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少年的片断回忆
我能够记事大约在五岁左右，那时爷爷经常带我到山地里去，爷爷干活，我摘野花、捉蚂蚱玩，晚上在油灯下爷爷还教我念书、识字。我最早认的字是人、手、刀、尺、日、月等简单的字，最早念的书是红、黄、蓝、白、黑、小猫三只、四只……。当时年幼，不知红、黄、蓝、白、黑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是北洋军阀政府当时用的国旗。
距村东约半里有一条南北向大道，当时人们称其为“官道”，这条道经常“过兵”，据说是张宗昌或刘振年的军队。在“过兵”的时候，村里的青壮年都跑到西山躲起来，不敢露面，怕被捉去当兵，老人和小孩还敢藏在村边灌木丛中偷看，我结伴偷看过两次。这些过路军队的扩军方法就是见人就抓。记得我村有个五十多岁的人，名叫徐京×，他以为自己年岁大了没关系，就也走到跟前看，结果被抓了去，自此以后，连老人们也不敢看“过兵”了。
年幼时，我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很不系统的。祖父和父亲都只读了两年书，这在全村来说算是“秀才”了。因为他二人能写祭祖的牌位，就经常有人求写。祖父有时当着全家人的面，念几句“孟子见梁惠王子曰：学而时习之……”之类的句子，但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祖父祖母和我的父母亲经常给我们讲二十四孝的故事，要我们不可偷人家的东西，不要打架，不要骂人，长大了不要欺负人，别人欺负咱也不行等，这些最初的教育，对我之后的人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记得奶奶讲过一则故事：“有位爷爷领着九岁的孙子，在打麦场收麦子，孙子骂了爷爷一句，刹那就阴了天，一个大火球在场院上空转动，接着围着孙子转，爷爷赶忙用簸箕和扫帚把孙子遮住，正在这时，一声雷响，火球不见了，爷爷掀起簸箕一看，孙子被劈死了，背上写了一行字：簸箕档，扫帚遮，九岁小孩骂他爷！这是因为骂老人伤天理，被雷劈死了。”这个故事虽属迷信之说，但对我来说印象深刻、受益匪浅，幼年就开始告诫自己绝不可有不孝，不轨之为，之后力循此行，天长日久就成为了一种习惯和规范。在我的一生中，不仅没有骂过老人一次，也没骂别人的行为。
上小学读书
1932年我七岁，春节过后不久,父亲和母亲商议，说是哥哥开学时让我也一起去上学,那时哥哥已该读四年级了。我们村是一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山村，没有学校，只能到东邻泽上村(280户的大村)上学。头天家里交了一元大洋的学费，给我报了名，隔天就开始上课。去上学那天，教师把我领到座位让我坐下，不一会儿人到齐了就开始点名，当听到点我的名字时，我特别兴奋和感到新奇，学着别人应了声“到”。说来这个“到”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根本不知道。第一天的课程就是讲规矩，诸如守规矩、不准捣乱等。我坐在教室里四面张望感到非常新奇，一排排课桌，整整齐齐地坐着满满一教室小朋友，我看到在四年级的座位上有我的哥哥徐国盛（私塾，学生们都在一个教室里），教师站的讲台背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像，像两边是一幅对联，上联“革命尚未成功”，下联“同志们仍须努力”。像的左侧贴着一张纸，写着总理遗嘱的全文。这些字我虽不认识，但第二天（周一）刚好是纪念周，教师就领着大家念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篇遗嘱的词句我学的很快，几周的时间就背熟了（但直到小学毕业时，也未能理解其中真谛）。
在整个六年的小学学习过程中，我的成绩属优良，这六年时间过得也算平静，那时每天除了上课听讲、复习、背课文外，早饭前和晚饭后也都要到学校复习功课，特别是夜间，整个校园里仍是书声朗朗一片，一天到晚的学习安排很紧张，也很疲惫，到了星期天，还得要做家务，拾粪、扫地、推磨，做农活。过旧历年的时侯，算是最轻松的了，大人们忙活，孩子们放鞭炮、做游戏、爬高摔跤的乐不可支。记得就在我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那天，我哥哥哭着闹着硬是不肯去上学了，我因受他的影响也闹着不想去（主要原因是太累，教师还经常打学生），父亲打了我哥哥一巴掌，他躺在地上还是死也不肯去，母亲抓住我的胳膊也要打，我挣脱了跑出门外，乖乖地跟着其他同学上学去了，从此以后，我不仅再也不敢说不上学了，而且逐渐对学习有了浓厚的兴趣。打从那时，我哥哥再也未去上学。他今年（1992年）71岁了，已退休。还有一件事我记忆深刻，那是到了六年级最后考试时，其他同学都退学了，全班只剩下两个人（我和张才见），结考后，我的平均分数是82分，考了个第二名，也就是最后一名，坐了“后板凳”。这件事令当时的我痛苦至极，六年时间，第一次当了末等生。我一脸沮丧地回到家，母亲问我考了第几？我低声回道：“第二”。母亲说：“不坏”。我却止不住失声哭了。这是1937年，此时抗日战争已暴发。我十二岁。
1938年春，我十三岁，因年小又无学可升（牟平县城被日寇占领），就按老人的决定继续跟班复习。这一年社会的气氛既紧张又令人振奋，到处都张贴着抗日的标语、口号，校园内外抗日的热情很高涨。我们唱着：“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曲，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渲染着我们的爱国热情。当时我们附近的村庄都驻扎着国民党的所谓“游击队”，我们村里住着安廷庚部（团级）的一个队（营）。这一年学校里的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是不错的，每逢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中英、中日、中俄、中法战争及所签定的不平等条约的纪念日，都举行国耻纪念日活动。学生的反帝、爱国情绪高涨、激昂，但社会却极其混乱，国民党兵横行霸道，打人骂人的现象司空见惯，地方的乡保（村）人员与国民党驻军勾结在一起，搜刮民财，“打精米，骂白面”，老百姓的粮囤几乎都被强掏空了，只得以红薯梗叶、野菜、树叶、树皮拌和着粮糠充饥。然而，由于沉浸于抗日高潮中，老百姓的怨言并不多。在这一年里，日本飞机先后轰炸了午极镇（距我村东五里）中庄村（我村村北三里）。我亲眼目睹并听到了飞机的盘旋、俯冲，以及炸弹爆炸的巨响和腾空的烟柱。
轰炸过后不久，日军开始扫荡，经过午极镇和泽上东山坡，鬼子的大炮向我村射了五发炮弹，用机枪、步枪向泽上和我村进行扫射，而国民党的军队却一枪未放，都跑到西山沟躲藏起来了。这是抗战开始以来，我所见到的日军第一次“扫荡”和国民党的不抵抗的行为。日军经过南庄，向东南方向撤走后，国民党游击队又回来了，吹了一阵紧急集合号，集合起约200人，我和徐永刚（15岁）好奇地站在距他们几十米远的地方，听到国军大队长在训话：“妈的，你们不顾老子，都跑光了，老子枪毙你们……”。真是恬不知耻啊，这个老子不仅未下令抗敌，自己也跑了。事后许多乡亲们都说：“这些军队是草包，见了日本鬼子象老鼠见了猫”。也有人说：“不打也好，要打了咱村就遭殃啦”！第一句话道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的具体表现，第二句话道出了要战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一点，可造福一片。如果驻在我们几个村的国民党军队主动出击，不仅会有牺牲，这几个村就有可能是日寇三光政策的实施对象，然而，他们没有出击，一方面失去了百姓的认可，另一方面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后震惊胶东的马石山惨案就如此。那是1941年冬季，日寇对坚决抗日的八路军和马石山附近的抗日群众实行拉网式的扫荡合围，进行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使八路军和马石山附近的群众蒙受了重大牺牲和损失，但马石山周边的广大地区却得到了平安。为了纪念这一惨痛的日子，胶东抗日根据地到处都唱《马石山惨案》歌，“炮火连天响，烟火正燃烧……同胞被屠杀，房屋被烧尽，怎不叫人恨在心……”。
那段时期由于战乱，泽上小学停课了，我也只有回家做农活。
1939年初（14岁），祖父命我到通海村上学，这所学校原为小学，因牟平县城被敌人占领，县中的几位教师到该校教书，设了初中课程。我家距离此校约二十华里，由于路途远，每天上下学路上都是提心吊胆的，那段时间，时常有日本飞机从空中掠过，这一年的学习收效甚微。在通海上学时，我受到过一次一生难忘的刺激。由于家境贫穷缺衣少吃，我经常衣衫褴褛，到了夏天脚上还穿着一双破棉鞋，这双棉鞋还是母亲给哥哥做的，哥哥穿了好几年，因脚大穿不上了才给我穿，从春天到夏天，我都穿着这仅有的一双鞋子，许多同学都笑我，这还可以忍受，可有天在课堂上，一位语文教师的讥嘲，使我非常伤心：“徐国通家有钱啊，夏天穿棉鞋不说，你们看他头上、嘴上都是钱”，边说边用手戳着我头上和嘴边上长的几个槐钱疮，引得全班同学哄然大笑。说实话，当时我感到无比难过，无地自容。那时我的头上、脸上的确长满了钱疮，左嘴边也有一个，头发因此掉成了好几圈状，圆圆的真象是铜钱。中午回到家，姑姑让吃饭我不吃，她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就忍不住哭了出来，在姑姑再三的盘问下，我抽泣着说出了原因。姑姑抚摸着我的头，一声没吭，当天下午就翻找布头、麻线绳，给我做了一双单鞋。鞋子有了，可是头上脸上的疮却还在，当时，这件事让我那颗尚未成年的心很是受伤，那位教师的面容以及讥讽我时的表情，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的出身来历我不知道，但我想，他绝非贫寒出身。
青春择途
1940年（15岁）我在家种地，但不安心，总想离开家乡到外地谋个事做。最先想的是当兵，报马祥武踢我那一脚之仇。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1937年冬），驻我村的国民党安廷庚部谍报队，有一个叫马祥武的队员，有天他为长官炒菜，我刚好被村长派去当“听差”（村民们轮流去当差），他操勺炒菜我烧火。我在撅干柴时，一根马尾松毛乍蹦到菜锅里，他大骂一声，用力一脚把我踢翻在地，我滚在地上，腰、腿痛疼难忍，挣扎了好久才爬起来，忍着巨疼继续做活，哭都不敢哭，他还在那里骂个不停。回到家里我捂住伤疼大哭一场，下午说死也不去了。此后，我总想报这一脚之仇。怎样才能报仇呢？我得去当兵，当了兵有了机会就收拾他。但那时自己年小体瘦，个子长的又矮，人家肯定不会要。就在这过罢年后春天的一个晚上，不那么冷了，村里人都聚在屋外闲谈，我四叔徐永亭和邻居徐永奎、徐永山叔叔小声的商量说：“明天早晨鸡叫时，都到西场（村打麦场）集合，投奔青山（海阳县境）苗占魁部当兵（苗部也是国民党游击军）”。我听到后暗暗高兴，心想等你们起来我也起来，偷偷跟着你们一起走，到了青山（在我村西八十里处），你们当大兵我去当小兵（即通讯兵），如果当不上兵就去考青山联中（是从县城搬到青山的）。主意已定，再无睡意，果然他们几个鸡叫头遍就起床了，而后就到了西场，看到我跟了去，四叔小声却严厉的说：“你来干什么？”我说：“跟你们一起去当兵，不叫去，我就喊！”四叔说：谁要你这个小毛孩子？我说：“我去当小通讯兵”。看到我这么坚定，他们只好带上我一起向西出发，走出十几里路后，东方才开始微微发白。
不想，当走出四十里路，到了哨里村时发生了问题，使得这一计划泡汤了。哨里村驻扎着苗占魁的一支部队，村头设有岗哨，我们被他们拦住了，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如实说了，两个站岗的都不信，硬说我们是“汉奸”。尤其看到我四叔留了个分头，就更断定我们不是好人，还让四叔伸出手来看，四叔的手掌虽有一块块的硬茧皮，他们还是不肯信，说必须叫取保人才能释放，不然就要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徐永奎就被允许到崖子镇（距哨里村五里路）去找了一位亲戚（我称他姑老爷），这才把我们保了出去，领着我们到崖子。这已是下午二、三点钟，肚子饿的咕咕叫，姑老太忙着给我们做面条吃，我们坐在炕上正等着吃饭，听到有人叫“姑奶”（我称姑老太），姑老太答应了一声，“我四弟来了没有？”我听出来是我三叔徐永昌，还有邻居两个叔叔徐文（徐永山的哥哥）和徐永训（徐永奎的哥哥）都走进屋来，他们是来追赶我们的，当时我们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吃完饭后一起上路回家，到家时已是半夜。父亲、母亲见我回到家都很高兴，我最怕我爷爷，这次偷跑，怕是难过他这一关了，第二天我见了他老人家，他只是说了句“小小年纪就跑，以后不要跑了。”并没有厉声厉色训斥，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处于当时，我的确认为很失落、失望，但后来每每想起此事，又感到万分幸运。如果当上国民党的兵之后上了战场，我也许就是被八路军歼灭的其中一员，或死于非命或留下骂名。也或许那会儿我考上青山联中，那么我就很可能成为国民党的三青团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