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下旬，红军分3路从贵州向云南昆明方向进军。这时，滇军主力已东调贵州，与红军正面交锋的敌军胆战心惊，急忙调集各地民团防守昆明。我红军主力虚晃一枪后，突然向西北的金沙江急进，准备过江北上，摆脱后面的敌人。
4月30日，中央成立了渡江指挥部，周恩来任总指挥。5月1日，中央纵队的主力干部团（由红军大学学员组成）突袭金沙江南岸的渡口皎平渡，击溃川军守敌，控制了两岸渡口，并掌握了七条船。
5月3日，毛主席来到金沙江南岸，他先观察两岸周围地形，然后注视着浪涛中横渡的船只，向身边的同志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掌握了多少渡船？最大的能装多少人？日夜不停一天能渡多少次……然后毛主席同我们一道上船。这条船共坐有七八十人，其中有毛主席的秘书、我、陈昌奉（内勤公务员）、胡长宝（警卫班班长）和警卫班战士。船靠北岸，毛主席下船站在江边，含笑向大家发出命令：“今天我们不走了，就地宿营。”又转身对秘书说：“马上通知，把电台架起来，和各部队联系。”
乡亲们送主席床铺桌凳就地宿营，陈昌奉有些意见：“附近没有房子，怎么能住？”毛主席指着离江边百米远的山崖说：“那边不是有个大石洞嘛！”陈昌奉心里不踏实，先过去看看，只见石洞里坑洼不平，地上还有一堆一堆的牲口粪便和柴草灰烬，又脏又潮。原来，这里是农民放牧避雨的地方。于是他便把这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毫不介意地说：“老百姓都能在里头避风雨，我们怎么不能住？”陈昌奉面有难色：“那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找些稻草搭个地铺就很好嘛！”“可桌凳也没有呀！”“这好办。”毛主席作着手势，“把我的那两个公文箱一并，就成了桌子，搬两块石头叠起来，不就成了凳子可以坐了嘛！”让毛主席住这样的山洞，陈昌奉心里很不舒坦，于是便带了两个警卫战士去附近看看到底有没有村子。
后来，终于找到一家虚掩门的农家，屋内只有一位老人。见到红军战士如此亲切，老人一口答应借床铺桌凳。他叫出躲藏起来的乡亲们，将床铺桌凳送到洞里。毛主席连忙起身迎接，还招呼乡亲们坐下歇歇。谈了一阵，乡亲们便告辞了。
事后，毛主席批评陈昌奉说：“谁叫你们去借的？上岸时不是说过搭个地铺就行了嘛？你这样惊动了老百姓，又给他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陈昌奉努着嘴嗫嗫地说：“我看您那么辛苦劳累，身体又不好，心里过意不去，于是，我就……”主席听了，再没有说什么。我护送李富春去五军团长征以来，五军团一直担负着殿后的艰巨使命，战功卓著，伤亡很大，整编后，实际上只剩下三十七、三十九两个团，因此，毛主席心里一直惦记着五军团。放心不下的毛主席，过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请来商量。毛主席和李富春商量完后，让我负责护送李富春去五军团。这让我倍感荣幸和激动！因为我对五军团有着特殊的感情。1931年6月，我在家乡泰宁县城参加了红三军团。第二年春，我们奉命打赣州。打了近一个月，三军团虽然打得很英勇，但久攻不克，人困马乏。敌人更加有恃无恐，疯狂反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五军团赶来了！他们为我们解了围，杀得敌人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所以，只要一提起五军团，我就感到格外亲切和兴奋。我们一行翻山越岭赶路。第三天，当我们走进一个村庄时，老远就看见第五军团团长董振堂、政委、参谋长等人站在村头。显然，他们已接到毛主席发来的电报。我跟着李富春大步流星地向五军团领导奔去。李富春向大家传达任务当天下午，李富春在军团干部扩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五军团的问候和指示。李富春说：“自长征开始来，五军团一直都担负着特别艰巨的后卫任务，为掩护中央机关和全军胜利前进立下了大功，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主席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他一到北岸就派我们回过江来看望你们，并对全军战士表示慰问。”说到这里，室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李富春接着说：“现在大部队还在南岸，渡江才开始几天，我们仅有7条船，江面600多米宽，水速每秒4米，大家可以想象到，三五天不可能全军都过去的。因此，毛主席要求你们要坚持一个星期，也就是说，从今天起再坚持5天，坚决阻击后面追来的敌人！”当李富春讲完“毛主席在北岸等待着你们完成任务胜利归来！”这句话时，董振堂霍地站起来握着拳头说：“守住阵地没有问题！我们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杆枪、一颗子弹！坚决消灭敌人，誓与阵地共存亡，请毛主席和党中央放心！”
七天时间红军成功渡江李富春传达了任务后，又回到了江北。此时一、三军团渡江已基本结束。五军团也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完成了阻击与牵制敌人的任务，立即撤防向金沙江疾进。过江后，渡江司令部下令将这七条渡船全部焚毁，数日后，当敌人主力赶到江边时，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敌人只好望江兴叹。
（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宣编处、泰宁县博物馆提供 东南快报2006-0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