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日寇调动5万余兵力，侵华日军总司令烟俊六坐镇临沂督战，分11路向我沂蒙山根据地大举进攻，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日寇合围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主力，寻找首脑机关。由于不明敌情，有日本特务混进来。
抗大一分校、山东分局、省战工会、一一五师、省及各群众团体等机关数千人，误入敌清剿包围圈。30日凌晨，敌人一个混成旅团，向我转移到大青山地区的军民发起攻击。大青山一战，陷入包围圈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机关、学校、后勤非战斗人员，在被日寇合围过程中，所有单位部门都以撤退保存实力为主，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再加上战场狭窄，地形复杂，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战工会副主任陈明同志等高级领导人在内304多优秀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山东分局组织部长李林等500多人负伤。省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等多人被俘(李后被搭救，建国后任山东省副省长)，只有肖华带领的一支部队(主力团)到鲁南没有遭到合围。
大青山合围时，我正在蒙山(西蒙)，经受了大扫荡的考验，大青山属东蒙，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把县委县政府机关、县大队、后勤部门撤退到蒙山以内。在敌占区的东固村和西固村办公，白天隐蔽夜间活动。公安局、武工队白天化装成老百姓，到集市打汉奸，敌伪很长时问不敢出门，威慑了敌伪，振奋了民心。在敌人扫荡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县大队等单位几十个机关干部加武装共约100多人，奉命撤到蒙山山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几天几夜吃不上饭，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有的人动摇了，跑回了家，也有个别的投降了敌伪军。县委只有十多人坚持下来，我当时是坚定的骨干，留下来的同志都是精英，都是立场坚定，坚决干革命的同志。
在大扫荡结束后，我们回到原有的县、区，实行精兵简政，很快又恢复了工作。
六、抗日根据地的区委书记
1、艰苦的敌后根据地斗争
1942年8月，县委调我到上冶区任区委书记，一直工作到1948年冬。在这期间调到区党委党校学习，历时七八个月时间。当时县委上报地委、区党委已同，调我回县委任组织部长，后来地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认为上冶区是个大区，面对县城，对敌斗争任务很重，仍然决定要我回上冶区担任区委书记。到1948年底时，各区区委书记、区长都调走了，我是最后调走的区委书记，调到地委办公室负责当地的生产自救工作。
费北县范围包括从蒙山西端到东端，长约100多华里的区域，上冶区在中间即中心区，为费北县九个区的中心，是县委县政府领导机关常住的地方，与县级机关接触比较多，得风气之先，受益不少。
在敌占区建立抗日政权，组织武装斗争，当时除了日军大扫荡，敌伪进村抢粮，杀害抗日的干部、群众外，还有国民党军队的骚扰，斗争形式非常复杂。
日寇大扫荡以后，围着蒙山根据地修筑据点设立碉堡，封锁墙、封锁沟，使我们的活动更加困难。
有一次我孤身一人要通过敌伪封锁区去联系党组织，半夜时分，是一场大雪过后，路和沟也分不清，过大寺敌据点时，滑倒在一个大冰坑里。这个坑又深又滑，真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得满身大汗，终于爬了上去，又急忙赶路到达了目的地。
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那时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胆量，完全没有生死观念，真是英雄豪情出孤胆，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我想，这就是革命党人的钢铁意志铸就的道理。
2、接待肖华、陈沂两位领导
1940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损失很大。党中央指示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委迅速传达，并作好一切准备。
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来到费北县委传达“皖南事变”的经过情况并布置有关应急措施。县委驻地在奇固庄，因为不通电话，肖华同志的到来无法联系上其它同志。县委组织部只有我一个人，得知肖华同志的意图后，由我负责接待，并通知和安排各部门的同志前来听传达。
我选择的地点是一个小学校，有100多人参加听传达，教室太小，容纳不下。只好在操场上开会，没有桌椅板凳，临时搬来一些圆木棒代替座位。肖华同志讲了一个多钟头，我们听完报告，心中明亮，进一步认识到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也更坚定了我们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加强武装斗争的决心。肖华同志和睦可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次接待的是山东分局宣传部长陈沂同志。陈沂部长路过我们县，主要是到鲁西贯彻正确执行肃反政策，纠正肃反扩大化问题。和他同行的还有两位军事记者陈冰和王力，以及他的夫人和警卫人员、电台。
接待他们时，我是上冶区区委书记，陈部长和两位记者详细询问了我区肃反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认真的回答，因为当时敌我斗争的政治环境很特殊，对有证有据，充当日伪汉奸的人，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面派”人物，的确为抗日政权，为老百姓提供真正情报或有立功表现的人，要正确对待，争取他们为抗日战争作贡献。
陈沂部长告诫我们，对于执行肃反政策，要防止左的倾向，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扩大打击范围。如认真检查后有这种情况，一定要纠正，才能团结大多数。他讲的道理非常深刻，我体会到党中央的政策是很全面的，是从敌我斗争实际需要制订的，在具体执行中，也要联系本地实际情况，既坚持原则，也灵活机动。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我以后的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指导作用。
3、急中生智巧作戏，应付敌人脱险情
1943年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日寇抽调兵力南下太平洋，但蒋伪军活动猖狂，伪三十六师是收编大土匪刘黑七的部队，经常四处骚扰，抢劫粮食、牲畜和钱财。
有一次，这支敌伪部队扫荡蒙山，敌人像饿狼一样进了村，挨家挨户用枪托砸开门要搜查。这时，我和组织委员杨万彬在一个支部委员家中开会布置工作，伪军要进大门了，我急中生智装成这位女支委的亲戚，是她的表弟，也就是杨万彬的侄子，急忙把一支匣子枪和一枚手榴弹藏在土堆下，开了大门，让敌人进来。但是杨万彬胆小，他藏在火房内，被吓了有惊无险，我们点标出来，立即向伪军解释一番，还好敌人搜走吃的煎饼就走了，有惊无险，我们总算蒙混过关。
这时，街上有一家草房失火，房子烧了起来，我们和伪军都去救火，寻机脱险，此时当地村干部为掩护我们离开，向伪军宣布是派公差，要我们二人去给伪团长买大烟才出了村，脱离了危险。由于经常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很多情况下是在当地党员和群众的掩护才得以化险为夷。
4、埋地雷、夜间喊话搔扰敌人
1943年年以后，由于鬼子抽兵日占区除重要城市及交通要道还有日军驻守外，许多据点是由伪军驻导。伪军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的，有收编土匪恶霸地方武装的。由于我党建立敌后根据地重大战略决策的胜利，我党领导的正规部队，地方武装日益强大。敌伪军驻守在县城据点，轻易不敢出动，整个敌我斗争形势处于相持阶段。
我们积极开展瓦解敌伪据点的各项活动。一是在敌人据点周围埋地雷，武装阻击日伪军出据点骚扰百姓;二是通过喊话，做好内部策反的工作。
我所在的上冶区人口近十万，面积几百平方公里。有敌伪据点五处，县城、上冶镇、尹家村大寺、上冶与猪尾巴沟中间还有曹村岭顶、小仲口岭上据点。齐鲁地村路边各处据点更是星罗密布。我们在空隙中穿梭活动，包括政治攻势，喊话作瓦解内线工作，通过刘家村党支部刘书记，做伪军排长张大嘴的工作，提供情报，在反攻据点，策应起义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上冶区内敌人据点多，对敌斗争任务重，但通过我们的工作，主动出击干扰敌人的活动，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使敌人夜里不敢出来活动，限制了敌人的活动，在这方面我们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5、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
1945年8月IS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似乎可以松口气，过太平日子了。其实不然，我们的工作任务更复杂、更繁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按党中央部署，主要是恢复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根据“五四指示”填平补齐，进行土地改革。
我在上冶区开展这些工作时，通过发动党员、干部诉苦挖穷根、找出路的形式，提高党员、干部的阶级觉悟，依靠他们充分发动群众。当贫下中农怀着深仇大恨斗争地主恶霸时，作为领导头脑要清醒，既不要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又要认真掌握执行党的政策，避免群众的过激行为，出现偏差。当时有些区发生乱斗乱打混乱的局面，由于上冶区在土改工作中比较稳妥，掌握政策好，没有发生乱杀乱斗行为，受到上级的肯定和表扬。
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我回想到在接待肖华、陈沂领导同志传达党中央指示时，他们对我的教育启发是很大的，对我以后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四清”、“文革”期间，抵制左倾路线，发挥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