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50、60年代，西藏人民公安队伍中还有许多献出了生命的英雄。近年来，孔繁森同志的事迹已经在全国家喻户晓，正如许多新闻媒体报导的那样：多年来在西藏高原，“孔繁森现象”是一个群体现象。时势造英雄，西藏的特殊斗争实际才能出西藏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我所知道的50、60年代的公安英烈还有山南分工委社会部副部长赵克俭。
1959年1月25日，西藏叛匪首领导恩珠仓•公布扎西和甲马仓•桑培率叛乱武装2000余人围攻我驻泽当镇的山南分工委，我干警300余人坚守70多天，终于击退敌人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战斗中，山南分工委社会副部长赵克俭率队潜出驻地，执行捉“舌头”任务，在与叛匪搏斗中光荣牺牲。后来在拉萨，赵克俭的爱人告诉我：当时分工委急于要了解叛匪的部署情况，分工委社会部承担了这项艰巨任务。那天他率队埋伏在分工委驻地外的一个喇嘛寺里，因这里是叛匪经常出入的地方。果然有一个叛匪进来，因为要捉活“舌头”，所以不能开枪，两名解放军战士扑了上去，被蛮武有力的叛匪摔开，赵克俭勇敢地冲了上去，却被叛匪的步枪击中了………
赵克俭也是随十八军进藏的，后分配在江孜、山南分工委社会部工作，他到拉萨开会时我见过他，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但在为解放西藏农奴的斗争中他也实现了“何处青山不埋骨”的誓言。
还有昌都地区芒康县公安局长（可惜他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的牺牲，当时我也在现场。1960年我率西藏工委工作组到平叛斗争最激烈的昌都芒康县工作，该县素以“民风膘悍，地形险峻”著名，从1956起，当地的叛乱头子就利用了本地特殊的地理、民情条件与江东（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叛匪勾结，持续发生动乱，到了60年，该县不足四万人口的地区中进驻了解放军两个团清剿匪徒，但斗争仍然是犬牙交错。我们工作组在前往县委驻地岗托的途中，在盘山的公路上，我们的汽车就遭到叛匪的伏击。卡车的帳蓬上着弹六处，因我们跳车快，尚未有伤亡。我们跳下车来，赢面而来的是叛匪从陡坡上推下来的滚滚石雨，我们赶快躲到隐蔽处。工委工作组长曹旭（当时是工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对我们说：“工作组30余人，其中有3名解放军，3名公安人员（我和西藏工委社会部的何振坤、文仁钦同志），你们6个人去把山上的叛匪据点给我夺下来。”我们借着复杂地势的掩护冲上山，在密集的自动步枪的扫射下，叛匪仓惶撤退，我们幸免伤亡。但我则感到，拼命冲上险峻的山头，心脏急剧跳动，仿佛要从大喘气的口腔中夺口而出。
到芒康县委所在地岗托时，昌都地区公安处蒋标处长已先期到达，蒋处长向我们讲述了这里的敌情：从56年开始，芒康的反动上层在达赖集团的指使下，就勾结江东的叛匪不断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叛匪曾以数千人之众袭击我渡口驻军守备排，全排同志壮烈牺牲。但是，蒋处长又特别强调说：这里的翻身农奴英勇顽强，叛匪打死解放军后，陈尸河畔，残酷地要村民们用石头砸。一个藏族老头挺身而出说：“我今年已活到70岁了，我只有一个头，这个头给了共产党了，我只有一个心，这个心也给了共产党了，我不能用石头砸解放军”。反动头人当场打死了这位英雄老者，但老者的行为教育了更多的藏族农奴。前不久，民兵在抬担架救解放军伤员时遭到叛匪的伏击，民兵都伏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伤员。一位民兵与叛匪作战受伤昏倒，仍然紧抱着怀中的步枪，醒来的时第一句话就是“首长，枪在这里”。这是多么可爱的群众。
蒋处长汇报中谈到的尖锐复杂斗争局面，几天以后在县公安局长牺牲的过程中，我亲自体验到了。那时，县公安局和县监狱（因是平叛、军事管制时期，县公安局的看守所和监狱合一）都设在一个因僧众叛乱而弃置了寺庙里，寺中前面的僧侣住房作为县公安局的办公所，后面的经堂就作为关押犯人的地方。前方不断地送来俘虏的叛匪都关押在经堂中，多的时候达一千人。当时，由于公安局干部少无法及时审讯，就由一个排的武装民警看押。蒋处长早来此地几天，他一来就发觉这样做不妥，应立即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召开宣判大会惩处了一批，释放了一批。我到时，狱中的坦白检举行动已经展开。当天下午，我审讯的几个狱犯就向我检举，狱中存在着一个以反动活佛和头人为首的阴谋暴动越狱集团，许多坚持反动立场的狱犯都已向反动活佛作了越狱的盟誓并接受了活佛赐予的“刀枪不入”的护身符，他们已经挖了一半地道，准备越狱。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进行了大搜查，搜出各种刀具、工具、越狱盟约等罪证，并将越狱集团的首犯和十多名骨干从经堂中带出，单独关押在一个经室内。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对要犯单间监押，也没有脚镣手铐等设备，我们只能找来绳子，将他们每个人捆绑结实，以待进一步处理。
芒康县的公安局局长和我一起住在经堂外面的僧侣居室中，他当时很着急，不断地检查牢房的设备，我知道他心里焦急，因为此前不久，就在这所“监狱”里逃跑了几个重要的叛首，其中之一的普巴本是芒康重要的匪首，是我解放军牺牲了几名战士才从山洞里将他擒获归案的。县公安局长因麻痹大意，工作疏忽正在停职检查，等待处理中。但在新局长未任命之前，他仍然领导、管理着县局工作。这些日子，他每天晚上都手提马灯，带领一个藏族小通讯员查看牢房。这天晚上，当他们去查看那关押着十几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要犯牢房，推开门时一块大石头迎面砸过来，一个黑影扑上来企图夺公安局长的佩枪。在这紧急的情况，公安局长闪身掏枪即打，可是枪却没有打响，又是卡壳害人。此时，跟在后面的通讯员跳出室外，大呼守卫开枪，局长明知后面要开枪仍然堵住监门，防止暴徒夺路冲出。枪声响起，子弹从公安局长的背后穿身而过，局长倒下了，但他仍然紧抱着枪。暴徒见门口的守卫开枪，不敢从正门出去，就去推那临时监室中被土胚、砖石堵死的窗户。刹时石土横飞，窗户被推开一个缺口，暴徒们疯狂地想从里面爬出来，但当他们探身而出时，等待着的是对面的一挺轻机枪。原来，监室枪响，我和其他干警迅速赶来，发现暴徒推窗的迹象，我急令调来轻机枪封锁，暴徒们连续在窗口被轻机枪击倒数人后才开始认识到活佛的经咒无效，护身符不御子弹，嚣张的气焰有所收敛。当我们点灯进屋枪救局长时，他已经光荣牺牲了。那时的斗争形势很紧张，芒康县机关前有一块荒地，埋葬着该县平叛中牺牲了的72名军队和地方的烈士，县公安局长也被埋葬在那里，没有时间再去举行什么追悼会了。但事隔40年后的今天追思起来，仍然有着敬意的怀念，他的事迹令我感到真正的人民公安战士尽管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时甚至会犯严重的错误，但在需要他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时候，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勇敢向前。
当时，还有许多的公安战士并不是牺牲在硝烟迷漫的战场，而是殉职在工作岗位上。有的是积劳成疾，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有的是公务中因事故而殉职，他们的生命都闪烁着熠熠光辉，像1974年公安部通报全国作为榜样学习的，在藏工作了23年最后在边境执行反敌特派遣任务而因车祸殉职的沈毅同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三）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50、60年代许多由翻身农奴成长起来的藏族干部，他们参加工作不久，却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那是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了全面叛乱，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大街上张贴布告，声称“西藏是独立自主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周仁山责成工委社会部揭取一张布告作为罪证。当时，拉萨街头叛匪蜂拥而来，叛军岗哨林立。我和社会部的张云卿同志、藏族干部练冬生同志乘一辆三轮摩托车冲到八角街反动布告张贴处，刚到布告前，两边守卫的藏兵就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刺了过来，我们平端冲锋枪与他们对峙，双方剑拔弩张。就在这一触即发之际，社会部的王克浩和藏族干部洛布多吉跟着冲来，洛布多吉手持一个拉出了环的手榴弹冲到藏兵跟前，两眼发出火花喊道：“你们这些王八蛋，我今天跟你们拼了。”被他气势所迫，藏军纷纷散开逃走，我们得以揭取布告。洛布多吉是达赖二哥嘉乐顿珠庄园的农奴，1956年从庄园逃出参加革命，那时他参加革命才不过三年，我想他是怀着对达赖集团为首的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深仇大恨，才能在紧要时期表现得那样英勇。但可惜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竞追查他与达赖家族的关系而使他被迫害身亡。
在为建立和巩固西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过程中，最伟大的英雄，还应该是那些翻身农奴中的积极分子，如果翻开西藏自治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档案，就可以看见在广袤的高原上，出现过无数治安积极分子、联防队员、民兵的英勇事迹。如昌都地区江达县的牧民，在遭灾而致饥荒的情况下饿着肚子，越野搜捕空投特务；昌都地区芒康县的民兵队长带领民兵，深入崇山峻岭，匍匐密林23天，终于擒获化装成女人躲在山洞里的匪首；日喀则地区边境县的积极分子，到境外去教育被骗逃往异国的藏民，组织发动他们起来与反动头人斗争，带领他们赶着牛、羊翻越雪山返回故土；以及高原遍晓号称“高原雄鹰”的布德，他被叛匪剜掉双眼仍然带领解放军进剿的英雄事迹。这些都能组成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长卷，几十年后再去读这些材料仍然令人怦然心动，希望有心人能去进一步发掘整理。遗憾的是，在这里我只能提供点滴片断回忆，这是对我所知道的先烈的一种缅怀，也是当年老进藏同志在暮年挥之不去的一种情怀，也希望能对辈出的公安同志们多少有点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