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与我同时代的许多老干部写了自身经历的回忆录或自传等。我原先没有这个打算，反正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自有历史评论。然而在我八十五岁的时候，当我和老领导、老战友聚会时，难免要缅怀已过世的领导、战友、同事，深切体会到国家的强盛，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广大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的提高……的确是来之不易，有多少先烈流血牺牲才换来的。在与儿女孙辈和社会上的交往中，在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时，内心深处涌出一个问题: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动荡和转折的时代，中国、中华民族在今后的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历史是在变革中前进的，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永无止境，又是改变社会的不可阻挡的动力。可是，我认为，永远不会改变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之魂，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将我的人生历程—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讲述记录下来，留给同时代的人和子孙辈们也许是有益的。
我出生于小农和书香门第的家庭，民国十年军阀混战，土匪暴乱，造成了我苦难的童年。八岁丧母，十一岁丧父，更使我的童年雪上加霜，靠半耕半读，在苦难中艰辛的完成求学历程，在私塾读完了四书五经。
一、我的出生
我于1922年3月24日出生于山东省费县(今平邑县)柏林镇贾庄村。我的家乡贾庄处在蒙山前，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即此。蒙山又是鲁南屏障，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好的战略作用。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自耕农，我出生时，一大家人靠二十来亩土地生活。祖父因当时农活又苦又累，抚养一大家子人，是活活累死的，六十岁就离开了人世。父亲是靠外婆家会木匠，靠木工手艺挣了点钱，才能读私塾读书受教育。父亲号称满篇文章，但未中秀才。以后凭他的天分和勤学，父亲被本村李举人家聘为教书先生，教学多年，颇有成效，受人尊敬。由于他知书达理、为人诚恳、办事公正、待人厚道，被村人推举为本村的围主，也就是村长。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
山东是孔圣人出生、讲学的地方，中国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家乡在临沂，还有出生在费县的曾子、颜真卿与我的家都相隔不远。是名符其实的孔孟之乡。所以，历来山东的教育都受到尊重，有深厚的基础。费县在山东有悠久的历史，地杰人灵，素有“圣人化行之帮，贤人钟毓之地”的美誉。在当时那个年代，各地办私塾是甚为普遍的。到了满清皇帝退位，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也陆续开办小学。在当时，小孩子能上学读书，是各阶层的普遍愿望。当然，在我记事时，我也希望有那么一天，自己能够坐在教室里读书。
二、在兵、匪动乱中的我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家乡土匪猖撅，社会动乱，父亲迫于家庭的生活负担，到平邑县南泉上村一户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当雇工、做记账先生。帮工两年后，用所挣的工钱做本钱，勉强作点小生意，经营煤油、火柴、花生、饼等商品，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杂货摊。全家除农田劳动收人外，就靠这个小店维持生活，虽说不上富裕，但尚能糊口度日。
谁知好景不长。在我7岁到9岁这段时间，虽然早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可是，军阀混战，土匪武装抢劫，血洗村寨之惨剧不断发生，大土匪头子刘桂棠外号刘黑七，1926年以来，先后两次血洗白马裕村和大泗彦村，前者被杀村民393人，其中有11户被杀绝，后者被杀害947人，全村夫妻都活下来的只有一对。有一户村民是四世同堂的，全家被杀死53人。
由于匪患和早灾不断，老百姓无法生活，我家也不能幸免，开始逃荒，躲避。
那是1928年的一天，土匪进村抢劫，首先要抓围主的小儿子作人质，未果。我们一家慌忙跑到李举人家避难。因为李举人在当地名望很高，李举人家，属于保护对象，连土匪都畏惧三分。我家是躲过了这一灾难，可是土匪走后，回家一看，院子里到处是土匪未抢走的书。这些书是我父亲的传家宝，父亲见此非常伤心，但又无可奈何。
在举人家躲过两天后，因为家中被洗劫一空，已无法生活了，父亲只好作出痛苦的决定:一家人远逃外乡。父亲逃到武安村大地主孙宝珠家中，因为地主家有武装队保护，母亲和姐姐带着我三人帮地主做家务讨饭活口。母亲能做得一手好活计，有一门好手艺，能一起使用两盘锅烙煎饼，我跟母亲生活、帮工，有时吃饭还有点菜。
当时为了活命，我们三人，在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四处讨饭，不得温饱。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祸不单行。母亲不幸染上伤寒症，我到处乞讨，要得一碗麦子粥，母亲还叫我找驴子粪蛋作为治病的药。怎能治病呢?母亲在这种一无医、二无药、三无口粮的情况下，眼睁睁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父亲得知这一消息赶来时，只好托人赊来一个小棺材，把我母亲埋葬在异乡。多年后才迁回老家。
料理了母亲的后事，姐姐带着我继续讨饭，那时候乞讨也不容易，老百姓在兵慌马乱的时候，没有什么人施舍。我记得武安小巷一个开杂货铺的老头，把掉在地上的脏包子，用瓦扣在屋檐下，我路过他门口的时候，要我叫他爷爷，并感谢他，才把脏包子拿给我吃。有时在饭摊上能讨到半碗面汤喝，或是要到半个馒头，或者捡到一块西瓜皮，凡是能填进肚子的东西，只要能充饥就满足了。
讨饭的日子，风餐露宿，夜宿地主的屋檐下，春夏秋冬无衣可穿，夏天赤身露体。冬天一条破连档裤、一件破棉衣，棉花一团一团的露出来，靠近皮肤的一面，伸手一抓就是大把虱子。每天都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有时一整天都乞讨不到食物，身子干瘦如柴。
在那乞讨求生存的日子里，我姐姐讨到的不管什么食物，她总要先给我吃，她却饿着肚子。后来，我总要坚持一人吃一半，但是，姐姐就是姐姐，姐弟的感情就是这样深，有了姐姐的爱抚，我总算活了下来。后来，姐姐在别人的劝说下，先当童养媳，平安后正式出嫁，姐弟从此分离。
我只好一个人去乞讨，日子过的很孤独、凄凉。讨过饭后，有时候就在沙滩上光着屁股玩，有时坐在沙滩上看耍猴戏的，回忆童年真是很艰辛很悲惨，死了都没有人来埋。
三、武安小学的小学生
到了1930年，也就是我8岁的时候，父亲经营的小杂货铺逐步稳定下来，当时有一所武安村小学，早已开学上课。我去武安小学时，没有书本，穿的又破烂，被同学看不起，还受欺负、骂我“你这个小讨饭的还来上学，滚回去吧!”我辩解道“我已不讨饭了，求求你们让我上学吧!”直到后来，父亲给我换了干净的衣服，也买到了书本和学习用具，才慢慢好起来。我下狠心，一定要好好学习。老师讲课时，我听到的都是非常新鲜的内容，听的特别认真，一字不漏。下课以后，我也不会和同学们去玩。回家后，趁天还未黑，把当天所学的课文，从头至尾反覆背诵。有时，在晚上还借月光阅读或写字。当年期末考试我得了第二名。第二年考试得了第一名。这时，再也没有哪个同学看不起我了。小学只读了三年就迁居回到老家了，原计划第二年春天再继续读书，不幸的是大难再次降临我的家庭--父亲去世了，我也就失学了。
四、痛失双亲，耕读相伴的少年时代
当我十一岁时，父亲积劳成疾，患肺病于1933年3月去逝。父亲临终前把我叫到面前，叫着我的小名说“你一定要读好书，做好人。”还说“我最舍不得的是那些书。以后，你要想办法把书找回来。”这句遗言跟了我终生。按当地习惯，兄弟分家。我和二哥合居，因二哥未成婚，他要忙农活，我承担家务事，洗衣、煮饭都是我的活计。二哥起初和人合伙养耕牛，以后自己养一头牛、一头猪，便由我负责割草牧牛和放猪。这段时间，我仍然没有放弃学习的机会。这时我读的是半日制小学，因为要烧火做饭、洗衣、放牧，农忙时，还要给二哥送饭到田间地头，我也参加农业劳动，学会了多种农活，这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自父亲去世后，在我参加革命前这一阶段，我二叔王绍言给予我很多的照顾，做点好吃的，都叫我去吃。王儒现是叔父的老三，我叫三哥，他是我参加革命前的亲密伙伴。他参加革命后任过我们费北县、大连市、徐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公安厅厅长。至今我们关系都很好。
后来，我又改为在家乡读全日制的私塾。前后三年时间，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课本。我读书的悟性好，求知欲特别强，能背、能写，能一气背完上论或下论，这对一生的记忆力都会有影响。在学生中，我的学习成绩经常是数一数二的，名列前茅。这些学习对我的人生道路有极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学做人，做正直的人。在家牧牛、养猪做家务活。我在放牧的时候，总要带上书本，当牛、猪啃吃青草的时候，便可以安心读书了。可是要写字时，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纸、笔，便找一根树枝或石块，在地上写划，这也为我以后的记笔记、写文章和书法打下了基础。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写总结调查报告等都是我自己动手，反复修改，一直到定稿，都不依靠秘书。
五、最初参加革命活动
到1938年时，我已是16岁的小伙子艰苦的童年、少年生活磨练，再加上读了这些年的书，使我很快的得到成长。从读书经历上来说，我在武安小学读了三年多小学，回到家乡后又在本村半耕半读一年多，读全日制私塾三年，共七年的学历。以后在实际学习工作中，参加工作时相当于初中文化，文字逐渐通达，达到高中以上。此时，我二叔任庄长(村长)，经常由我接待招呼吃饭，应酬上边区乡来的公务人员，并由我记账，我做得很好，又勤快又懂礼貌，上上下下都喜欢我，此时我已成为村里比较出色的优秀青年。
因为我参加这些接待工作，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开始进入社会，我开始有了出来干事，摆脱苦难生活的想法。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为什么贫富不均?为什么军阀、土匪横行?为什么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