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东
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穷走江南，富走京，死逼梁山下关东。”
1941年初我16岁，（旧历刚刚过年，大概是初三、四）。我爷爷在炕头上对我父母，我三叔、三婶、四叔、我哥哥还有我说了许多感叹的话，他说：“咱家人口多，是西塂村人口最多的。全家共18口，吃不饱怎么办？不能瞪着眼饿死。”接着又说：“徐德忠从关东回家省亲，他说到那里可以混饭吃。”我三叔徐永昌接过我爷爷的话说：“对，说不定还能发财。”我心里动了动，说了句：“我跟三叔去。”母亲说：“你瞎说。”我知道母亲不舍得，可我内心是想走的，就倔着说：“我非跟三叔去不可。”像这种事最后还是得爷爷决定，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人挪活，树挪死，不能瞪着眼等饿死，就叫昌子（我三叔乳名）和丑子（我的乳名）跟徐忠德走吧！带走两张吃饭的嘴，饶口饭，别人也好过些。”爷爷是一家之主，他发话谁也不敢再吭声了。那会儿的日子也真是没法过，吃了今天明天没着落，吃了上顿愁下顿，饿的腿脚都软了，浮肿了。第二天徐忠德来了，（他比我大三辈，我叫他老爷）我爷爷就说：“叫昌子和丑子跟你走吧。”徐忠德说：“我明天就走，他俩来得及吗？”我爷爷沉思了一会说：“那就你先走，他俩再等几天吧。”徐忠德就给我们交待了行走的路线，说是先到烟台坐船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到安东，下车后到东坎子福升栈就能找到他，连路费大概多少钱都交待了。当时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不让我们跟着一起走，后来才知道，因为一来家境贫穷，得要设法筹借两个人的路费，二来这一走山高路远，他老人家要向我们交待几句。就这样，约等了十天左右，我们启程了。临走前爷爷、奶奶一再交待路上要小心，出去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守规矩。还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不要败坏名誉，要常往家来信等。
告别了家乡和亲人们，我和三叔各自背了一条小被子，步行两天走了140里到了烟台。头天住在高陵村（镇）的一个小客店，通铺，一铺大炕睡十多个人，其中有两个人在低声闲聊：“东面昆夹山里有八路军，要小心点。”我在村里和学校听说过八路军，有人把大拇指和二拇指伸出来形成一个“八”字来形容。暗地里也听人说过：“八路军神出鬼没，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都在夜晚行动，所以叫铁腿夜眼，神八路。”我在通海上学时，该村有一个国民党的区长，他家距我姑父家前面不远，有天晚上八路军去捉他，他越墙逃跑了。
这晚，我睡得迷迷糊糊，脑子里装的都是关于八路军的事情。
我们在第二天晚上到了烟台，也是住在一个小店里，吃的还是从家里带的玉米饼子，由于水土不服我泻肚子了，舍不得买药吃一直硬扛着，到了第三天我俩上了船。当时烟台码头不能靠大船，大船停在挡浪坝外，乘客得乘小舢板渡到大船上，上船后我跟着三叔进了一间漂亮的船舱，有床铺还有地毯，我们把行李扔在地毯上刚坐在地上，进来一个乘务人员，不由分说对着行李踢了两脚，大声骂道：“混蛋，滚出去！”我们赶紧提着行李走出舱门，也不知该往哪儿去，看到许多人往船下走，就跟着到了最底层，这时才知道我们买的是五等舱，人挨人挤得满满的，根本没地儿躺下。船开后有许多人晕船呕吐，船舱里气味非常难闻，我和三叔虽都不晕船，但却被人家吐得一身。
清晨时我们到了大连，乘客都被装进一个大木槽船，接受搜身检查后检票上岸。因为囊中羞涩又急着赶路，在大连我们没有住店，直接去了火车站。我坐在候车室地下，三叔让我看着行李他去买火车票，等了好久他才回来，说是带的钱不够了，差两毛钱，怎么哀求售票的都不行。这可怎么办？三叔想出个办法，背起行李领着我在候车室里对等车的乘客们挨个作揖讨钱，直说差几毛钱买不到车票，我和三叔就这么作揖求人，讨了二十几个人分文未得，还好，最后遇到一个戴着礼帽、眼镜，穿长衫看似比较体面的男人，听了我们的述说，慷慨地拿出一元钱（当时的满洲币）给了三叔，三叔忙不迭作了几个揖连声说：“多谢老爷，多谢老爷！”其实那人和三叔年岁差不多，三十岁左右。我心存感激，留意到他佩带着一枚标着什么学校的胸牌，像是一位老师。因为这件事令我感激之余肃然起敬，也是之后我对教师很有好感的起源。得了这一元恩赐，三叔很快买到了两张火车票，上车后还找到了两个座位，又买了两个大饼饱餐了一顿（就是买车票余下的这八毛钱，让我俩没再挨饿，一直吃到了安东）。上了火车坐稳后，三叔不无遗憾地说：“这天下真有好人，那个人姓甚名谁呢？也没问个明白，将来好报答人家。”我说：“我看他带的胸牌上是什么学校呐。”因为当时情窘没细看，之后每当想起来就觉得是一件憾事了。1987年我和吴海亮同志（河师大副校长）等八人去大连参观辽宁师范大学时，又联想起昔日受助之事，为此写了首诗：
暮乘大轮朝登岸
心潮起伏忆当年
寇犯家帮烧杀抢
我逃大连讨小钱
同样是从烟台乘船到大连，但此时与彼时境遇两不同了。在烟台码头，可直上轮船不用舢板摆渡，上船后同是住在普通舱，但却谈笑风生、心境开阔。我十分留意在船上寻当年那种五等舱，却没有找到，据说船底已不允许载人，只载货了。当时我想，如果今昔一样那是可卑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仍存在着生活上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如果太大，使一部分人趾高气扬，一部分人悲悲切切，那么后果是难以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决不允许这种形式存在的，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从安东下火车后，边走边打听东坎子在哪儿，有人给我们指了方位，走了大约二十几分钟，到了东坎子路的西头，又向人打听“福升栈”，那人用手指着一家小店铺（普通的小平房）说：“那不就是嘛。”我看到一处小平房，门口挂了一个小牌，上写“福升栈”仨字，这仨字还没有我写得好，我们喜出望外，终于到达了。这个小栈位于安东市（现丹东市）东坎子路西头镇江路北，我三叔敲了门，出来一位中年妇女问：“要住店吗？”三叔说：“打听一个人，徐忠德。”这位妇女马上说：“进来吧。”说完就往里面走，我和三叔进了门，一会儿徐忠德来了，（叔叫“爷”，我叫“老爷”……。）见了面简单叙谈了几句后，他把我们领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支了一张木板床，能躺下两个人，我俩就住下了。稍会儿掌柜的来了，一见面我三叔就叫了一声叔叔好，他满面笑容的说：“来啦好！”掌柜的名叫张孟德，是我们邻村泽上村人。就是我上小学的那个村，因为我母亲是南庄村人与泽上村是同宗，摆辈我应该叫爷爷，但我从未见过。张孟德1937年曾是我党的村农民协会会员，后来逃亡到安东，租了这几间房开了这个客栈，那位中年妇女就是他的夫人。这个客栈是夫妻店，经营者别无他人，住店的都是些贫穷的流动人员，为逃荒到安东找事做的、乡下人进城办事的。我和三叔在这个店里约住了十几天，徐忠德和张孟福找到了我们，说是给三叔找了个事，到火柴杆公司抬木头和晒火柴杆，是个出力气的活。三叔听了很高兴，有活干了，工钱还不算少。徐忠德说：“丑子就在福升栈干活，吃柜上的（就是吃掌柜的），每年给十元钱。”三叔说：“行。”我也乐意，有饭吃，顾得住这张嘴就行（当时的十元钱只能买猪皮底的布鞋两双）。就这样，我们就在当时“满洲国”的安东落住脚了。
两难临头
我干的活是早晨起来打扫所有房间（共七个房间，一个吊铺），一天三顿饭掌柜娘做，我劈柴、烧火。每天要挑八担水（到100米外的水井处），还要抱孩子（掌柜的有个两岁的小姑娘），晚饭后直到十一点其间负责接住客，安排床位，还要帮助记账打算盘。客栈的收入很少，除了交房租外所剩也仅能维持生活（店铺的流水账我能看懂，上面写收，下面写支，很清楚）。每天算完账，忙完活计，我就住在大门口那间屋里面靠墙的小木板床上，准备随时接迎客人。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周而复始，我所要干的活很多很杂，也非常累，但是能吃饱。每天都吃玉米饼子和高粱面，偶尔还能吃顿大米，在当时的伪满洲，老百姓吃大米是非法的，要偷着吃。那段时日最难熬的是冬天，因为天气特别冷，我身子又单薄，累死累活的一天到晚没停过，晚上躺在没有褥子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盖着仅有的一条又窄又短的小薄被，掖住左边露右边，盖住脚露膀，盖住膀露脚。那两年的两个冬天，我冻得几乎每天腿肚子都抽筋，疼痛难忍，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后被戏称为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