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被俘
很快，敌人上来了，所有的人被押坐在一个圈子内，我和团部乔参谋，徐报务员等约三十余人一起被俘。其中半数以上是伤员，就这样，我成了金门战役最早被俘的人员。事后了解当时的作战部署是部队登陆后要向前穿插，而团部只有一个排左右的兵力在坚守。其他部队都在前方远处，面对四辆坦克的进攻，因为没有火箭筒，手榴弹根本不管用，导致毫无抵抗能力，敌人上来了，被迫无奈，团长只有带着几个人向251团登陆点撤逃。后在集中营听团长的警卫员小崔说，在撤退时，他负了伤，昏了过去，又听说团长也在不久后不幸负伤被俘。
244团是最早失去电台和指挥的一个作战单位！
被俘时我和徐报务员挨在一起，他告诉我：“电台已经被我烧坏了，我口袋里还有密码本，拿出来把它埋了。”我趁敌人不注意，快速扒开地上的沙子，把密码本埋了进去。同时我俩还商量如果敌人问起，就说译电员牺牲了（在这以后的多次审问、讯查中我都坚称译电员牺牲了）。
过后不久未负伤的人被带走，我则找了一根树枝忍痛和其它伤员被押至一居民院内躺在地上，在此呆了近2天，只喝过一次水没有任何食物。然后我们被押着朝东边海岸、途中正好遇见一队约三十人左右队伍经过，徐报务员也在其中，他也发现了我，就和押送人员商议让我加入他们队伍，经同意后我就成了他们队伍成员。原来这是一队被指认出来被俘的干部队伍。
在海边又呆了一天，我们被带上一条登陆艇上，在艇上又等了一天，待人员装满后才开船。在船上敌人曾送来一筐饭，当吃到嘴里后才感觉又咸又苦。原来是用海水烧的饭，即使这样我还是抓了一把吃了，实在太饿了。随后战俘们集体向敌人强烈抗议。
船到基隆港，我们这些被俘人员被带至岸上，我和干部战俘押在一起，就在岸边呆了三天左右，这时有台湾人送来一点水和饭给我们。可我已经吃不下饭了、感到腹部特疼，因我腹部和腿部的伤都是盲管伤，同行的卫生被俘人员说可能是弹片留在腹内，可能活不长了。由于疼痛的厉害，敌人就把我和几个负伤的干部用车拉到台北附近一个军队系统仓库里。这里已经有近二百伤员。这里属于所谓“雄狮部队”卫生营，由他们配医务人员给伤员治伤。大家都并排睡在稻草上，我被安排在第一班也就是干部班，记得有253团9连连长，和246团一个付连长记得他的名字叫冯金龄。
四、小顽固
到达之后，每个人都照了相，并由几个审讯人员进行审问。如姓名、职务，还提出些问提如团长、译电员在何处？我则回答他们都牺牲了。等过两天表格拿来让每个人按手印，我被表格上的自己照片吓住了，一个多星期没洗过脸、没好好吃过一顿饭、骨瘦如柴、皮包骨头，活象个木乃伊。
大家并排一个挨一个睡在稻草上，三个人一条床垫，只能盖着肚子。每隔四五天来换一次药，由四五个军人卫生员来进行。由于换药迟缓、加上伤员多，空气中有一股较强的臭气。有一天我去上厕所、立马感到有一股水流 顺腿而下、解开裤子一看，原来是伤口化脓流出的是脓水。记得有一个感染破伤风的伤员，哭喊着想喝水，但就是紧咬牙关张不开嘴，没几天就去世了。
大约半个月左右，由几个军人押着徐报务员和另一个人沿着躺在地上伤员面前经过，走到我面前时我们打了招呼，他向押解人员说我是见习报务员。我问他现在找什么人？他说是指认译电员。待走完全部伤员所在地之后无获而去。。第二天有一个伤员悄悄地来到我面前，问我怎么认识的徐报务员，我告诉了他。他则说他是246团电台译电员，徐报务员没有指认揭发他，而是假装不认识，真是好样的！我问他审问时他报的什么职务？他说冒称是原国民党士兵被解放后才参加解放军。<当时解放军里有半数以上的人为解放成份.> 我没问他姓名也没有过多接触,其实他就躺在我不远地方,只是用眼睛交流而已.
一段时间后,身体有些恢复,精神也好了些,于是我开始唱起歌来,后来逐渐大唱起来，如“东方红”、“你是灯塔”、“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白毛女”、“赤叶河”插曲等，即愉悦了死气沉沉被俘人员，也使他们感到紧张。
我的行为使敌人的政工人员非常气愤，对我进行口头警告，给我戴上“小顽固”的帽子。但当他们离开后我还是继续唱。这一下激怒了他们，于是对我进行惩罚——一天不给饭吃，让我离开干部班，搬到仓库最后边。这里全是濒临死亡的重伤员。他们大都无法行动，所以空气中充满了大小便与伤口发炎混合气味。我被安排与一位头部负伤的重伤员睡一条被子。第二天当我醒来时，他已不在人世，原来我与已去世的人睡在一起！但我真的一点都不怕，更不感到遗憾，也不以为然。
大约一个多月后，我与几个伤已康复的干部一起，被押往“内湖集中营”。卫生营离内湖不太远，我们是步行去的 。
（作者：夏克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