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德州乐陵刘绳匠村，一岁多时母亲去世。第二年，父亲闯关东，再也没回来。我和大我四岁的哥哥被二伯父收养。二伯父日子过得很艰难，一直未能取上妻子，但他人很好，不但收养我们哥儿俩，还送我们去上学。
独自去县城找八路
1938年，我13岁。那年我听到了大炮声，鬼子来了，八路军也来了。有一天，听说县城来了八路军，村子离县城四十华里。趁着二伯父出去打短工的时候，我决定去县城找八路军。当我走到城南关的时候，天黑了，很冷，这才想起城里没有熟人可以投奔，我就在一户人家的大门口躲了一夜。
第二天看到城门口有两个站岗的，我不知道过去怎么说，忍着饿又等了一个上午。到下午的时候，我蹲在地上愁的哭了起来，这时走过来一位六十多岁的四川人，他问我：“娃子，你哭个啥劲哟？”我不敢抬头看他，说：“我是来当兵的。”四川人一听，就用他的袄袖子给我抹眼泪，接着说：“起来起来，跟我走。”
那位四川人是炊事班的老战士，他把我带到部队，跟连长说明了情况。连长把我交给一班班长，还给我发了一把马枪，当时的我扛不动，连长就说：“那去烧饭吧。”
我与部队走散了
一段时间后，从井冈山来了一名老红军，叫刘桂生，缺一名勤务员，于是我就从炊事班战士成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第一营的营部勤务员。刘桂生在山东沂水岸堤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夏蔚分校学习三个月后，接到命令前往泰安。这天早上，我们动身出发，途中，遇到日本的八架飞机围着我们转，并投下炸弹。我们跑进一个天主教堂里，暂时躲过了轰炸。我们继续上路，走到另一个地方时，头顶上又出现六架日本飞机，战马的蹄子都被炸的不能走路。沿途路过一所被轰炸过的小学，弹坑很深，地面都被炸出水来。
位于沂水的王庄曾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当时已被日军占据。我们接到命令，从泰安返往沂水，协助当地部队反攻。我跟着队伍往东走，在桃花坪村碰到了另一支八路军队伍，其中就有我的老连长，还有不少老乡。于是，我决定不再做勤务员，留下来跟熟悉的人在一起。不多日子，村里来了一小股鬼子，我们跟他们打了一下午，鬼子跑了，队伍收兵。为了保存战斗力，我们决定转移，中途要淌过沂河。秋天水大，战士们就手拉手过河，到了对岸，太疲乏，躺下就睡着了。等我醒来，发现空旷的河滩上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队伍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当时天已黑，我急出了一身汗，一不小心还掉进水里，还好自己会游泳。我跑到附近村子的一个场院，在场院的一间小草屋里呆了一夜。当时我身上背着一个小黄包，里面有两块钱，是以前老首长临别时给我的。天亮了，十四岁的我想出去找队伍，又不敢出去找，怕暴露目标，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就又愁的哭了。当地村民张惠东发现了我，并将我藏起来照顾了一些日子。在他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帮助八路军队伍做募集工作的储芳浦，才回到部队。
两次在战场上受伤
1939年冬天的一个夜里，队伍打了个胜仗。我们驻扎的村子东侧是一片柏树林子，有小庙和坟墓，鬼子以此隐蔽，将站岗的八路军战士杀掉。司号员本来早就睡着，但睡糊涂了，迷迷糊糊醒过来以为天亮了，抓起旁边的号吹起来。这一吹，把战士们惊醒了，已经悄悄潜过来的鬼子以为行动败露就开枪打了起来。战斗中，来的鬼子被全部消灭，还有一个叫山本的被抓了俘虏，他被送到政治处，经过教育后，到前线给鬼子“喊话”，做鼓动工作。
鬼子扫荡的那两年，我们一边打一边走，经常正吃着地瓜干饭，鬼子的飞机就来了。有一次，我们刚刚撤退，又累又渴，就趴到河边上喝河水，连茶缸子都来不及用，还没喝几口，就来了三架鬼子飞机轰炸，再撤退时，我的腰部被炮弹皮伤着了。
1941年，我跟着队伍在临沂驻防，突然接到命令，队伍向北开进。原计划继续北进的地方已被鬼子占领，我们只得停在深山里的石门村。早上天一亮，发现有误，很呛人，以为是鬼子施放的毒气，大家吃大蒜，在山里隐藏一天。
1942年，敌人扫荡沂蒙山区，我们大概有两千多人，还有国民党第五十一军的一个团，都被敌人包围在对崮峪山上了。鬼子的飞机，加上机关枪，就像刮风一样。我们一直坚持到天黑，就开始往山下撤退。天黑看不清山路，很多同志就是在往山下撤退的过程中牺牲的。当时那个山上，有滚下来的人，也有石头向下滚，牲口也向下滚，就听着哗啦哗啦的响。我就是在下山的时候，脚下一滑，撞到了一块尖的石头上，肋骨断了，插进肺里，疼得受不了，但还是得坚持着走啊。我受的这次伤到现在还影响正常呼吸。
1945年，我和战友们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鬼子投降了，太高兴了，饭也忘了吃。”
采访：王乐斌 王玉霞 于存水 樊秀丽
编写：胡媛
摄影：袁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