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三时十七分，在吉林省通化市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反革命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和已降的日本关东军师团参谋长藤田密谋发动的。直接参与武装暴乱的达九千余人，大部分是日本人，也有一些中国人，其中还有一些被拉拢者，分别潜伏于我通化专员公署、专署警卫连，市、县政府，市、县大队、航空学校、炮兵学校、电灯公司、电话局等要害部门。
我当时在专员公署工作，直接参加了保卫专署大楼的战斗，参加了搜捕残敌的斗争，听取了关于暴乱始末的报告。现根据我的回忆，记叙下列事实和情景。
（一）解放后的通化市人民沉浸在欢乐喜悦之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抗大一分校按照上级指示，由山东开往东北，最后一批学员在通化快大茂子村分配工作，我和宁有才、宋绍文等同志分配到通化专员公署。宋绍文任教育处科员，宁有才任民政处科员，我任秘书处科员。
专署办公大楼系原伪满通化省政府办公大楼。当时我亲眼目睹到，通化市人民当时沉浸在解放的欢乐之中，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喜笑颜开，商店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戏院里座无虚席。我们参观了通化葡萄酒厂，那里的工人同志有秩序、紧张地劳动着；还参观了为我军培养第一批航空驾驶员的航空学校。在教练机上，我的同学向我们介绍了飞机的性能和构造、飞行原理等。人民政府（当时在通化主要有专员公署和市、县政府）有效地行使着职权，人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当时有通化支队、市、县大队等）和公安部队。炮兵学校等也设在通化市，各类学校均已开学……。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通化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了。我当时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寒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临。和平、建设、幸福得到了体现，不仅一派祥和，甚至已经得到了美好的享受。每到星期天或每天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宁、宋和我在秘书处、教育处、民政局等地方聚在一起，或在地毯上盘坐、打滚，或坐在沙发上左右转圈，或到戏院看戏，那种情景，简直是美滋滋地妙不可言。
（二）大年初二的春寒，惊心动魄的大暴乱。
然而，现实并不像我天真的想象那样，革命并未成功，斗争仍是严酷的。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日晚七时许，专员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在会的党员我记得共有十几位：蒋亚泉（专员）、夏骏青（秘书长、支部书记）、甘××（民政处长、支部委员）、杜平斋（教育处长）、郭绍仪（教育处付处长）、刘西淼（公安处长）、朱××（司法科长）、总务科长、宁有才、宋绍文、徐国通、田洪起（秘书处的警卫员）、专员的警卫员（名字记不清了）。会议由支部书记夏骏青同志主持，蒋亚泉、甘处长传达了省分委紧急指示，大意是：“提高警惕，立即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暴动阴谋”。传达中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勾结日本关东军已投降的师团参谋长藤田，阴谋策划发动暴乱。这一阴谋已被我公安部门破获，其总部设在转盘街一栋二层楼上，经抄查，缴获了全部暴乱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二月三日凌晨，首先占领电灯公司、电话局，三时四十七分，玉皇顶上发火为号，电灯三亮三灭，各路发起总攻。一路占领通化支队（我军分区）；一路攻占专员公署；一路占领公安局；一路攻占航空学校。并开出坦克若干辆、飞机若干架助战；一路攻进监狱，放出被押的关东军大佐以上战犯；一路攻占市、县大队和市、县政府。打入上述各单位的潜伏人员需伺机而动，在未取得“胜利”前仍旧隐蔽，以防万一失败后准备再举……。在缴获的文件中，有潜伏在各单位的具体人员名单，在专员公署内潜伏者有十余人，其中有警卫连的两个排长、一个文书、一个机枪班长（名字我已记不住了）。
敌人的总负责人是孙耕尧。这个可耻的汉奸卖国贼，为了表示效忠日本帝国主义，将其名字中的“尧”字加上“日”字旁，改为“晓”字。总指挥为藤田。他们还起草了“胜利”后的布告。查抄时，孙耕尧被我捕获，藤田逃跑。上级分析，由于其总部被抄，计划暴露，暴乱分子很可能不会按原计划进行。但也不排除由于藤田在逃，其力量一未暴露，二未受到打击，有可能按原计划进行的情况。我们的一切行动，须按后者做好防备。
传达完上级上述指示后，专署领导和支部决定：
（1）成立指挥机构。指挥部由蒋亚泉、夏骏青、甘处长、朱科长组成。蒋亚泉负责对外联系（主要是打电话与领导机关和通化支队联系）；夏骏青负责军事指挥，朱科长协助（夏骏青当过县大队长、副团长，朱当过军事股长有战斗经验）。
（2）收缴一切留用的伪职人员的武器，包括长短枪和洋刀等。
（3）派专员的警卫员担任警卫连长，秘书长的警卫员田起同志为政治指导员。两挺机关枪由连长、指导员分别操控（在当时的情况下，此举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因为要封住大门不被敌人攻破，机枪的威力是最大的，而机枪班长是隐藏敌人。至于其他人怎样？不可随意轻信。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在反暴乱战斗时，敌人几次蜂拥欲从大门冲进，均被两挺怒吼的机枪镇压下去了）。
（4）警卫连的两个被拉拢潜伏的排长和机枪班长、文书，一律拘留看押。
（5）由连长、指导员率领警卫连守住一楼和二楼，但不准到三楼。这一措施的用意有两条。一是坚持抵抗不能后退，二是防止隐藏在我们内部未被查明的敌人闯到三楼。
（6）所有在大楼住宿的干部（当时没有职工宿舍，外来干部都住在办公楼里）一律住到三楼，并分工守住三个楼梯口。公安处长刘西淼和我被分配把守三楼西楼梯口，宁有才和另一位同志守住东楼梯口，其他同志均布置在中间大楼梯口。我们守卫三楼的人没有重武器，但每人至少有两把手枪，有的同志还有手榴弹。当时，专署还有十二人的警卫班，都佩戴驳壳枪，也住在三楼，主要任务是守卫中间楼梯。
安排就绪后，夏骏青同志宣布各就各位，这时已是夜间十一时，我和刘西淼同志到达了三楼西楼梯口。
夜幕笼罩着的整个大楼非常肃静，天气十分寒冷。这是大年初一之夜，此时此刻，我思绪万千，不知三点四十七分到了的时候，究竟会怎样呢？谁也不敢料定会不会发生我们准备对付的事件。常言说，人逢佳节倍思亲，而此时此刻，什么家呀，父母亲呀，兄弟姊妹呀，在脑子里一点位置都没有。我焦急的、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三点四十七分的到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电灯是否会三明三灭，注视着玉皇山是否有火焰（那几个小时感觉特别长，简直是度时如年）。
暖气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外面下着小雪，东北风嘶嘶作响，只觉得寒气袭人。我戴着皮帽，放下帽耳，但鼻子却冻的难以忍受。我看到刘西淼同志的睫毛和稀疏的胡须全蒙上了白霜，他看看表，低声向我说：“三点四十分了！”我更加紧张，心咚咚直跳。正在这时，嘭的一声枪响，我不由自主“啊”了一声，接着就感到两耳嗡鸣，一股火药味迎面扑来。在中楼梯口处，传来了夏骏青同志严厉责问：“怎么回事”？刘西淼同志对着我的耳朵连声说：“我不小心，枪走火了”。他指着水泥地面说：“你看，打了一条小沟”。我低头一看，这个小沟就在我身边，我的棉鞋被撕开了一条口子，原来这颗手枪子弹碰到地面后，弹了出来，从我的棉鞋底边穿过，但没伤着皮肉。夏骏青同志正在继续查原因，忽然电灯灭了，他急忙回到中楼梯口，大声呼喊：“同志们，准备进入战斗”！话声刚落，电灯又亮了。刘西淼同志看着手表，时针正是三时四十七分。我们明白了，敌人果然完全按计划行动了。接着又是一灭、一亮、一灭。整个通化市一片漆黑，我向东南方向的玉皇山看去，果然腾起一炷熊熊火光，顿时杀声连天，敌人向大楼冲来。不消说，通化支队、市、县政府等单位此时也在迎战了。我们的机枪在吼叫，步枪、手枪不停的射击声，手榴弹的轰鸣声响成一片，这些声响在夜间的大楼里，比在野外重磅炸弹的声音还要大，简直震耳欲聋。
战斗中，夏骏青同志反复地大声呼喊：“同志们！坚决顶住，决不后退！通化支队快来了，上当受骗的兄弟们，你们不要听信敌人的话，和我们一起战斗吧，你们立功的时候到了，对你们的过错，我们不予追究，如果你们执迷不悟、轻举妄动，就坚决消灭。”他喊累了，就由朱科长接着喊。约战斗了一个小时，蒋亚泉同志从四楼下来，反复交待：“千万节约子弹”。他的用意很清楚，如果子弹打光了，在敌众我寡这种彼此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将意味着什么。夏骏青同志会意，他对专员说：“请继续与通化支队联系，快速派部队支援”。蒋说：“开始我联系上了，支队司令部说他们也正在与敌人战斗，暂时拿不出力量支援，现在又联系不上了，电话不通，有可能电话局被敌人占领了，或者我们的总机在一楼被敌人破坏了”。这时一层楼正在激烈的战斗，警卫连的一部分已撤到二楼，并把火力主要集中在二楼正中楼梯，直接向大门口和大厅射击。连长和指导员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即是全连的指挥员，又担任机枪手，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是那样机智顽强，身先士卒带领战士英勇战斗，使敌人的尸体布满了门庭和大门口。作为指挥员，夏骏青同志的指挥是出色的，面对敌人的强攻，他镇静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布置战场，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中间楼梯口，因为只有中间宽敞的大门和楼梯才能冲进大批的敌人。夏本人身先士卒，多数时间在中间楼梯口，时而抽出时间到东西两侧视察。并一再严肃交待：“绝不能让敌人从两侧冲上来”。同志们坚定地回答：“请领导放心”。说实在话，起初我是有些害怕的，担心一旦敌人蜂拥而上，两支手枪怎能抵挡呢？我问西淼同志有无把握？西淼同志是公安处长，年岁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比我要老练的多，也自信得多。他对我说：“我们除了手枪外，还有两把洋刀，假如敌人上来了，我们可以一刀一个的将其砍下去”！经他这一说，我的勇气倍增。
这时，冲杀声、枪声更加激烈了，警卫连的一个班长神色慌张地来到我们守卫的楼梯口，连声说：“敌人打上二楼了”。他苦苦哀求放他上三楼，因为战斗打响前领导有言在先，为防不测，不允许楼下的任何人上三楼，于是，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你不能当逃兵，快去战斗”。他还是要求上楼，说着一只脚已登上楼梯，我和西淼同志厉声对他说：“如果你在往上走，就打死你”。他无可奈何的退下去返回了战斗岗位（后得知他并不是坏人，只是怕死怯战），返回战斗岗位后，表现的还很勇敢。在战场上做为战士，面对敌人不战则死，这是逼出来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忽然，机枪的吼声单调了，由原来的咚咚咚（捷克七五式机枪声）、咯咯咯（日本六五式机枪声），变为只剩下咚咚咚的声响了。朱科长气喘嘘嘘地来找我说：“国通同志，给你个新任务，咱们的六五式机枪坏了，必须抓紧修复，你的任务是看管和催促那个机枪班长，尽快修复机枪。”说完他领着我到了一个房间，那里坐着一个粗壮的人，他就是机枪班长，在他面前放着那挺打坏的“六五”机枪。朱科长说了声“要提高警惕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我手里端着一支蛇牌手枪，子弹上了膛，手指轻轻地压在扳机上，对这个班长说：“快修吧，越快越好，修好了就会将功折罪。”他点了点头，，马上动手拆卸检查。这时，这间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比我粗壮，并持有那挺机枪，如果突然向我砸来，是难以抵挡的。我感到十分紧张，但我的优势是有手枪。人在急中是会生智的，我想出一个主意，不客气地对他说：“你把身子转过去，面对窗子”。他乖乖地服从了命令，这下我放心多了。我站在他身后，枪口对着他。当时天气特别冷，冻得人简直难以忍受，我的手已冻得麻木了，但手指仍未离开扳机，我咬紧牙关坚持着，嘴里不断地对那个机枪班长说：“快一点、再快一点”。约莫过了有十五分钟，他说：“毛病不大，修好了”。我听了很高兴，高声喊朱科长，由于枪声和冲杀声太大，朱科长未听到，我只好离开亲自去找，当我回来时，看到这个“班长”没有妄动，仍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机枪又咯咯咯地响起来了，这时，窗户已隐隐发白，但糊满冰霜的玻璃使得我无法看到外面的情况。
正在这时，楼外突然传来了呼喊声：“同志们！坚守你们的岗位，不要向楼外打枪，我们是通化支队，来支援你们了”。楼内响起了夏骏青同志显得沙哑、但仍然十分有力的声音：“通化支队来了，把敌人坚决消灭掉！”警卫连的战士们呼喊着“杀！杀！”很快就把敌人统统赶出了大楼，在两面夹击下，敌人乱做一团。“快投降，不然就打死你！”的喊声此起披伏，多数敌人丧失了战斗的勇气，举起双手投降，有的跪在地上饶求，少数顽抗分子当场结果了性命。在英勇的战士面前，“武士道”精神也不灵了。我还在看押着那个“班长”，心急火燎的，恨不得一步冲下楼去，冲出大门，打出几梭子子弹（要知道那几个钟点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我连一颗子弹也没有送出枪膛），可又不能违反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的严格纪律，看到朱科长、刘科长来了，我立马恳求离开这个小屋子，要到外面去厮杀一阵。朱科长说：“战斗已经结束了”。我说：“打扫一下战场也可以”。他同意了。我加快步伐下楼，刚迈了几步，就被满地的子弹壳滑倒，膝盖骨碰伤了，两个手掌也擦破了皮，但很快我就爬了起来，二楼空荡荡的寂无一人，整个楼梯台阶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子弹壳和手榴弹片，脚碰到弹壳朗朗作响，而底层得整个大厅布满了尸体，我迈过许多尸体出大门时，战斗已经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