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参加红军的杜明，曾任毛泽东的警卫员，是遵义会议会场唯一的配枪警卫，参加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作为中央保卫局的领导小组组长，亲手打开刘志丹手铐脚镣。1938年从延安赴山东途经西安，奉毛主席命令与林伯渠一起阻拦张国焘叛逃。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部编入八路军115师赴华北抗战，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1938年任115师四支队锄奸科长、八路军山东纵队锄奸部长等职。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共山东分局决定设立中共济南市委及公安局等机构进城实施接管，从军队抽调杜明任济南市公安局长，由于济南城被国民党部队占领，未能开展工作。1946年2月杜明调任山东公安总局长，是继刘居英、郑文卿之后的第三任山东公安领导人。杜明同志的孙女杜冰梅联络“烽火公安网站”并提供了翔实资料，使我们得以瞻仰公安前辈的光辉革命历程。
杜明原名杜述堂，1911年6月生于福建省泰宁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时上过三四年私塾，10岁父亲病逝，后辍学务农。1930年初，参加县农民协会活动。次年6月4日，彭德怀指挥的红3军团第6师，由彭雪枫政委率领首次解放了泰宁，就是这时他报名参军成为一位红军战士，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提拔为排长。11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期间做警卫工作。
1933年春，杜明离开红三军团，调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电话总队任中队长，奋战一个月，为中央政府架设了第一条从瑞金到汀州100多里的长途电话线路。当电话线架到汀州时，他还去看望受左倾路线打击、正在长汀西门外一个寺庙里“养病”的毛泽东主席。回队不久，刚从莫斯科大学进修回来的林伯渠同志从上海中央秘密来到中央苏区，杜明又奉命冒着濛濛细雨徒步30余里，把他从瑞金接到中央驻地叶坪。
1933年底，杜明由电话总队调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期保卫训练班学习一个月。1934年10月，杜明被编入由党中央机关、苏维埃临时中央机关、供给部、卫生部、干部休养队、担架队、运输队等组成的人数近万人的第二纵队，告别了中央苏区，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到了湖南汝城后，杜明调到中央警卫营任特派员，负责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保卫工作。遵义会议期间，担任了会场的保卫工作。当渡过金沙江后，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带着毛主席的重托，又回到金沙江南岸翻过几道雪山，去慰问长征以来一直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毛主席指派杜明带领一个警卫连护送。受到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的热烈欢迎，为他们胜利完成阻击与牵制敌人、保证一、三军团顺利过江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年6月，杜明调中央军委总收容队、中央军委上干队任特派员，两次出入草地，保卫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杜明调回国家政治保卫局任侦察检查组长。这时陕北“肃反”已狂热地错杀了两百多名革命同志，陕北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等同志正在狱中受审，危在旦夕，党中央和毛主席立即下达“刀下留人”的指示。杜明随国家政治部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贾拓夫、刘向三等组成的工作团，火速赶往瓦窑堡，履行营救刘志丹的光荣使命。那是10月21日下午，刘志丹、高岗等几十位被囚的革命同志一一获释。在12月17日至25日于陕西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杜明参加了会议保卫工作。1936年，他先后任西北保卫局科长、陕甘保卫局科长、鹿县保卫局科长等职；其间，在大部队东渡黄河，一千多敌人突然偷袭瓦窑堡中央驻地的危急时刻，他在一个小时之内曾三次进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办公室报告敌情，并负责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安全撤离。
1937年春，杜明调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第三期学习，次年3月下旬毕业后，被派往敌后山东。在路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期间的4月7日深夜，杜明一行又跟随时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林伯渠同志登上黄包车，赶去西安火车站，规劝准备叛变投敌的张国焘。随后赴山东，历任山东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锄奸部部长、115师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等职，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领导所部进行反扫荡、反特锄奸及保卫工作中，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杜明同志是山东公安工作的创建人之一。他从部队到地方又回到部队，历任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山东省公安局局长、山东兵团保卫部长、华东野战军保卫部长、第三野战军保卫部长等职。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战役。1949年新年伊始，淮海大决战中，杜聿明集团被歼，杜聿明本人也成了阶下囚，这名战犯就是被杜明任“三野”保卫部长在前线亲自主持初审的。
1949年8月初，杜明随南下大军打到闽北建阳，忽然接到上级任命他去当泉州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通告，后因故未能到职。
10月1日，杜明同志赶到北京，穿上国家统一制发的呢子衣服，应邀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在战争年代里，杜明同志参加的重要战役达20余次，负伤两次。荣获国家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建国后，杜明同志被分配到广东省公安厅任副厅长。其间为保卫新生政权破获了多起重大敌特案件，家中还保存有一张与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同志的合影照片。
1951年秋，杜明调回北京，先后任中央公安部公安干校、公安学院教研处长，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保卫处长、农业部机务处长、农垦部工业处长等职。1955年秋，调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8年夏，结业后回到农垦部工业处。1959年冬，调往贵州省，先后任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农机局副局长、机械工业厅副厅长等职。
杜明同志在贵州离休，后来安置在北京。按规定他享受部级待遇，政府给他大套住房他不要，而住在北京普通旧式红砖白缝楼房中的一个二层三居室里，他的卧室兼办公室、会客室不足十二平方，他的床铺、橱子和办公桌都是五十年代的“解放脾”。公家给他装电话，他不要；给他配小车，他也不要。他打电话，到附近公用电话亭；他开会外出，都是去挤公共汽车或干脆坐“11”号。他几个子女，由于他不肯“开恩”，帮助疏通关系，至今还分散在边远的陕西、云南、贵州、四川、江西等地生活。
1994年2月24日凌晨2时零6分，杜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终年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