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工作锻炼成长
陈克光，原名刘效文，１９１９年９月出生在山东莱芜市辛庄镇下三山村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３７年底，这位年仅１８岁的热血青年，就被村民推选为下三山村村长，成为抗日根据地基层工作的组织者，开始了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１９３９年９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从１９３７年底至１９４０年冬，日寇对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蚕食”，大肆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这一时期陈克光先后任下三山村村长、村党支部书记，保安乡动委会主任、乡党总支书记，他积极搞好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和拥军支前工作。１９４０年４月，顽军秦启荣所属一部盘踞在辛庄、双龙峪一带，乡党总支派出党员以走亲戚为名去顽军驻地侦察，及时将情报送交部队，有力地配合了反顽斗争，取得了反顽讨秦的重大胜利。１９４０月５月，日寇从济南、博山两路对莱芜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八路军四支队和一军分区部队狙敌于杨家横村，发起了著名的杨家横战斗，部队指挥所就设在保安乡徐家店村。乡党总支组织全乡干部群众，奋勇支前，有力地配合了主力作战。这次战斗取得了毙敌百余人、击伤１５０余人的重大胜利，保安乡党总支被县委通报表扬为“参战模范党总支”。
对敌斗争既智又勇
１９４１年初，组织上调陈克光到县公安局工作，从那时起，他开始活跃在鲁中地区的公安战线上。
历城县地处济南近郊，西南靠津浦铁路，胶济铁路横贯县境东西，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史称兵家必争之地。１９４４年的历城，面临敌人在济南的大本营，常有日本鬼子和伪军及宪兵、特务来“扫荡”、骚扰，县内有他们扶植的县、区、乡、村伪政权和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及盘踞在老石沟一带的土匪武装，还有地方的反动地主恶霸、还乡团、反动会道门等。这些敌、伪、顽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对我根据地的破坏威胁甚大。在这样极其严峻的环境下，时任历城县公安局长的陈克光和他所领导的公安局，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同公开的敌人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智斗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历城南部原来工作基础较好的区，重点是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壮大革命力量，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从１９４４年历城县委、县政府成立到第二年的“八·一五”日本投降，一年多的时间，就陆续建立、健全了各级群众组织和民兵武装，在全县建立了区、乡、村各级抗日政权。
在历城北部，靠近济南和津浦、胶济铁路沿线，是敌我激烈争夺的游击区或敌占区，是我向济南进攻，向铁路沿线发展，开辟路北地带的前沿阵地。对这些地区的敌、伪、顽势力，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党的政策策略，实行区别对待。对死心塌地与我为敌的顽固分子，重拳出击，决不手软。如将策划组织柳埠地区反动会道门暴乱的伪历城县警察局特务系长王辅正、仲宫区伪区长陈鸿年、龙门乡伪乡长周恩扬、反动会道门头子张德一抓捕归案，公审枪决，从而大长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也加速了敌人内部的分化瓦解。
历城县的黄纱会、无极道、红枪会等会道门组织有其历史基础，做好会道门组织的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是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陈克光带领县公安局的同志一方面主动同会道门上层头面人物接触沟通，宣传政策，讲清形势，晓以利害；一方面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正面教育，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从而促进了会道门内部的分化瓦解。以至后来日伪组织企图再次策划反动会道门暴乱时，情报很快就被县公安局掌握，计划一开始就被我粉碎，使其阴谋未能得逞。对敌伪人员的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大多数的伪区、乡、村长都为我所用，他们名为敌人工作，实则为我服务，这就是当时的所谓两面政权。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以稳定的后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战斗，为济南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坚持原则保护干部
１９５３年３月，陈克光从中南公安部调江西。在江西，他曾在国防工厂工作过，办过学院教育，搞过党务工作，但更多的时间还是奋战在公安、政法部门。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对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是一次次无形的考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陈克光在每一次运动到来的时候，做到了既不“刮风”也不“随风跑”，而是坚持党性原则，置个人风险安危于不顾，尽最大可能保护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时，他主持工作的中共江西省委政法部没有划一个右派。１９５９年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他作为副检察长主持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反右倾运动，既没在机关划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没有使任何人遭到错误的批判。１９６３年他调任省直机关党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后，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纠正了一些基层党委在宁左勿右思想指导下，对干部错误定性的审查结论。如有一位解放前在初中读书时集体加入了“三青团”的干部，基层党委依据敌伪档案中该人为“三青团”分队副的材料，定性为“普通反革命”。而大量旁证材料证明，该人加入“三青团”时年仅１３岁，所谓分队副一事本人并不知情，且初中毕业后即主动与“三青团”脱离了关系。据此，在陈克光主持下，直属机关党委以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批复，对错误结论作了纠正。陈克光对党委的同志说，处理人的问题要十分慎重，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历史教训。宁左勿右，将伤害干部，即使以后平反纠正了，也难以抹去心底的遗憾。
在“文革”运动中，陈克光多次遭到几十人乃至数百人的围攻，并被诬陷，遭到关押隔离审查，１９７０年被下放到景德镇市。１９７６年，从未涉及教育领域的陈克光受命挑起了恢复在“文革”中被破坏撤销了的景德镇陶瓷学院的重任。他身先士卒和教职员工一起修马路、清废墟，从教师复钩到抓基建、抓生活、抓招生、抓教学、抓思想，到处留下他的身影，为陶院发展绘制了蓝图，奠定了后来陶院大发展的基础。１９７８年他调离了陶院，但陶院师生在年终时仍将他评选为全院的先进工作者。
公正执法两袖清风
１９７８年９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将正在主持景德镇陶瓷学院复校工作的陈克光调任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委以恢复重建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和全省检察机关的重任。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陈克光任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１９８５年６月，陈克光被江西省第八次党代会选举为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１９９０年他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委员。
陈克光在江西检察机关先后工作十多年，为江西的法制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作出了积极贡献。在１９７８年恢复重建检察机关中，他和省院党组同志一起在中共江西省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殚精竭虑。在一无人员、二无办公设施、三无工作规范的极度困难条件下，在选配干部、组建省院机构、制定全省检察编制、筹措省院和全省检察机关办公设施以及尽快开展工作等方面，认真筹划，较快地完成了重建的各项工作。１９７９年３月，召开了江西省第十二次检察工作会议，传达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会议之后，全省检察机关先后全面开展了各项检察业务。
在恢复重建检察机关的同时，陈克光注重抓好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凡经他手，确属冤、假、错案的申诉，他都组织专人认真复查，并实事求是地给予平反。厦门市渔民黄某，１９６０年与妻子出海捕鱼却被认为是下海投敌，被判处６年有期徒刑送到江西服刑。黄某一直在为自己申冤，但每申一次冤，他就被有关部门以认罪态度不好加几年刑。１９８０年已坐了２０年牢的黄某一纸申诉递到了陈克光的手上，陈克光立即指派人员向厦门及江西的监狱等方面了解情况，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黄某的冤案澄清，让他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与家人团圆。
作为检察长，陈克光做到了公正执法，刚正不阿；廉洁自律，两袖清风。陈克光经常告诫干部，检察官的形象代表国家和法律的尊严，检察官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司法公正的守护神，是打击邪恶的利剑。因此，检察官理所当然是反腐倡廉的模范。他是这样要求别人，也同样严以律己。凡是找他办事或涉案的单位、个人或当事人，向他反映问题、提出申诉，他都本着司法公正的原则，予以接待和答复，绝不因为老朋友、老同事而向有关单位打招呼，网开一面；更不接受任何单位、个人或当事人以各种方式和理由的馈赠。
陈克光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个人加班从不领加班费，出差时却坚持要交伙食费。作为一个省级领导干部，他一直住在机关的单元宿舍里，书房没有装修，除了书籍和几件陶瓷作品、桌椅外，就不再有别的摆设；他的卧室摆放着陪伴他几十年的木板床；客厅里摆的是接待过无数来访宾客的普通沙发。家里的摆设虽简陋，但收拾得却似他的人品：明亮、整洁。他的衣着从来都是简朴而得体，简朴的程度令常人不可想象。他的夫人东明去世后，其子女在整理衣物时发现，他们爸爸妈妈的内衣和袜子竟是补了又补。
陈克光节俭过紧日子，并不是为了把钱财留给子孙。他说，子女的生活道路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开拓，留给他们的应是精神遗产而不是物质财富。但对社会上需要援助的地方，他总是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１９８５年，他携夫人回莱芜老家，看到家乡农村的学校设施简陋，娃娃们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上课，心中甚是不安，回江西后凑足１０００元寄给村里，希望能略微改善一下孩子们读书的环境。从那时起，他和夫人立下了共同的心愿：用较长一点的时间，积蓄更多一些资金，捐给家乡的教育事业，为生他育他的家乡人民尽一点力。１５年后，他在夫人东明逝世一周年之际，带上他和夫人共同的心愿，亲赴莱芜，将１０万元人民币捐献给莱芜市莱城区辛庄中心小学。１０万元对大款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对陈克光来说，却是他与妻子两名共产党员、普通工资收入者１５年的积蓄。他与夫人的义举受到家乡人民的交口称赞。
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心中始终装着群众，身体力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民族解放和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不管是成功还是挫折，顺利还是坎坷，都无怨无悔，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和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