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争分夺秒向东北运兵时，国民党蒋介石也抢时间向东北运兵。由于我们坚持华东、华北抗日，离东北近，所以虽然在海上交通工具落后、陆地全靠两条腿的情况下，却能捷足先登。而国民党虽然有美帝的帮助，使用先进的交通工具，由于他们在大后方，离东北远，反而比我们落后了一步，落后一步就会被动十天。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红军驻扎在东北旅顺、大连等要塞，国民党军不能在那里登陆，大兵舰又不方便在浅滩靠岸，必须绕道。说实在的，我们的木船能做到直达不须绕圈子，还是要感谢苏联和斯大林的，尽管对于其不允许我们在大连登陆有意见，但明知苏联是支持我们的。
登陆后在附近村庄吃了早饭，早饭很丰盛，大米饭、带鱼和小菜尽管吃。大家敞开肚皮海吃，谁知“物极必反”，许多同志因吃得过多，腹胀难忍都呕吐了。吃罢早饭，背起行囊继续行军，上午十时到达庄河县城。这二十里路的行军好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是浑身感到漂浮，这是因为由海上漂游改为陆路行走的承受不同所致。二是在空中时有苏联红军的飞机掠过，对此我们不再惊慌，因为是“老大哥”的飞机。沿路苏联的军用汽车往返穿行，老大哥们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也对他们的友好表示回应，大家不时呼喊着“斯大林乌拉！”他们则回呼着“毛泽东乌拉！”我看到他们许多汽车是由女人驾驶的，心里非常佩服。大家也都纷纷称赞：“女人也能开汽车！真是了不起”。那会儿我就想，将来我们的女同志一定也能做到。
到了庄河县城，我们列队举行了“入城式”，列为四条纵队在大街上行进。由于经过了学校的正规化训练，我们的队形和步伐是很整齐有序的，唯有穿的衣服还是五花八门的便装，不像军队的样子。我仍旧穿着那件红条条女上衣，和大家一样，左臂都佩带“辽东人民自卫军”的徽章。当我们高喊着一、二、三、四齐步走时，大街两侧观看的群众中，有人捂着嘴暗暗地发笑。由于我的穿戴特别突出，穿红条条女衣，头上戴老头毡帽，身扛着长枪，所以非常引人注目，总觉得好像都在看着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庄河县城驻扎着苏联红军，他们穿戴整齐，武器先进，所有战士是背着自动转盘步枪，即使两个人走在大街上，也是列队齐步行走，这给了我良好的印象。当天中午我们吃的是大米饭和炖带鱼，大家都饱餐了一顿，我一连吃了三碗大米饭，一大碗带鱼，结果肚子胀得要命，只有按照医生指导，将手指头伸到喉咙里搅和，把饭都吐了出来。医生批评我不接受教训，因为我已是第二次犯这种错误了，第一次是在沂蒙山区，一顿吃了八张饼，腹胀难忍被迫呕吐出来。在战争年代，这种现象不只我一个人，很多战士都涨过肚子，大都是因为在饥饿后暴食所致。
我们在庄河县城住了两夜，并与苏联红军一起庆祝了十月革命（11月7日），然后就继续步行前进，经大孤山，大东沟到达安东（今丹东）。我在大孤山住宿时犯了一个错误至今感到惭愧，事情是这样的：经过一天的行军，我们到达大孤山镇，住进了一所中学（学校放假无学生），由于过于疲劳，晚饭后，没有按照规定察看地形就躺下睡了。到了半夜，我闹肚子，出了门四下找不到厕所，张忙中模糊地看到一个木棚，以为那就是厕所，进了木棚恰好地面有一个空洞，结果当是粪坑就蹲下便了。在大便的过程中，听到洞中有澎澎水溅的声音，才感到不对劲。便后起来摸黑找寻，发现木棚柱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仔细一看上写“小心水井”四个字。当时我就感到心慌意乱，这下坏了，给大便到井里去了！回到屋子后，因感到十分内疚再也睡不着了。天亮后听到有人在外面吵嚷“是谁屙到井里的！”这件事我不但在当时没有公开承认，即使离开孤山镇后许多天也没有坦白，是在到苏家屯时才对同学们说了。由此可见，一个人要从思想上认错，并不容易。
我从内心盼望着到了安东，能被肖华司令员能接见一下，但却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到达安东后，队伍没有停留直接上了火车北行。这时的心情感觉比较空落，因为肖华是山东军区的老首长，本以为可以见上一面。
我们乘坐的火车是拉煤的敞篷车，虽然速度快，但凛冽秋风的寒冷也是很难忍受的，我们交头接耳低声议论“在陆地步行虽是脚底打泡，却浑身热乎乎的，这坐车了，却是寒气透骨穿心。”不可否认，乘车速度快，使我们争得了时间。夜晚上车，第二天上午就到了沈阳，若靠两条腿的话，至少需要七、八天。
我们在沈阳车站等待驻防地安排，看到苏联红军一些在站台上走动、交谈，一些在客车厢里微笑着向外张望，而我们却规规矩矩地在拉煤车上，两相比较，差距很大。但说实在话，这种差距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不舒适的反应或反感，苏联红军是支持我们的老大哥，理应比我们的待遇好一些。“只要熬得住寒苦，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在内心这么说，这个观念在我的脑海里反复闪念。然而，当看到个别苏联红军士兵拿着酒瓶东摇西晃地在路轨上横穿竖走，边喝酒边嚷嚷，有时把酒瓶随手扔在轨道上，这个行为，我是反感的。
约等了两个小时，接到校部通知，说是林、罗等首长指示：我们不在沈阳驻防，到城南苏家屯驻防，任务是准备打国民党的空降兵（大意如此）。这时国民党军已到达赤峰朝阳一带，在沈阳已可听到炮声。尽管自己心里有点想在大城市住下，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教育，很快在思想上占了上风。
行进一段路后，我们在苏家屯住了几天，尽管全体严阵以待，但并没有见到国民党的空降兵。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大纺织厂内，在那里我们每人发了一件毛衣，一双高筒皮鞋。接着继续向东行军，本来预备坐火车，领导解释说：“火车接到任务，运出‘北大营’兵工厂的武器弹药，我们只有步行”。为了给部队运送武器弹药打胜仗，当时大家都理解，也都想得通。后来得知，由于国民党逼近沈阳，日寇留下的北大营兵工厂的武器弹药，还是没能运完，余下的引爆、焚烧了。
从苏家屯出发了，除了平时的行军规范（十里一小休、二十里一大休）外，队伍里多了一个特点，就是每人脚上都穿了一双高筒皮靴，上身穿了一件毛衣，心里感到“神气”了许多。穿毛衣还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因为外面还有衣服罩着，（我在苏家屯有幸把那件女人的褂子换下了，但却换了件关东军的服装），而穿皮鞋则是暴露在外的，多神气啊。开始走路时还故意碰撞地皮，发出声响，特别是进入村庄时更是如此。这种虚荣感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受不了皮鞋的重量和摩擦，脚跟和脚掌都磨出了大水泡。因此在走了40里路后大休息时，都纷纷把皮鞋脱下，换上了由山东穿来的布鞋。那些被换掉的皮靴，有的送给老百姓了，有的直接扔在路边。那时行军走路第一，没有人为一双皮鞋而惋惜。仅就穿皮鞋和布鞋这一点来讲，学校领导还是英明的。在苏家屯临行前，就交代布鞋不能丢，必须绑在背包上带着。
经过一段步行军到达煤城抚顺。这个城市烟雾弥漫，连麻雀的羽毛都是黑色的。抚顺烟囱多，煤堆多。我看到很多地方堆积着一大堆、一大堆的煤，据说这些煤堆还会自燃起火，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它并不影响我们的“胜利”心情，任何事情都比不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兴奋和骄傲。
在抚顺市驻防七、八天，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时段——我入党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指导员董保田找我谈话的内容：“国通同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自10月16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补期三个月。你的介绍人是卞立勤和王文兴。”当时我高兴极了，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兴奋，我的志愿终于实现了。别了董宝田同志回到班里，有人问我：“指导员找你有啥事？”我说：“问我有什么思想问题”。但我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脸上露出无比幸福的笑容。那个时期加入党是保密的，不能随便对人说，当时王文兴同志（我师范的同学）直接问我“指导员对你说了吗？”因为我知道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也就直接了当的告诉了他。这时区队长卞立勤同志已调离工作，所以是由董宝田同志通知我的。由于兴奋过度，那些天有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二次严重失眠，第一次是在乳山师范，因为得知自己不是党员而失眠，这次却是因为自己入了党而失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