1948年2月末，又传达了毛主席《在晋缓干部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是党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正是于1948年2月底时，由县府机关调往柳河第七区任区长，后又为区委书记兼区长。在任期间，主要是按照上述总路线进行工作的。这段时间是处在敌人节节败退，我军节节进攻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党、政、军、群的情绪都很高，在大好形势下和在“保家保田、”“翻身不忘本，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鼓动下，农民踊跃地缴纳公粮、出担架、马匹支援前线，青年们积极报名参军。但工作中的难度也不小，主要有两点：一是土改中所发生的偏差纠正起来很不容易，贫雇农分到手的土地和农具要进行调整，不但贫雇农想不通，村干部也想不通。要反复的进行思想工作。由于中农被侵犯了的利益（土地、车辆、牲畜等）要退还，他们一面生气，一面说风凉话，从而引起贫雇农的不满。对于这些不满情绪的说服工作，都集中在工作队和区干部身上。尽管如此，在经过反复地、艰苦的说服后，这项政策还是得到了落实。当时还出现有一个大困难，因1947年秋季过早的霜寒，高粱、苞米正在灌浆时被一场严霜打死，使农业严重欠收，在这种形势下还要支援前线，难度自然是很大的。我们的口号是“生产、救灾，千方百计挖掘潜力支援前线”，提倡互救、互济，投亲靠友渡过难关。当时的区干部、工作队员与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吃糠咽菜，不仅不搞特殊还要帮助群众，特别是解决特困户的困难。1948年秋收前，干部和群众都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度过的，而前线则是捷报频传！
难关渡过了，我们区不但没有饿死人的现象，而且经过一番努力奋斗，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1948年秋获得了农业丰收。
从1948年2月至1949年4月，我在大通沟工作期间，比较认真的学习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在晋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重要文章，通过学习，使我牢牢记住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割除；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部分的学习了《资本论》，进一步明确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实质；学习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懂得了一些哲学原理，这个期间，我还阅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正是通过这些学习与领会，对我之后的成长起到了有助有益的作用。
在这段期间，党内进行了整风。当时叫三查三整，一些人因男女作风不规，犯了错误受到处分。六区区长和区委书记因贪污受到撤职处分。个别因手脚不干净，占小便宜构不成贪污的人，受到点名批评。以上这些事例，对自己都有教育意义，由此，在1948年，我写下几条规则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以规范自己的行为：
1、艰苦奋斗，做好本职工作。
2、站稳立场，不包庇地主阶级。（在当时强调站在贫雇农一边）
3、作风正派，不犯男女关系错误。
4、手脚干净、不贪污。
当时我个人以为，能做到以上四条就不会犯大的错误，这四条不仅长期约束规范着自己的行为，而且还经常照此来警示自己的下级，并以此注察着上级领导的行为。在大通沟区时是如此，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也都如此。我以为这几条与党章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且在实践中我的确感到是有效有益的。那时我个人水平尚达不到一定高度，基本上不懂什么路线问题，直到59年反右倾以后，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步提高，我才感到仅有那朴素的几条不够了，而不包庇地主的条款也过时了。在路线问题上如何是好？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我在东北工作期间，还受到了一次不寻常的教育，那大约是在46年末，东北局提出：东北的革命队伍中有“先来后到”、“带枪徒手”、“花花世界”、“战战和和”的影响（还有两条我记不清了），因此要顾全大局，加强团结，互相关怀，要教育干部战士经得起城市生活的影响，不要被金钱、美女拉下水，要立足于艰苦奋斗，不要对国民党的和平口号抱幻想，要打败国民党的进攻等。这些内容带给我的影响很深刻，不仅在当时，而且影响了我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