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抚顺又出发了，若干天后到达通化。这时天气更加寒冷了，冒雪行进，一路上还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最主要是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每到一个城镇都见到有“维持会”的办公地址，但当我们在墙壁上写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标语后，“维持会”的牌子就不见了。所谓的“维持会”，其实就是国民党人和亲国民党者组成的，还有日本投降后由“维持会”组织或自发组织的“保安队”，他们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班在“打前站”的路上，缴获了一个队（相当于一个连）的武装，当听到我们大喊“放下武器”时，他们就弃枪逃跑了。在这一段行军过程中，我积极参加了写墙皮标语的行动，由于天特别冷，写标语时石灰水粘在刷子上很快就冻住了，所以写标语时速度得快。天寒地冻，我的心却是热的，因为我入党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在新宾县（当时叫兴京县，是满族皇族的旧部），我们排练并演出了话剧“三世仇”，我在此剧中扮演了一位贫苦老人，演出效果不错，我在台上看到观众被感动得直掉眼泪。
到通化后，我们驻防在市南郊“快大茂子”村。这个村大部分居民是朝鲜族。这已是11月下旬，天气很冷，我们上至校领导，下至教职员工和学员，都还只穿着单衣军装和一件毛衣。我们接到命令到市内听首长讲话，地址在市内一个大剧院（记不清是什么戏院了）。台上坐着我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员、炮兵司令朱瑞和通化专员公署专员蒋亚泉、抗大学校政治部主任徐××（记不清了）。报告会主持人徐主任介绍说：“朱瑞同志是山东的老首长、山东分局书记”。听了介绍后大家热烈鼓掌，当徐主任说：“请朱瑞同志讲话”时，又是一阵热烈鼓掌！朱瑞同志站起来向大家抬手致意后，开始了他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同志们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天这样冷还没穿上棉衣。我却穿了一件皮大衣，这件棉衣是蒋专员供给的，我心里很不好受，就这一件，也不能切开分配给各位同志”。说到这里台下一片呼喊“首长穿！”他接着说：“请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五天以内保证给大家发棉衣。”台下又是一片呼叫“请首长放心，我们忍得住！”（会后的第三天就发下了棉衣）。第二个内容是：解决一部分同志的地位观念和婚姻问题。他说:“有的同志说，在抗大工作多年还是营、连、排干部，而自己的学生都当上了团长了，整天南征北战，连个老婆都娶不上……。”他解释说：“当大干部也不容易，你们知道我是山东省的一员化领导，由于水平低，没有领导好，我现在能当上一个炮兵班长就不简单了，大家都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像他那样的领导，如果有20个我们就在全国夺取胜利了！”他说：我在延安临走的时候到毛泽东同志家里话别，他对我说：“朱瑞同志，你到东北去搞我军的机械化，一年搞成就一年胜利，十年搞成就十年胜利，搞不成机械化就失败”！又说：“我深深感到责任重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首先考虑的是革命事业，我一定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东北领导搞好我军的机械化建设，同志们说对不对。”台下应呼“对！”他接着说：“至于同志们找对象问题，这当然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我们刚到这里，群众不认识我们，蒋介石国民党又在后面追，谁肯找你嫁你？我们的办法是：做好工作，巩固好东北根据地，到我们胜利的时候，你不找她，她还要找你，你还要挑来挑去呢”！说到这里台下喜悦的大笑连成一片。这已是四十七年前的情境了，主任的教诲，他亲切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辽沈战役攻打义县时，朱瑞同志光荣牺牲了，但他的功绩却是永存的。后来知道他曾犯过错误，但我想，他能正确对待错误，公开承认自己水平低，在山东工作时未领导好，这种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大快茂驻防期间，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思想认识问题（其中包括对苏联红军的认识问题）。当时，大家对苏联红军驻扎在旅顺、大连不把驻地交给我们很不理解，对苏联运走工厂的机械设备有意见，对个别红军成员的军纪作风方面（如调戏妇女、拿东西不给钱等）有意见。对此领导的解释是：旅顺、大连将来都会交给我们的，如果现在交给我们，我们也守不住。拉走的机械设备也是这个原因，将来他们会归还。至于苏联红军的作风、纪律不好，那是个别人的不是，因为在他们队伍中，有些红军战士是从白俄分子中编入的，尚未教育好，所以出点问题并不奇怪。经过这些解释，大家的思想认识基本上通了，因为“苏联老大哥“这个称呼以及它带来的概念，在我们脑子里扎得很深，所以很容易被说服。除此以外，重点解决了两个思想问题：一是个人主义和平享乐观念。二是个人主义地位观念。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对我紧追不舍的形势下，必须保持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不能也不该是抱着天下太平的享乐态度。至于地位观念，应该用朱瑞同志所说的话”当好一个炮兵班长也不容易”的思想来对照自己，服从组织分配，做好本职工作，不计较地位高低。
第二，正式宣布结束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的使命。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宣布投降，所以这一举措是必然的。结束抗大使命后的人员安排，大部分到部队任职，部分班同学分配到新成立的军政大学（位于哈尔滨）。我的想法开始时准备到空军部队，经体检因身体不合格而未成。王文兴、张积勋、李志刚都如愿被分到了航空学校，我和宋绍文、宁有才随同政治教员杜平斋、军事教员朱××等分到通化专员公署任职。我的具体工作是于专员公署的秘书处，任‘监印’校对科员，由秘书长直接领导（秘书长兼处长）。自此，我结束了抗大的学习生活，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监印’就是负责专员公署和专员印章的保管和盖印，其前提是必须由专员或秘书长的最后签署；“校对”就是凡由专署或专员发布的文件、布告等，必须与原稿相符，不许有任何差错。上述两点是我的基本任务，如果发现不符之处须请示汇报给秘书长夏骏青同志。我在担任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相关知识，如公文的程式种类：命令、通令、通告、指令、布告等。当时公文中的八股气味甚浓，后经过改革，上下级行文基本采用了公函形式。由于自己文化基础差，曾出过一次笑剧，使我感到很难堪，也很自责。当时在秘书长起草的布告正文中有“一经查获，严惩不怠。”的句子，我把“一”改为了“已”字，秘书长在审稿时发现了这个错误后，告知我“一”和“已”两个单词的不同含义，并交代说：“校对人员无权修改原稿的字句，如认为有错误可送交起草人，并经起草人同意后方可修改。”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对我来说，不仅增长了作为校对人员纪律和规范的意识，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更多地注意了弄懂文章中的词义。
专员公署的办公大楼是原伪满国通化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在当时算是现代化了，有暖气、洗脸间、澡堂、水冲厕所等，办公室里还有地毯、沙发、写字台、转椅、钢丝床等。这一切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人生中的第一次享用，而且是第一次见到的，在心理上有些美滋滋，有一种“革命胜利了”，可以享受享受了的感觉。就在这个时段，蒋介石的国民党占领了沈阳、抚顺等地并继续东进，敌进我退的局势仍在发展。针对这种思想和局势，党的省分委和专员公署广泛地开展了“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的教育，反对在花花世界里贪图享受的思想，这些教育是非常及时有利的，历史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