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勤奉的回忆中，他与郭长儒叔叔、薛新民阿姨夫妇，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与艰苦卓杰的岁月里，建立的同志似的战友情谊是我们后辈值得颂扬学习的榜样。
（图为李勤奉与薛新民家人合影）父亲与郭长儒叔叔、薛新民阿姨同是山东沂南县人氏。他们的老家同在沂南县土山区（今大庄乡）。薛新民阿姨的老家葛沟乡张官村与父亲的老家前交良村隔河相望，站在村外的汶河畔举目相望，两家的院落历历在目。
郭长儒叔叔、薛新民阿姨是父亲亲密无间的革命同志、革命战友、领路人、老上级，老领导。郭长儒叔叔更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他们的革命友谊链接着他们革命的一生。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1942年，郭长儒叔叔就是沂南县土山区区委书记。薛新民阿姨即是沂南县土山区妇救会主任。父亲在他们的领导下担任着土山区抗日联防大队交良分队队长。
我的父亲1943年在郭长儒叔叔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各自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9年父亲与郭长儒叔叔、薛新民阿姨分别从山东分局与华东支前委员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郭长儒叔叔、薛新民阿姨奉调服务团云南支队南下云南省。父亲奉调服务团川东支队南下四川。
说来也巧，他们三位老战友在两年后的1952年。由于父亲从重庆再次奉调南下云南，又走到了一起，并沿袭了他们一生的战斗友谊和同志情谊。
记得父母亲说过，1952年9月，母亲刚到昆明，就临产了。那时父亲以先期入滇到思茅地区开始工作了。是郭长儒叔叔、薛新民阿姨把母亲送进的昆华医院。产下我后，由于早产，母亲无奶。是薛新民阿姨对母亲百般呵护，并给我送来当时最好的美国得宁奶粉，才让我有了今天。
记得母亲说过，生下我后刚满月，就乘坐郭长儒叔叔的车和薛新民阿姨及小姐姐们一起赶往五百公里外的思茅边陲。
昆明到思茅570多公里，现在乘汽车一天即到，乘飞机只用一小时，在公元一九五二年可不是这么回事。那时昆明到思茅的公路，只通到墨江县，而且是初通的毛路。从墨江出发，距思茅还有三百多公里，全得翻山越岭沿古老的茶马古道进入思茅。
母亲抱着我，随薛阿姨乘郭长儒叔叔的汽车到达墨江。而后就是步行、骑马、坐轿，一路风餐露宿，历时半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普洱县。最后思茅专员公署成立后，我们的家才基本安顿到思茅”。
说来更巧的是，我出生的那一年那一月，我的岳父母刘德俊、赵云彩（同是郭长儒叔叔、薛新民阿姨一起南下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亲密战友，亲密同志。他们的再婚关系就是郭长儒叔叔和薛新民阿姨促成的。）也在昆华医院产下了他们的一个女儿。（那时我们家与岳父母家并不认识）郭长儒叔叔、薛新民阿姨同时分别送了我们两一个小棉被。几十年来这床小棉被伴随着我们两家人走过了漫长的风雨岁月，今天它还垫在我小外孙女的身下。小棉被是我们三家人友谊的见证，是老一辈的战友情，同志谊的传承。
当然了，20多年后，我和我的爱人刘伶同志的月老也是郭长儒叔叔和薛新民阿姨，是他们促成了我们的今天。
郭长儒叔叔、薛新民阿姨与我的父母、岳父母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无论在工作上，生活中都是那样的亲密无间。
在腥风血雨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互相鼓励前仆后继。
在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互相勉励共创辉煌。
在错误路线的侵害下（他们在所谓反右倾中、在文革中都不同程度的同为受害者）他们互相挽扶，互相鼓励，共同抗争。
在光荣离休的日子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鼓励共度夕阳。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三家老人们，不论走动到哪一家，饺子老酒管够。拉呱、唠嗑欢笑，共诉衷肠彻夜不眠。
我们小辈到了昆明郭叔叔、薛阿姨家就如进自家门一样的无拘无束。
记得文革中，薛新民阿姨被迫害下放思茅“曼歇坝”省委五七干校。那时食品、生活用品短缺。我父母总是算着日子，每当薛阿姨可能进城前，就全家总动员上街排队买这买那，为的就是要让薛阿姨能多带一些吃食和生活用品回干校，得以度过难熬的岁月。
文革中郭长儒叔叔被迫害独自一人下放玉溪时，岳父母每到休息日就要包饺子请郭长儒叔叔来吃，或是送到郭叔叔的宿舍。
父亲与郭长儒叔叔离休后更是由于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成为了诗友。他们虽然天各一方，但他们总是能鸿雁传诗，互表衷肠，互相勉励。有诗为证。
父亲在《滇鲁吟》一诗中赞扬郭叔叔时这样写道：
李勤奉赞郭老
我识郭老半世纪，由北到南老领导。
历来诚恳无官气，平易近人惯始终。
会堂讲话听者服，家中接谈语更亲。
特喜离休亲输墨，挥亮落纸走蛇龙。
1991年郭长儒叔叔曾为父亲诗稿留言。郭长儒参阅勤奉同志回忆诗歌留言：
李君忆旧留鸿爪，诗歌朴实意义高。
不论平仄韵合否，注重事实为先导。
革命一生奔波苦，慨括小结供人聊。
不为图名遗后世，专给儿孙谱考好。
战友叫我提意见，特呈片言责任交。
这就是我们的父辈们，这就是父辈们的友谊，这就是父辈们的情操，这就是父辈们用一生谱写的大大的一个人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