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灯引路，八路军带来了光明
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
在我们贾庄，早已有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村上有名的李举人孙子叫李伯瑾，在1938年7月1日任费县共产党县委书记。这年8月中共费县县委在一区成立抗日武装，李和轩任区队长。9月在费县四区(今平邑卞桥、费北县兴国庄一带)建立抗日训练班。李伯瑾，张若林等负责训练。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各种活动。
1939年5月，八路军115师司令部进驻费北县马家峪、李家庄一带。115师政治部工作组来到我们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工作组的同志给我们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作主人的道理，要打倒军阀、地主恶霸，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推翻“三座大山”，老百姓才有活路。当前就是要团结一致打败日本侵略者，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在工作组同志的启发下，我讲我家的苦难史，讲到乞讨受人歧视，讲到母亲病死他乡，讲到姐姐被迫做童养媳……。越讲越伤心，我失声痛哭，从此更坚定了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革命之路的决心。
我们村也在中共费县县委领导下，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我们王姓家族有我和叔兄王儒现、王儒刚和李伯瑾李氏家族的许多青年人，都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我们带领一一五师政工组同志到私立学校宣传抗日，我还亲自与年纪大的壮丁去日本鬼子驻地侦察过敌情。
参加革命前，我在本乡算是有点名气的青年学生，说媒的也多，本村有一位知名人士李铭图看上了我，此时我正跟他读诗书，他准备把他的侄女许配给我，只要我愿意，便可成亲。他家的经济条件好，不愁吃、不愁穿。可是，我心中想的是参加革命队伍，想的是天下广大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我毅然拒绝了。我决心摆脱旧社会的苦难，不相亲不成家坚决到外闯一闯。
由于父亲清廉不爱财、不求富，也影响了我，使我也养成了不爱财不恋地的品性。也由于父亲是有精深学问的文人，充满书香门第的家庭，养成了我学习做人温良恭谦的秉性，以及终生好学上进的品德。
父亲去世后，我们家按照当地习俗分了家，我的名下也分得五亩土地，但我一心就想外出读书、干抗日救国的事业，不给自己留下私人财产，便把这些土地给了二哥家。我是一身轻松，没有任何牵挂，全身心的投入革命事业的。我不成家、不要家产，坚决干革命，此事在全县影响很大，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二、在一一五师军政干校学习
1939年6月，一一五师到费北县后在马家峪驻防，政治部在李家庄开办费北县乡政干部培训班，时间一个多月，在此学习期间，经崔狄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学习期间，训练班主任崔荻找我个别谈话后，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我都一一如实告诉了他。同时，我也谈了我的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也讲了土匪抢劫、饥寒交迫，我四处流浪乞讨的悲惨日子，以及母亲病死他乡、姐姐被生活所迫当童养媳的情况。崔主任听了以后，告诉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许多道理，我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目子。崔主任进一步给我讲了党的许多知识，要永远跟党走，要经得起在严酷斗争中的考验，为了党，为了人民，要敢于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时，还强调了党的纪律，重要的是不背叛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当前就是要打败日本鬼子，救亡图存，反对妥协、投降、分裂。
训练班举行了一次入党宣誓大会，我是由崔荻主任介绍入党的，同时还有十多个青年人人党。我们在党旗下由崔主任带领我们宣读入党誓词。非常庄严，非常隆重。
我宣誓以后，感到我已变成了另一个人，不是过去讨口要饭的穷小子了，我的母亲虽已过世，但是，现在有了组织，党组织就是我的母亲。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眼睛也明亮了，有了奋斗和追求的方向了。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当然，我入党以后，在敌我斗争非常残酷涉及生与死的时候，也有人劝我投降敌伪，或者干脆回家。我都一一严正驳斥。1942年日寇大扫荡，许多人动摇逃跑，我始终坚定不移的跟党走。即使是“十年动乱”期间，被批斗、被夺权，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革，对共产主义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由于穷苦坚定了我的阶级觉悟，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和追求革命成功的信心，时时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鞭策自己。
我毕业后即脱产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工龄从此算起)，分配在费北县二区，任民运干事。
1939年10月，为进一步培养提高，县委将保送一批知识分子到一一五师二梯队学习，二梯队实为军政干校，重点培养连排干部。
经一一五师二梯队工作组引荐，二梯队政委刘兴元接见了我们，他给我们谈话，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动员我们去一一五师军政干校青训班学习。经一一五师政治部工作组介绍、中共费北县委同意，我和王儒现、王儒刚、唐毅、咸栋等二十多个青年人在军政干校学习了三个月，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抗战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还有军事训练科目，教唱抗战歌曲。我读私塾，上小学因声带不好，唱歌一直是我的弱项，很是遗憾。
二梯队司令部驻在代鲁，一天鬼子扫荡，中午来围攻，干校分路突围，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离鬼子只有半华里，真是险象环生。我于12月底毕业。随后被分配在费北县政府办公室文书股任秘书，又被任命为县青联常委。我的具体任务是:写布告、刻腊版、油印等方面的文书工作。
三、抗日根据地革命政权中的税务所长
1940年4月，我跟随县长陈柯下乡检查工作，当我们到费县西北大仲村检查税务工作时，发现这个税务所账目不清，还有贪污问题。当时，全县有五、六个比较大的集镇，商业经济比较发达，税收是当地抗战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大仲村有山东省第二个济南的说法。征收的商业税中，比如卖一捆大洋布，要征税一块钱。每年征税就有好几万元的收入。
县长把原来的税务所长撤了职，临时叫我留下来管这个税务所，任大仲村税务所长。这个税务所加上我一共有七个人，其中有刘次恭(县委书记父亲)、赵省三(青团委书记的父亲)等几位老人，只有我是最年轻的，其他都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可谓以青带中，中青年结合。我要求他们帐目清楚，不得公饱私囊。并宣传团结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政策，深受器重，团结一致。我们是白天收税，晚上转移，以防敌伪袭击。结果税收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从四月工作到十月，调离工作时，县税务局长来检查工作，充分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还给了我物质奖励，一套新的大成蓝布布衣，一床棉被子。
在大仲村税务所工作结束后，1940年10月我又一次受到提拔重用，调中共费北县委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共五人，部长是崔晓东，一位科长、三个干事，我是守家的干事。崔部长比较看重我，他知道我的姓名叫王儒翰，认为这个名字有封建色彩，既然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还是另改一个名字的好。我们商量来商量去，由他给我取了一个单名:云。他说“云承万里，天上的云是水气，齐鲁大地这些年闹旱灾，你是天上的云，可以给老百姓送来雨露。我们革命党人，就是要给大地带来雨水，风调雨顺，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从此以后，我就正式改名为王云。更为重要的是，我要坚定不移的为老百姓送去雨露，要一辈子为老百姓办事，我已经不是从前的王儒翰了，是新人王云，是为老百姓带来雨露的共产党员王云了。
四、深入敌后、处决敌特
1941年1O月后，日本占领军发动了大扫荡，费县县委已在敌占区建立了抗日地下组织。敌人把根据地完全占领以后，农村伪化，我们改变工作方式深人敌区作隐蔽斗争，建立秘密据点，如在东固建立的政权就是两面的，白天是敌人的天下，夜晚是我们的世界。县委在敌占区有专人分工负责，有武工队、公安队等。记得正是秋粮成熟的时候，为了解决老百姓到手的粮食不被敌伪抢走，县委派我在敌占区作组织抢救粮食等项工作。
费县东固是个大村子，党组织健全，地下武装也有一定的实力，是一个抗战堡垒。日伪军队也不敢轻易入村，汉奸也只敢白天进村来要粮要钱，怕晚上被地方武装把他干掉。但是，西固村就不一样了，为了帮助西固村老百姓抢收粮食，我利用晚上时间进村，与当地党员、干部开会，商量发动群众抢收粮食的事。
有一次，我与一位县委代理书记李鲁生在东固地下组织杨忠朴家，发现一个日本鬼子的情报员。他供给我们的情报是假情报，反而把我们的情况提供给日本鬼子。一天，我们又来到东固村杨忠朴家，想方设法把他找来，在杨忠朴家吃饭、喝酒。他发现我们的真实身份后，想在饭后喝茶时逃跑。
当这个家伙翻墙要逃跑时，我奋不顾身抱住他的双腿，他的力气大，把我蹲倒在地，越过了墙头。杨忠朴迅速从小门跑出去，这时，那个汉奸已跑到了小巷子，杨一个扫堂腿把他放翻在地，我随后跟上，我二人将他捆起来，关在一个小房间。 审问时，他死不承认，好在我们已掌握了充分证据，晚上，县委书记李鲁生通知县公安局的特务队，来了四个队员，核实了这个汉奸的所作所为后，把他押到一个大芦苇荡枪毙了。
这次为抗日为百姓除了一害，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他们都说“他这人不是中国人，帮着日本鬼子打中国人，这就是他的下场”。
1941年10月，我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期间，日本鬼子大扫荡，八路军转移敌后，县委办公机关也搬迁在敌占区工作，党政机关转人敌占区活动，分配我与各村联络，负责传达上级指示，护送干部安全通过封锁线。同时把敌人动向、敌伪的活动情报及时传报上级。由于我在本地联系群众有较好的工作基础，这些任务都能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