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寒山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我们正在进驻费县的行军路上，从前队口口相传过来的一句：“好消息，日本投降了！”传到队尾，一时间，队伍欢呼起来，大家无不兴高采烈。为此，进驻费县县城后，领导专门作了“日本投降后的局势”报告，强调不能麻痹冲动，要继续战斗。我山东军区发布命令，任命马保三为济南市长，林一山为青岛市长，孙端夫为烟台市长。号召日伪军就地放下武器，接受改编。接着在沂蒙山区攻打并解放了临沂，消灭了伪军王鸿九部，许多县城、重镇相继解放。我们的名称也由八路军改为人民解放军（但校名未变），发放了草绿色的新军装（据说做军装的布匹是从海上截获日伪军的）。我们队伍约在九月中旬接到通知，离开费县向东挺进（据说开始准备配合主力攻打青岛，抗大的任务是攻占飞机场，后又改变了计划）。
队伍经过沂水在诸城住了一夜，我们离开了沂蒙山区，但沂蒙山区纯朴、热情厚道的人民群众以及那里的山山水水令我终生难忘，在那里，我们都学到了很多军事、政治知识，结交了广大的山区群众，这一离开，内心真实恋恋不舍，惜别之情油然产生。我们还有两名同学淹死在沂河之中，他们在那里长眠了。想想在那时，在战火纷纷的年代，真是视死如归，每个人都有随时牺牲的准备。
在诸城住宿后的第二天，我的左腿关节炎发作，很不舒服的。我非常害怕跟不上队伍，因此请示区队长到浴池泡澡，区队长吩咐一位同学陪我一道去（那时不准单独行动）泡完澡后，感觉好多了。第二天行军开始时感到有些微痛，后来就无痛感了。
从诸城出发后，我心情十分愉快，因为几个月前向西奔驰时，由于四处布满危机，只能在夜晚、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偷偷行进。而现在，我们可以昂首挺胸，大模大样地在阳光大道上阔步前进了，包括再次过胶济铁路时，也是如此，这是胜利者的情绪和举动！当时每天的行程是70～80华里，到了平度县境后，也不用再住大泽山了，而是进驻平度县城（这时抗大称作胶东大队）。当时的平度县城街道虽窄，但古文物特别是石牌坊甚多，对此我感到特别新奇，因为前所未见。离开平度县县境，住在朱桥镇，有天晚上，大队召集党员和班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山东分局和军区指示：“上级决定我们渡海到东北，要求每一个党员和班级以上干部必须坚决响应并落实到全体学员，一切行动听指挥”。此决定暂不向全体传达（全体传达是在龙口市）。听闻此决定，当时我思想上有些受到影响，原以为到了胶东就离家近了，谁知又要渡海北征。然而我懂得，作为共产党人，执行命令是不二的选择。第二天我给父亲徐永惠写了一封家信，告知“我要远去了，不知到什么地方”。在信上写了“徐永惠同志收”。把父亲叫做同志，在当时也属无奈的，因为按照学校对于此行的规定是，可以写信，但是不允许写行动方向，而且只限内部通信，叫同志就属内部（后得知，我父亲真的收到了这封信，我母亲还为我不知方向的远去寝食不安，经常掉泪）。
在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中，克服“家庭观念”是重要的一课，因为年轻人思念家乡会影响革命意志。对于我个人来说，此点针对性是很准的。我经常想家，特别是想我的爸妈和爷爷奶奶。此前有一个口号叫做“抗战胜利回老家！”而现在日本投降了，却又要远征，怎么能不受影响呢？就在这时，在朱桥镇的晚上，指导员董保田、钟香山（我的同学、党员）同志及时找我谈了话：“要想做党员，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必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一时豁朗，再次坚定了信念。尽管想家，但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起了主导作用，共产主义理想突破了我“故土难离”的家乡观念。
离开诸城不久，我们行进在烟潍公路上（从烟台到潍县的公路），与新四军第五师即黄克诚师并肩前进。他们穿着灰色军装，我们穿草绿色军装。他们的枪支不多，也是几个人一枝。作为主力战斗部队，这是为什么？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们在离开江苏时，留下了大部分武器，中央决定到山东补充，然而到达山东后，山东领导人黎玉未执行，为此他犯下错误，受到了处理。到朱桥镇前后，我们与黄师分道扬镳，他们从陆地转道经山海关挺进东北，我们则经过龙口市渡海北上。从北桥镇出发，当行进到黄县境内时，我们遇到美国飞机反复低空盘旋侦察，当时飞机低得惊人，掠过地面时，烟潍路面的尘土飞扬，驾驶员侧头俯视地面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校部立即下达命令，令部队离开公路两侧伏卧，每五支枪一组，交叉对空瞄准飞机。但敌人既不扫射也不投炸弹，我们也不准开枪！这次我清晰地看到飞机标记是白星星（在此之前则是日敌的红圈圈），真是前门赶走了狼，（日本法西斯）后门进来虎（美帝），充分证实了认为“日本宣布投降就是革命成功”只是一种幻想，尚“必须继续战斗！”因为敌机也没开火，所以我们也一枪未发。我当时持的是套筒步枪（德国造），子弹上了膛，真想对准飞机射击，又怕违反纪律，心情特别矛盾。“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八路军的规矩，一点也不能违背。
一路疾行，夜晚到达了龙口市。在龙口市稍事休息后，听从命令我们作了三件事：第一：脱下军装换便服。这下，一个整齐威严的部队，变成了五花八门的民众。每个人都按要求换上了老百姓的服装，最为可笑的是我穿了一身妇女的衣服，红花绿底的大襟衣，头上却戴着男人的毡帽。这在我们的区队真算是第一“奇观”，大家都对我奇特的装扮发笑。第二：准备海上行进的干粮，每人发六个大饼，两个酱罗卜咸菜，六个莱阳梨。第三：有秩序的登船。一个区队（排）大概三十个人一条木船，教导员赵超同志也在我们船上，我校全体人员共乘七十余条木船以及校部两条小汽艇。
在大会作动员时，校长曾国华、政委梁必业都不见了，只看到了政治部主任徐××。那时我作为一名学员，大的决策当然不可得知，后来知晓，曾、梁到第一师去当师长和政委了。
夜晚时分，行进至龙口码头，在龙口大街上，我突然闹肚子内急，四处无厕所，就想忍着到了码头再解决。然而没走多久就忍不住了，当时肚子疼得要命，马上就要泄到裤裆里了。这个时候什么好像都不顾及了，唯一的心理需求就是“大便”。我前后左右环顾，发现前面侧方不远处有一根电线杆影子，赶紧解开裤带做好准备，等离得近了，就离队向着电线杆方向急步快跑，褪下裤子就一通大便起来。便后的感觉舒服极了，简直像神仙一样。这虽是一件小事，却是极深刻的，由此我得出一个小的哲理，当你在最需要时（这个需要当然指正当的需要），得到哪怕是微小的满足也是最幸福的。当时这一举动，还差点被我身后的同学误以为我是开了小差。
船开动了，摇摇晃晃，船舱内同学们一个挨着一个的躺着，头枕背包，怀抱枪支和书包。舱内的气味非常难闻，多数人因晕船而呕吐了。衣服上、面部甚至头上都沾了呕吐物。我是这个船上三十余人中仅有的几个不晕船的，由于下令任何人不得出舱，大家都极尽忍耐着，看到教导员赵超实在忍受不住了，我们几个不晕船的同学伴他出了船舱，到了船面上去。他一面呕吐一面抠着石榴吃，我从未吃过石榴，心想：“他哪来的这东西”。
夜晚的海风吹打着海浪，一个个浪头打在船面上，溅到我们的身上和脸上。虽然才是秋季，在这风大浪急的夜，却感到非常的寒冷，但这要比呆在船内闷气要好得多。这时东方已现出了鱼肚白，不一会，太阳从海平面上冉冉升起。朝阳海上初升的过程是十分壮观的，开始是一条红色的线，接着像一个半圆的月亮，当初离海面时，似乎滴落几滴海水！这种景象虽是回忆中的描绘，但当时的确是赏心悦目。记得立于船头的几位同学就此景象问赵超同志“为什么日出日落是红色的，而中午却是白色的呢？”赵超同志微笑了一下说：“你们这是要考我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北平大学的毕业生，自然也是就此求问。他就把日出、日中、日落因空气厚薄不同而改变颜色的道理讲给大家，接着又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干革命，到现在就像初升的太阳，路程还长着呢！”回想起来，当时他的话虽不多，却说明了他很会做思想工作。
太阳升起来，天放亮了。区队长说，大家可以到船面上透透气，但不准带枪，分三批，每批十余人，半小时。这时，部分同学开始陆续上了船面，但多数同志因晕船仍睡在舱内。从船上纵观，七十余只木船一字形拉开，在海上排成长队，船与船的间隔在50米左右，我们乘坐的船恰在中间位置，放眼望去，前后都望不到尽头，真乃奇观、壮观也。由于海潮奔涌，海浪起伏不定，尚要时刻躲避，以防海浪扑身。远眺于海波跌宕间的那些船只，似乎像是时而被海浪吞没，时而又被海浪推向尖顶。此情此景，起初感到十分惊险，当时我想，在茫茫的大海中，四面不见陆地和山影，如何规避险要，只能是靠舵手的技艺了。到了第二天傍晚，预料不到的真正险情发生了，一艘汽艇送来校部的指令，“在东南方向发现七艘敌人的兵舰。”我们立即全体警戒，做好战斗准备，同学们解下绑腿，将每五个人的绑腿接连为一条绳，首长说，一旦敌人向我开火，就跃上敌舰上和敌人混战，所有船只听从号令，集中火力、人力，打击一艘敌舰。如果敌人不开火，我们仍要隐蔽好，万万不可暴露自己。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身穿便服，这已是最大的隐蔽了，现在需要做的隐蔽措施主要是不暴露枪枝、武器，不准有许多人到船面上。区队长坐在“船老大”身边，伪装成船工。同学们完成连接绑腿任务后，都紧张地坐在舱内等候命令，许多人还在晕船和呕吐。等了一会，听到一声汽笛的长鸣，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当时我的铺位紧靠船舱口，在汽笛长鸣时，我悄悄地爬到舱口张望，只见黑压压的一群兵舰，像一座座大山，横在我们船队的南边。舰上挂着白星旗（不用说又是美国的）。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后来才知道这些军舰是在帮蒋介石向秦皇岛运兵。
这时又接到命令，敌舰要从我们船队中穿过，我们的船与船之间要拉开距离。不一会，军舰开始从船之间穿过，只觉得船身颠簸摇晃的十分厉害，从舱口一阵阵地向舱内灌水，我们立即将舱口盖住。约十余分钟后感到平稳了，我们指挥部（校部）的汽轮送来情报，说敌舰已经去远了，危情解除。这时我们几个班长、副班长和区队长、教导员都走到船面，向西眺望，只见美国的七艘大舰队与刚落山的太阳，几乎同时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之前那阵颠簸就是军舰穿过时掀起的海波所致。当时想，这些钢甲庞然大物如果对准我们的木船横冲直撞一下，就足以使我们沉入海底。回想起来还真的后怕。然而当时，我们确实是做好了思想准备，抱着等死不如战死的精神准备迎战的。
当夜路过大连，我们想在大连登陆，但苏军不准许，本想向他们要些苏制武器，也被拒绝，理由是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说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日式武器，我们未要。船队继续前进，第三天下午，又遇到一件小小的险情。正行进间，这就是与鲸鱼相遇了，各条船上突然敲锣打鼓，焚香烧纸，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莫名其妙。船主指着东南海面一股股时起时落的水柱说：“我们是祷告海神的。” 经过一阵敲锣打鼓后，果然这些水柱逐渐走向远方不见了，人们迷信的认为是祷告生了效，其实是鲸鱼群被锣鼓声吓跑了。这时所有的同志都不晕船了，大家坐在船面上赏景、就着咸菜吃大饼，啃梨。前两天许多同志很少进食，所以干粮剩下不少，我们几个不晕船的把自己的干粮差不多都吃光了，其他同志主动把干粮拿出来与我们分食。海浪起伏，秋风掠身，感觉十分清爽。空中飞翔着海鸟，水中不时看到伞状的海蜇和鱼类，这些景状都是离海岸不远的象征。船主告诉我们船上带的淡水快用完了，每个人只能分一茶碗水了，距离登陆的地点还有一段路程，大家要节约用水。这天下午，我感觉非常良好心情愉悦，大家有说有笑，还有唱。是啊，空中赏鸟，海中观鱼，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听说快要登陆了，心里格外高兴！我们不仅战胜了海浪，躲过了敌人的大舰队，惊跑了鲸鱼群，就要胜利登陆了，又可以舒心的观赏海、空美景，怎能不开心呢。太阳落山后，我们又回到舱内，行驶了一夜，凌晨到达庄河县城西二十里的海边停船，由于没有码头，船不能直接靠到岸上，所以大家只好下船趟着齐腰深的海水，摸着黑一个跟着一个地上了岸。全部登陆完毕后，东方才开始发白。这次海上行驶，共度过了四夜三天，在这四夜三天里，没有造成任何的人身损失，像我们这样乘坐木船，并能安全顺利地渡过渤海进入黄海到达庄河是少有的，甚至是创记录的，所用的时间也是最短的。总之来说，这次行驶是比较走运的，风向也给力，我们船队向东北方向行驶，刚巧那几天刮的西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