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台阶上瞭望玉皇山和通化市，白雪皑皑。大楼前的广场上几百名俘虏已排成方块队形，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尸体，基本上都是日本人。满地的洋刀木枪、棍棒匕首、铁榔头斧子和少数步枪、手枪，现场还有敌人跑掉的鞋子、帽子、绑腿用的草绳（因冰天雪地他们怕打滑而用草绳把鞋子捆在脚上，一方面怕脚步声，一方面怕掉鞋）。整个现场狼籍不堪。此情此景，使我联想到如果不是事先破获了敌人的阴谋计划，并采取了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在夜间三、四点钟，人们酣睡在梦乡里时，这些野兽们闯进大楼，将会有多少同志惨遭不幸。
我注视着俘虏队伍，发现其中有一个昨天还在专署挑水的日本人，还有一个专署理发员，我气愤极了，要求把他们拖出去处决，夏骏青同志拒绝了我的要求。
战场很快打扫干净了。我们都集合在大门前，专员、秘书长、处长一个不少。我和宁有才、宋绍文同志如旧站在一起，互相询问了战斗情况。他们一夜都守在三楼的东楼梯口，敌人没有对那里冲击，他们的子弹也没射出一颗。警卫班的手枪子弹几乎打光了，因为他们是在正面的中间楼梯口，那里曾发生过多次争斗，据说当时警卫连的子弹也所剩无几了，难怪专员和秘书长几次叮嘱大家节约子弹。
蒋亚泉和夏骏青等专署负责人，亲切地和通化支队的同志们握手互致问候。广场上，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沮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化支队押着俘虏离开了，数辆大卡车装着敌人的尸体也离开了。我们胜利了，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当天，夏骏青同志向我们报告了战斗的情况，敌人有500余人进攻专署大楼，死亡几十名。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他是一个好党员，是一位班长（可惜名字记不起来了），在战斗打响之前，他在巡逻中被暗算，当时，可恶的敌人把他摔倒在地，嘴上堵了棉花连刺了几刀，他躺在了血泊中。接着我们去看了现场，死者在大门东侧墙角，身上滚满了雪。以此推断，他在生前是与敌人经过了一场搏斗的。我们脱帽向这位死难的同志默哀。夏骏青同志说：“我们的同志既勇敢，又机智，这场战斗没有其他人死亡，仅有几位受伤的。这真是万幸啊，万幸”。
这个事件给我们上了十分重要的一课，它告诉我们：黎明前还有一段黑暗，春天来了，还有刺骨的严寒。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投降了，但他们并不甘心灭亡，还会做垂死挣扎、想死灰复燃。我们绝不可有麻痹大意、和平安逸的思想观念。这次暴乱就是一个警示。（是啊，紧接着就是美、蒋勾结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战争很快就开始了）。
（三）搜捕残敌 藤田落网
大年初二，皑皑的白雪把整个通化市装扮得十分素洁美丽，挂满玉雪的枝头被压得弯下了腰，有时随风上下起伏，有时左右摇摆。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在这新春佳节，这迷人的景致该是多么美妙啊。
我一夜没有睡觉，又冷又饿又疲劳，原想吃过早饭睡上一觉，可一碗高粱米饭刚吃了一半，司法科朱科长就匆匆赶来对我说：“快、快！有任务，首长让你我领一个班到监狱助战”。我放下饭碗站了起来，他附在我耳边说：“还要搜查孙耕尧的家”。我顾不得吃饭，随他就走，刚走出大门口，一个班的同志已经候在那里了。朱科长说了声“走”，我们就以急行军的速度奔向监狱，到达监狱后，战斗已经结束，攻击监狱的敌人和向外冲的犯人已经都被消灭了。于是，我们辞别了执行任务的同志（忘记是公安局还是通化支队），直奔孙耕尧家。他的家在通化市南部，是几间宽敞的平房，还有围墙，我们走进房间，那里空无一人，孙耕尧全家都跑了，细软已带走，剩下的只是一些空箱子、柜子和盆盆罐罐。我们刚返回专署，秘书长夏骏青就通知开会，会上宣布宁有才、宋绍文到警卫连任排长，我到连部任文书，并决定我们三人每人带一个班搜查日本居民区，具体任务是捉拿残敌特别是藤田，收缴兵器、向日本侨民宣传党的政策。
日本侨民区在专属大楼西面的一个山坡上，远远看去一片洋房。这个殖民区域与附近中国居民区陈旧的房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检查。搜查到的屋子里基本上都是只有女人，也就是说，这里的男人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暴乱。我们每到一户，这些女人们都是毕恭毕敬地迎送，小孩子则十分恐惧。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这样规矩。在我们搜查过的几十户中，只有两个老年男人，这两个人都不是藤田，而藤田被其他搜捕组的同志捕获了。
我们的宣传工作是非常及时和出色的。二月五日上午，我们分若干点集合了日本侨民，向他们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并将宣传内容用日文印成传单发放，这些传单主要是揭露孙耕尧、藤田狼狈为奸与与人民为敌的罪行，讲明日本侨民和家属是无罪的，但均应奉公守法。
（四）暴乱的始末
敌人的暴乱策划和布置可以说是周详的。我们粉碎这一暴乱的指挥和措施可以说是英明出色的。
我所了解的基本情况首次是听专署民政处甘处长传达的。这是在二月二日晚七时许，也就是暴乱前八小时向专署机关党员干部们传达的。详细情况是二月五、六日（记不太清楚了）彻底粉碎暴乱后由专员蒋亚泉报告的，地址是在通化市的一个剧院里。报告的内容如下：日蒋勾结制造暴乱为什么选在通化市？这是因为1、日本宣布投降后，把许多日本人集中在通化市，这就为暴乱提供了人力基础，加上战犯藤田逍遥法外是个难得的指挥员。2、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孙耕尧住在通化市，其熟悉当地情况，有利于潜伏和拉拢群众。当我军进驻通化市，人民政府建立后，孙耕尧就潜住在沈阳，接受了蒋记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指示，勾结日本人发动暴乱，推翻人民政府，建立伪政权，迎接国民党军队，以达到日蒋亲善的目的。孙耕尧接受指令后很快回到通化，与藤田勾结并秘密策划达数月之久，聚众达九千余人（他们佩戴的袖章是九千余号），大部分是日本人。由此可见，他们决定在公历二月三日举行武装暴乱是煞费苦心的。而利用中国人民欢庆春节的习惯，选择凌晨三时四十七分则更是挖空心思。他们考虑到这个时间段，人们经过一夜的欢乐后会疲劳入睡，此时下手，可以攻我不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敌人没想到的是，这个所谓的妙算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通化党政军民的英勇斗争中被彻底粉碎了。
事先得获敌人的暴乱计划，是我们胜利粉碎暴乱的决定因素之一。敌人的暴乱计划是怎样被我们破获的呢？这要从通化市县大队的一位指导员和一位普通战士说起（可惜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我相信是会查询到的），我认为这两位同志是立了头功的。这位可敬的战士是刚参军不久的通化人，在我们破获敌人暴乱计划前，他独身一人行经转盘街时，被一个本地熟人叫住，并领他到了临街的一个楼上，这个小楼就是敌人暴乱的指挥部所在地。上楼后，他们就软硬兼施，逼迫这位战士报名参加暴乱，并以金钱、美女引诱他，说如果参加暴乱，成功后给官做，给漂亮的女人还给许多钱，如果拒不参加就把他处死。在威逼之下，这位战士签了名。敌人给他布置了具体的任务，让他在市、县大队里发展成员，杀害市县大队领导，待暴动信号发出后，里应外合夺取市、县政府，并商定了联络地点和信号。
这位战士回到市县大队后，内心斗争十分激烈，寝食不安甚至神志恍惚。他想到大队和连队领导的教育：“民主联军的战士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团结统一，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十四年的血腥统治不能重演”。想到指导员对他慈爱的关心照顾：给他讲革命故事，讲穷人翻身；给他捉虱子、盖被子；给他找医生看病，亲自给他送病号饭等等、等等。从而他告诫自己：“我怎么能做丧尽天良的事呢”？这位战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找指导员倾吐一切。而此时指导员也敏锐地觉察到他有什么心事，就去找他谈心，两人一见面，战士就一头扑到指导员怀里失声痛哭。经过指导员安慰平静下来后，这位战士把敌人的阴谋道了出来。指导员表扬了他的勇敢行动，称赞他是人民的好儿子；战士也称指导员是他的亲哥哥好领导。他问指导员自己现在应该怎么办，指导员说：“你马上镇定下来，一切照常，我这就去请示领导”。指导员立即将此情况向大队领导、市县领导做了汇报，并迅速向通化地区最高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决定：“要保证这位战士的安全，表彰他的行为，继续让这位战士与敌人保持联系，进一步了解敌人内幕”。并决定于×月×日（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搜捕转盘街那座小楼。由这位可敬的战士做向导，当时的搜捕行动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是非常成功的。
非常庆幸，省分委（地委）领导机关不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当时党的机关不公开，不挂牌子，省分委办公地点挂出的牌子是“通化建国联合会”。据说暴乱前敌人曾打听过“建国联合会”是什么意思，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搞经济建设的”，因此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省分委的自卫力量相当弱，没有战斗部队，只有首长的警卫员和少数干部及随身携带的自卫手枪。如果这次暴乱省分委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之一，那么，我们党的首脑机关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
这场战斗由于是敌人秘谋策划的偷袭，又是在深夜进行，加之我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我们对敌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心中无数，使人感到格外的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破获了一份可贵的材料——敌人的暴乱计划和敌人打入我们要害部门人员的详细名单。所以，打入我要害部门的敌人在暴乱前均被我们逮捕或拘留看管了起来。这样，就使我们能够除掉极大的内部隐患并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也由此使得敌人原计划开出飞机和坦克助战的阴谋均未能得逞。
事件发生不久，我在收音机旁听到了延安广播电台的播音，它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这一日蒋勾结的可耻行为和可耻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