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辩论与斗争
集中营在搞了三四个月的清查甄别之后，敌方开始进行洗脑活动，调来了一批挂着上校军衔的政工教官来集中营上大课，逐章逐节讲“三民主义如何好”“三民主义是发财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并攻击土改 ”及“苏联军队从东北搬走机器”••••••洪亮同志理论水平较高，与教官们展开面对面辩论。“是你们抽掉了孙中山先生‘三名主义’的灵魂，‘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核心！‘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的土改，是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这些理论使教官们狼狈不堪。
集中营后来把早期共产党的叛徒叶青搬来讲其叛变的原因。还弄来一个从武汉逃跑出来的什么中学校长大谈共党暴行、共产共妻••••••这几乎引起了全体战俘的一致抗议。因为他侮辱了所有的人，所以大家都说，是不是他的姐妹被共妻了••••••最后，连集中营的政训人员也不得不向我们战俘承认这个人是个投机分子。
为了配合洗脑活动，集中营又请来了台北美国新闻处，来放映宣传美国优越的生活纪录片，来证明他们的社会制度比共产主义好，同时还带来了大批的宣传材料，而这些材料被大家一抢而空，因它成为战俘们上厕所的必需之物。
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前来约稿，准备发表，集中营里每天只有两顿饭，另有一桶咸菜汤，天天吃不饱。这时253团一营的教导员应邀为报社画一组集中营生活图、这一组图被政工人员作为批斗材料拿回来宣示“在层层铁丝网内，在枪口的指引下，人们低头蹲坐着。”更有一幅是“一个人翻倒盛饭的箩筐，正在检拾筐中剩下的米粒，另一个人拿着空碗离开，却又回头看着箩筐。”事后该同志除被批斗外、不久也被国民党带走枪杀了。记得在集中营里，唯一一次用桶装来了面条说是蒋介石生日是寿面，但很快就完了，我和大家都说的确是瘦面，越吃越瘦。
八、遣返前甄别
大约在50年6月底,敌通过一段洗脑毒化教育以后，进行一次全集中营的个别口试甄别，以考察其反动宣传效果。这次口试甄别是所有人都进行的，而且是单独进行的。去了之后敌人提出一些相同的试题、让你口头回答。题目是：“毛泽东好还是蒋介石好”、“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那个好”、“苏联军队好还是国民党军队好”、‘究竟是那个卖国？等’。
在问我之前，我就从已去过的同志们那里了解这些题目，所以事先就决定准备好如何回答。我对敌人这些问题是面对面顶的，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毛泽东好，因为他为了穷人闹革命、实行土地改革、使穷人都有饭吃。”三民主义讲得挺好，就是不见实行。可共产党土改就实现耕者有其田。你们说共产党卖国我没见着，可解放前我倒在上海看见不少美国兵舰和外国军队，美国兵还到处强奸妇女，象“沈崇事件”“武汉景明大楼事件”就是例子。“解放军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还优待俘虏”等。
在我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敌人气极了，大骂我态度恶劣、狡猾、思想顽固，你就别想回大陆。回来后我就把我如何回答的情况向洪亮等同志谈了，他们鼓励了我一番。当晚在全队晚点名时，那个姓赖的主问教管在全队面前大骂我思想顽固，还列举了我如何回答的例子，并说：“他这样一个小孩，怎么会知道这些，就是背后有人操纵，控制他（实际是指洪亮）。并对这些人提出警告。在敌人讲完之后，洪亮同志就站起来对敌人进行批驳说：“你们怎么还有脸说得出口，谁在背后控制他，连他（指我）这样一个小孩你们都没办法，这正说明你们政治上的无能”。在说完这段话后，洪亮同志还以命令口吻说“拿根烟来”。那个姓赖的特务当着全队人的面乖乖地拿出了烟、并十分难堪狼狈的走掉。当时这件事成为笑炳，所以记得较详细。
九、暴动计划
第一次暴动计划，潘国杰同志是秘密领导人，但是以洪亮等同志出面的，初步计划是：决定在中秋节傍晚、利用敌人过节麻痹的时侯全面行动，并抢夺敌人的枪支，往南突围和争取尽早到达台中，因台中就是山区，特别是高山地区、又是少数民族，和国民党有矛盾，所以就有利于打游击。并且设想到了高山以后，台湾地下党肯定会来联系，就可以建根据地。由于我曾从卫生营步行押至内湖（又正是南面方向）所以就把我一路所经过道路和一座吊桥情况全部提供。正当积极准备和组织这次暴动时、敌人突然在七月下旬进行了第一次遣返。（潘国杰同志也遣返归来）打乱了整个计划。
在第一次遣返之后，整个集中营当时只剩下一百余人，都是被认为较顽固的。同志们认为反正活不成了，不如尽早拼一下，总能冲出去一些同志。所以就由洪亮同志组织决定：只局部抢枪，并由一些人用被子铺在屋脊型铁丝网上集体往外冲，（方向不变）不料正在准备过程中、敌人来集中营把洪亮、蓝培伦等二十几位同志一起押走。第二次暴动计划即告失败。我记得当时洪亮同志被押走时我流泪了，洪亮安慰我“坚强点”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这二十几位同志被押解走了，这一天夜晚我失眠了翻来覆去无法入睡，这是我被俘后第一次失眠。其后听说被带走的人全被国民党杀害处决了。至今我仍不明白国民党为什么要枪杀战俘太不人道了。
十、暗斗
第一次遣返后，我与被关押的李达夫和新华社随军摄影记者周洋接触较多，也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在集中营人格诬辱、变相体罚是家常便饭。也是我常经历过的。就拿蒋介石过生日做寿吃面条这件事说吧：每人一碗烂面、吃完后就没有了。当时我说“寿面、瘦面、越吃越瘦”当即被人告密，随即被罚跑步十圈和大太阳下暴晒一小时。另一次情况是这样：集中营的政工人员说大陆人民没饭吃，台湾每天派飞机到大陆投放大米。有一天一架飞机从集中营头顶飞过我则说“飞机又到大陆轰炸了”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被政训人员罚面向墙跪下，并且在头上顶了二块砖约半小时。
在集中营后期，我有一根木棍，每天柱着它成跛子，此时有个宿迁籍姓周的教官和我拉老乡关系，几次找我谈话，愿意保送我进军官学校，如果不愿当兵可以送我到台北上普通中学，以后还保证上大学••••••都被我一次次拒绝。我坚称自己残废了，要回家。
在第一次遣返之后，敌政工人员为了加强管理，一方面威协如不老实，以后就送你们去“火烧岛”一辈子别想出去。另外又拿出第一批遣返时拍的照片给战俘们看，并公开说：“要你们这些人改变顽固思想不可能，但只要老老实实服从管理就放你们回大陆”。
我和原244团二连卫生员曾获战斗模范的刘俊杰一起、经常骂敌人、捣蛋、不服管教。常遭到跑步和罚站。每晚战俘都要唱三民主义国歌、我们就改成"杀"民主义，天天如此。而且我还经常轻轻唱些革命歌曲给难友们听。
（作者：夏克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