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间日本人投降，沿运河线之淮阴、淮安、宝应、高邮等城市相继解放，华中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成为包括3000多万人口的大解放区。此时中央对全国兵力部署有新的调整：将山东一一五师及新四军第三师部队调往东北，将新四军二师、七师及四师所属之九旅调往山东，华中只留一、四师部队合组华中军区，并成立华中分局，以我为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张鼎丞同志为司令，粟裕、张爱萍两同志为副司令，谭震林同志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1944 年向江南浙江挺进的一师部队已主动撤回江北，以便集中力量巩固华中阵地，准备迎接国民党的新内战。
此时我及四师师部尚在淮北路西，接电后于10月间赶回淮阴。11月间华中分局与华中军区宣告成立，我们移驻淮安办公，当时即将华中地区重新区划，以原苏中地区划为第一、第二分区，苏北划为第三、第四分区，淮南划为第五、第六分区，淮北划为第七、第八分区，地方党也依次成立八个地委，只留淮南区党委管辖第五、第六地委。在行政上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同志任主席，方毅同志任副主席，下设八个专员公署。在军队编制上则将一、四师所属五个旅加上地方独立团编为一、三、四、六、九纵队，以后二师调回的五旅编为第七纵队，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同志兼司令，谭震林同志兼政委，这是当时的力量部署和组织阵容。当时我们对地方群众运动的方针，在新解放区主要是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在老解放区主要是抓紧“退租退息’，运动，此时群众运动蓬勃发展。
1948年7月，邓子恢（左二）、陈毅（右二）、刘伯承（右一）、李达（左一）在宝丰会议上。
1946年1月间，旧政协召开，谭震林同志应召飞往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回来后传达中央关于时局的新指示。我们当时过高估计和平局势，从而将各县的区队遣散回家，造成以后战争爆发时兵员补充的困难。4月间我和曾山同志同往延安，会见毛主席与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才知道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当即电告华中分局从思想上、军事上、群众工作上立即准备，应付新战争局面。5月间我回到淮安，即根据中央“五四指示”召开了分局及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立即在华中解放区全面进行土改。我们当时依已进行土改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贫、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对土地的没收分配是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即对中农土地不动，而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同雇农、贫农按人口平分），这个方针深得人心。但在运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干部叫喊群众运动过火，我们未为所动，仍然坚决贯彻，因此土改运动进展得很快，从6月开始到7月底，不到两个月时间即基本完成，这对华中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
当时只有七地委（原淮北地区）采取机械阶段论，将土改分为先试点而后全面铺开的两个阶段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平常时期本来是正确的，但当时战争已经逼近，不允许我们慢慢来，同时淮北是个老解放区，经过了“三起三落”的“减租减息” 运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可以不需要分两个阶段。七地委同志没有看到这个特点，等我们发觉纠正，已经丧失了时机。淮北战争是8月间爆发的，因而淮北土改没有完成，这也是造成以后七分区仓惶撤退的一个原因。当时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七战七捷，南路敌人进展很慢，但北路敌人强大兵力却从徐州向淮阴前进，当时我在淮北战场没有打好，西路敌军迫近淮阴，华野（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北前线又来不及调回，我淮阴守备兵力薄弱，而七十四师及桂系第七军前进甚猛。为坚持淮阴，争取多一些时间便于华野后方北移，我们要求二纵队调到淮阴前线配合七纵和皮旅在淮阴城下歼灭七十四师。但由于各种原因，二纵未能及时增援，19日早晨敌七十四师主力便攻进淮城，我华野主力赶到已难以挽回战局，因此9月19日晚我便放弃两淮。此时北路与南路敌人已汇合为一，敌军比前强大，我不能再分两路应战，因此我们建议中央将山东与华中两个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粟裕、谭震林诸同志负责统一指挥，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接着涟水战役给敌七十四师以重大创伤，并在宿北战役歼敌四十九师，取得大胜。但由于敌人兵力强大继续前进，而中央又是采取诱敌深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因此1946年年底我们乃奉中央命令撤出华中战场，将主力转到山东作战，华中地区只留地方部队坚持。
我们转入山东后接连取得鲁南、鲁中三次大胜利，以后又在孟良崮全歼蒋匪主力七十四师，因此我们取得了两个月的休息机会。一方面整训补充部队，另一方面又在山东重新开展土改运动。当时山东的土改政策，对富农土地不动，地主可留比贫农多一倍的土地，这样贫农可分土地就不太多了，加上不敢放手发动农民，这就造成当时土改不彻底，群众情绪不高。在7月华东局扩大会议上检讨了这些缺点，改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重分土地，群众运动重新高涨。8月间敌人不甘失败，重新调集大军，在山东组织重点进攻，我们在7月间又打了几个消耗战。因此8月以后，黄河以南地区，除胶东少数县城外，所有县城全为敌人占领。
此时华东后方机关即转移渤海，我同张云逸同志在渤海组织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并代表华东局检查渤海土改工作。此时刘邓大军已挺进大别山，华野主力8月间退过黄河，9月间由渤海绕道转到鲁西南和豫东地区，配合二野开辟中原战场。是年底，蒋军回头西调，山东局面乃逐步展开。此时华野的兵员补充、粮款物资供应以及运输、担架等都依靠渤海，渤海人民负担很重，土改过左，群众不满，当时敌人又有从济南、天津夹攻渤海的消息，因此，我们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停止过左的土改行动，另一方面在机关部队中实行“三大方案”（缩小编制，降低待遇，并将各机关部队后方的小家当全部集中），把各机关部队后方的编余人员和节余出来的粮款物资全部供应前方，以减轻渤海人民负担。现在看来，当时那种紧急措施是巩固后方、争取前线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措施。
1948年，刘邓大军与华野（华东野战军）在河南配合作战，连挫敌军，洛阳、许昌相继解放，中原局面展开。中央调我到中原局工作，邓小平同志是第一书记，陈毅同志为第二书记，我为第三书记，我乃于6月间率领华东干部千余人随陈毅同志前往豫西。此时战争胜负未定，农村中土匪恶霸横行，因此农村中最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包括农民和中小商人、中小地主在内）与地主当权派的矛盾，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剿匪反霸，以求得身家性命之安全，其次才是减租减息。那时农民并不敢要求土地改革，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进行“开仓济贫”，急于分配土地，实际上农民都不敢要，这就叫做“急性土改”，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乃停止土改，改为减租减息。我到中原局时正是在这种政策改变之后，因此我们便以剿匪反霸为中心，继之以减租减息来发动群众，当时豫西群众便很快发动起来，豫东方面经过说服当时豫皖苏分局同志之后也逐渐开展起来。
1948年年底，郑州、开封解放，中原局移住开封，我们才开始研究城市工作。这些城市都是商业、手工业城市，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必须畅通城乡交流，才能使城市活跃繁荣起来。但当时我们一般同志却看不到这种规律，而盲目地取缔牙行，限制行商走贩，加上当时铁路未复，这就使当时的开封、郑州等城市陷于萧条状态。我们发觉了这种情况，便开始在开封改变这种错误政策，取消对行商走贩的限制，允许牙行复业，只取缔其垄断行为，对商店规定包税额，简化税收手续，如此开封便逐渐繁荣起来，以后推广到其他城市。在金融方面成立中州银行，发行钞票，以银元兑现，当时的中州币币值稳定。
1948年冬淮海战役开始，歼敌60万，从此长江以北便大部解放。1949年2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我第一次出席中央全会。3月间在开封召开中原地区人民代表会议， 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我当选为主席，以后二野配合三野渡江解放京沪，四野替二野从京汉线南下解放武汉，我又从二野转到四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