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家
1943年4月（18岁）。我和三叔回到老家与亲人团聚了，一家人都很高兴。在走进村庄尚未进家门时，我的心情无比感慨激动，真像古诗所描写的“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这几年来，家人尚好，只是我五岁的胞弟因患脑炎死去了！令我痛惜不已。
此时的家乡，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了。自1941年冬赶走国民党，粉碎日本合围扫荡后解放的，我的父亲徐永惠当了行政村农会主席（后改为各界人民救国会主席），四叔徐永亭是自卫队长，哥哥徐国盛是民兵队长，妹妹徐明仙是妇女抗日先锋队队长。家乡变了样子了，村里人整天忙着大搞农业生产、减租减息、送军粮做军鞋支援前线，此外成年人还站岗、放哨、盘查外来者。八路军的武装部队（主要是区中队）不时会到村里来，他们称老百姓为老大爷、老大娘、老大哥、大嫂、兄弟、姐妹，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同志，与国民党兵完全不一样（国民党要称“老总”）。八路军还经常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他们吃的几乎都是粗粮，穿的是粗布军衣，有些区中队的战士虽然扛着枪，背着手榴弹却穿着粗布便服。这一切，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八路军与我们老百姓是一家人。年轻妇女上了识字班，青壮年男人上夜校学识字，学文化。八路军隔几天就召开村民大会（都是在晚饭后），给大家讲形势、讲农业生产、读报纸。那时我父亲订了一份大众日报，我非常喜欢读，喜欢关于战争的报道，爱看有关山东和胶东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读到那些胜利的消息，对我有极大的鼓舞。
当时我的思想还比较落后，有一次由我父亲主持开斗争会，全村人参加批斗我邻居一个叔辈，原因是他晚上偷听农会开会内容（那时许多内容都是需要保密的），我坐在土台下的地上，心想，都是兄弟，何必如此，急的鼻子直流血。那个时期青少年和妇女都扭秧歌，本来扭秧歌是我们家乡的民俗，但由于过去都是女角男扮，可现在是女人亲自扮演了，有天，我十三岁的妹妹徐明仙化了妆扭秧歌舞，我看到后很生气，回家后就吵了她几句，可妹妹却反驳我是封建迷信。（我当时对“封建迷信”这个词还不懂呢！）
我个人的选择—参加革命
十八岁，我已长大成人，原本打算下地干一辈子庄稼活，可祖父和父亲不答应。他们认为我文化学习不错，一心想让我当一名先生（老师），让我到泽上村继续复读。我当时反对，父亲带着强制性的口气劝说我，甚至用干重活的方法逼我就范，结果最终我还是顺从了。一九四三年五月，我再次迈进这所学校，继续读小学，学习语文、算数之类的知识，这于我来说非常容易，因为我不仅读过小学，还读过初中。不过这一去，对于我之后选择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所学校虽是一所小学，但却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分别讲授政治课、时事课的内容。六月份还从县里派来一位政治老师，专门讲地主怎么剥削农民，资本家怎样剥削和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满清政府怎样腐败无能（这一点我不生疏），讲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就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得现象了，人们过着人人平等，生活富裕，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吃的是猪肉、牛肉、面包、牛奶，耕地用拖拉机……。我对这些新鲜事物、新的知识非常感兴趣，也很愿意听。在学校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大，这位老师经常找我谈话，还送给我一本《社会科学概论》小册子的油印本，其中有刘芝明等人的文章，我爱不释手的捧读，并从中懂得了不少社会主义科学道理。就在这年的夏季，我军攻克了水道镇（据我家三十里路的敌伪军重镇），接着就发动了秋季攻势，拔除了敌伪军的许多据点，这就是当时群众所称颂的许世友所发动的“秋风扫落叶”行动。在此之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军丁孚亭部、安廷庚部、苗占魁部、秦玉堂部、赵保元（源）部（赵系师级编制）均先后被消灭。到了1943年，共产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根据地已有数百万人民群众。
1943年11月，我参加了乳山县的会考，并取得第三名。同年12月，我被分配到乳山县第九区，纪村小学任小学教员。自此，我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纪村小学教书时，工作十分繁重。上、下午在学校授课，中午在妇女识字班教识字，晚上在农民夜校讲课，同时还要挤时间批改作业。有一天区委书记李音找我谈话，主要是讲共产党的理想、牺牲精神和当一个共产党员如何光荣等，临走时他给了我一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手册（油印本），内中有刘少奇、洛莆等同志的文章。当时我对于什么是八路军、什么是共产党还分不清楚，以为参加了工作就是当了“八路”，八路军自然就是共产党！
那段时期不论校内还是校外，口所宣传中心就是抗日救国。为抗日读书，为抗日生产，为抗日支援前线，送军粮做军鞋。当时在胶东根据地热唱一首歌《好铁要打钉，好人要当兵》，我记得歌中唱道：“钉子打得好，千年坏不了，好人要当兵，抗日必得胜”。那时衡量一个人的进步或落后，主要是看对抗日是积极还是消极。小学生主要是和高年级一起参加一些农田劳动以及站岗放哨，有一首歌就叫《站岗放哨抓汉奸》。
1944年（19岁）7月的一天，我接到区长张志儒同志的一封信，让我速到区政府一谈（当时叫区公所）。区公所设在白石村。接信的第二天我就去了，见了面区长就直接了当地说：“关于你今后的工作，一是到区里来担任文书兼总务助理，一是到乳山师范学习，学完后担任高级小学校长或教导主任。”让我选择，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对区长说：“等我想想明天答复可以吗？”他说：“可以。”我之所以拿不定主意，主要是想征求一下父亲的意见。辞别了张区长我就往家里走，一出区公所大门就遇到一位教师，我把区长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他劝我还是上学的好。回到家里征求了祖父和父亲的意见，他们都说：“上学，我们徐家老辈子到如今，只有你当了先生（老师），可不能舍了。”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就赶到区里，对区长回禀。张区长说：“好吧。你到学校交待一下，等通知。”8月上旬，我接到通知后到区里拿了介绍信，去胡八庄乳山师范所在地报到（我是保送生无需再考试）。
在乳山师范
未到学校前，我以为这所学校是很可观的，但到了胡八庄后才知道，它既无校院又无校门，既无教室也无宿舍，老师和学生们都分散在老百姓家里。我和一位名叫宋寿臣的语文老师，住在一个农民家里的一铺炕上。在好天气里，教室设在树荫下或打粮场上，若遇到雨雪天，就在祠堂、家庙和地主家的庭堂里。多数的阴雨天是复习功课，没有课桌和板凳，上课、听讲都是坐在背包上（夏天是粗布裹着的衣鞋等物，冬天是粗布裹着的小被），膝盖就是课桌，每天吃饭、上课、集合、睡觉、起床全听吹号声。除不打仗外，其余几乎与八路军的生活一样。
在这所学校学习期间，有三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深刻。
第一件：我懂得了参加革命，当八路军和共产党员并不是一样的，知道了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记得约在1944年10月间，校长刘仁向全校教师员工传达中共乳山县委和东海地委决定，杨鲁光同志为乳山师范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并说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职工大多数还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必须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若不是工人阶级出身，而是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必须背叛本阶级。而且这种人必须是抗日的先锋，不怕牺牲，不怕流血，能牺牲个人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要想入党必须有介绍人，工人阶级和贫民需一人介绍，中农则需要两人介绍。还告诉我们说，杨鲁光同志是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其实你们周围也有党员，只是不公开身份，想入党的人可以找杨鲁光同志，或者是只要表现好，党员会知道组织也会发展的。会议在场园举行，主席台上除了刘仁校长还站着杨鲁光老师（政治课老师），大家都注视着他，整个会场非常肃静。刘仁校长讲完话后杨鲁光讲话，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的讲话内容主要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讲的很具体，特别说到他被公开身份感到光荣！任务繁重，希望大家监督。这次大会对我的情绪影响很大，因为我知道了我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在此之前我以为我已经是党员了。跟我同屋的宋老师是否是党员呢（后来了解到，他曾是党员而且是东海地委宣传部长，因为犯错误被开除出党）？我不得而知。我想入党，我要入党！我一定要表现好，不管是学习、劳动都要表现好，我会遵守纪律，做事情更要一丝不苟。当时比较幼稚，思想的很天真，认为只要我表现好一些，就可能有人来找我谈话，介绍我入党了，结果我在师范学习期间并没能入党。
第二件事是整风。学校的整风运动大概与延安整风是一致的，校领导作了动员，对于那些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政治历史问题和有其他恶劣的行为，必须检查清理；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也要清理和纠正。会场气氛是严肃的，大家积极响应，我该检查什么呢？可以说是经过了苦思冥想，经过认真思考后，我从原则上检查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成分是中农（土改时划为下中农）。当时中农成分出身的人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实际问题上，我检查了八岁时曾同其他两位同学一道偷过两个甜瓜。说实在的，也确实别无其它了。经过这一场运动，对我个人来说，进一步确定了家庭对我的基本教育：无论如何不做坏事，不要占便宜，不做损人利己的事。这场运动确实查出一些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同时也使广大群众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是怎么回事。
第三件事是学校当局决定我上抗日军政大学。在师范学习的政治、时事教育的中心内容，同社会上一样，就是抗日。当学校号召同学报名上抗大时，我毫不犹豫报了名。动员号召时说得很清楚“到抗大学习，必须学、战结合，即上课学习军事、政治，又要打仗。”全校共报名72人，经身体、政治、学业审查共录取了16名。审查的结论中，特别提名表扬了我的自我批评，说我自传写得真实，而且身体好，心脏特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