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启英，字育才，山东单县人。1907年出生，1927年毕业于山东省立菏泽六中，192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1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社会科学系。现将我解放前的经历叙述如下：
一、1936年-1939年，我任国民党单县整理委员会书记长。由于反对国民党反共政策，同情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在中共单县县委书记张子敬的指导下，利用国民党的合法身份，暗中为我党工作。
拥护共产党的工作，策反敌人武装。我完全接受地下党的秘密领导，全力支持和拥护党的发展工作。共产党员孙星桥、高任甫长期住在我家，把我家变成一个地下党的活动据点，全家都尽力保守秘密，做掩护工作。同时，我积极做单县保安大队大队长时锡九的工作，使时的保安大队改变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第三营。
组织“抗日动员委员会”，我兼任组织委员，并由我推荐我党地委负责人李毅同志为秘书，主持全面工作。这样就把国民党的组织，暗中变成共产党活动的合法场所，并通过合法手段，为党筹集大量活动经费（当时我党还很困难），和部分枪支弹药。为了发展抗日队伍，壮大抗日力量，由我出面集合组织大批青年，参加我党领导的工作队、宣传队、报社等。
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对党的迫害，掩护共产党的发展，我把国民党迫害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和限制共产党的办法，以及国民党的党员名册、组织情况等，全部秘密交给中共地下党县委书记张子敬手中，供我党研究对抗办法，有利我党开展工作。
根据党的指示，由我出面组织“抗日游击军政干部学校”，我任校长，聘请中共单县地委负责人李毅同志为教导员，学校设在我家附近的王集，集中了四百多名青年参加训练。我负责筹集经费、解决吃住问题，一切教学内容、训练方法，全由李毅负责。
当时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吴法宪均在校讲过话，并赠送了毛主席的著作。在这里培训的人员，都由党分别输送到我抗日部队工作，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我党的重要军政干部。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我出面号召、组织起数千人的武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我的叔祖朱筱舫（后被敌杀害），担任第一民主区区长，兼抗日武装的总队长，我的五弟朱启俊（现任单县小学校长兼单县政协委员）任中队长,从而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蓬蓬勃勃的开展起来。
这些武装人员，一部分被共产党分配充实到各县开展工作，一部分补充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作指战员，为党在鲁西南的抗日工作奠定了基础。以上情况的证明人有：张子敬,现在中央农业部工作；张 轩,现在单县任卫生科长；常贵芳,现在单县任林业局长。
二、1939年冬，由于我和共产党的合作，被国民党顽固派恨之入骨，我受到国民党党内处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把我杀害，党组织得知情况后，迅速通知我逃避才得以幸免。
但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内发生了“湖西肃托（托洛茨基）”事件，在左倾肃托错误路线下，三百多名优秀的共产党干部被错杀，党内非常混乱，中共单县县委书记张子敬也因此被捕入狱。
因我被国民党顽固派追杀，同时受共产党“湖西肃托”事件影响，当时，我在两党均已不能立足。在此种情况下，我无奈之下前往原来的友军：朱世勤部躲避。
朱世勤时任山东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暂编三十师少将师长，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八路军派人训练和整编，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曾与朱世勤部联合召开祝捷大会， 演出话剧《血染郜鼎集》。但由于“湖西肃托”事件影响，没有完成后续工作。
从1940年到1941年5月，我在朱世勤部任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6月至1942年8月任十四联合中学校长。1942年，在与日寇作战时，朱世勤英勇牺牲，国民政府追授朱世勤为陆军中将军衔。
朱世勤牺牲后，师长由会班亭继任。1942年9月至1944年6月，我改任暂编三十师政治部主任兼任专员，同时任会班亭的驻省府代表，长期驻省府筹集经费和配给。
这段时间，我主要做掩护工作，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例如，我党交通站党员许云奇、区长朱德兰、党员张四战等，都是我全力营救释放的。这些情况只要到单县找这些人都能落实，前面说的张轩、常景芳等也知道这些情况，单县公安局也做了调查并已核实。
三、1944年7月至1944年10月，我任单县县长60多天。由于我在赴任的路上患上恶疾，处于昏迷状态，到任后一直卧床不起，没有办过一天公。在病中，被我曾培训过的部队解放归来，我由地委发给优待救济金，在家安置生活。这段历史张敏之可以作证。
四、1945年，家乡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由于对阶级斗争认识不足，对党的政策精神吃不透，产生畏惧思想，就逃到敌后避居。但是由于生活无着，又迫不得已托人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谋一空职：视察委员。只是挂名而已，养家糊口，免受饥饿。因为当时山东还被日寇占据，远在敌后的安徽，又有什么可视察的呢？从1945年4月到1945年8月，共任职近4个月。
日寇投降后，一方面，我认为自己对民族救亡、抗日到底的大义已经完成；另一方面，我又痛恨蒋介石的反共、打内战的言论和主张，痛恨国民党的贪污受贿、腐败堕落，于是我决绝离开国民党，与反动派断绝了一切关系，先后跑到商丘、砀山、徐州、南京等地做小贩生意，勉强度日,直到1950年参加工作。（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