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沂蒙南下微信群”里的二代们，甘玛微信中说的被父母亲留在临沧托儿所的儿子就是俺本人。
我的父亲陈树胜是山东沂水县诸葛镇下胡回峪村人，1922年10月生， 1939年参加抗战，历任民兵、战士，班长，参谋，付股长，股长。战争期间曾6次负伤，其中2次重伤。1949年南下云南，剿匪建政。1954年父亲从呈贡县调到临沧地区双江县担任县委书记。当时我2岁2个月，俺弟才2个月，从昆明乘大货车到祥云后就只有走路进临沧，一个警卫班十多个战士全副武装护送俺们一家四口人，从祥云到临沧大约400多公里路程，一路全都是马帮走的崎岖山路，全靠战士们肩挑手抱走了近20多天才平安到达临沧县城。
因全国才解放不久，双江县离临沧也未通公路还有约150公里左右的山路，且双江县是全省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一个县，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瘴气、鼠疫、肺结核、钓端螺旋体传染病及温疫等各种严重疾病肆虐，父母亲只有狠心将俺一个人留在临沧地委及行署和40师共同刚刚新组建的托儿所，成为进入该所的第一个干部子女。
然后，父母亲就带着才3个月的弟弟还由警卫班的战士们一路护送走路到了双江县任职。由于临沧、双江之间路途遥远，父母亲除了重要会议必须到临沧开会时偶尔去托儿所看俺几分钟外，一般情况2～3年都不到临沧，所以，俺就象一个孤儿般一个人在托儿所生活了足足八年的时间，一直到1 0岁多。
其间，小学一年级直至四年级都是吃住在托儿所，上学背个书包到临沧南屏小学。在托儿所八年时间中，其他干部子女都是星期六下午就被爹妈接回家，而全所只有俺一个孤儿成年累月没有爹妈看望或接走，星期天托儿所食堂停火不做饭，俺就只能到所长（40师师长左奎元的爱人）家搭伙，晚上一个人孤零零地睡在空旷漆黑的无人值班的大宿舍中。
正因为如此，托儿所从临沧县城召聘的个别阿姨就特别虐待俺，八年中俺吃过苦、受过的罪和身体遭受的损伤及心理上受到的极度伤害罄竹难书！
满10岁上小学五年级后，父母被调到云县时，俺总算回到家中与父母团聚，刚刚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才四年时间，谁知文革运动的浩劫，父母被批斗毒打送到远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关牛棚劳动，家中只有俺这个14岁的大哥带着弟弟、妹妹生活，军管会的军代表和造反派组成的革委会规定每个月俺可以从父亲被扣发的工资中领取15元钱，作为俺兄妹三人每月的生活费。
1968年12月，毛主席一声令下，俺这个刚满16岁的初二学生，就被革委会强令分到离县城有约180公里、云县最贫穷、艰苦的大山上插队，并明确规定只准俺一个人在一个生产队！就这样，俺又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大山深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达三年。其间所受的折磨和遭的罪是没有身临其境的人难以想象的！
各位亲们，俺从2岁起直至19岁离开农村被召工到昆明期间的从幼儿、儿童到青年的17年时间中，从托儿所到文革又到下乡插队，所受过的苦、遭的罪和身心受到极度的伤害，恐怕是解放后全国的各种红二代中极其少有和罕见的个别、特殊例子。
但是俺挺过来并顽强的活下来了！俺所遭受的一切反而成为众人难遇、俺的终生宝贵财富！这些宝贵经历永远激励俺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爹妈靠自已！不信鬼、不信神、只信自已顽强的拼搏！俺从19岁（1971年9月）长达进南天集团工作至今46年的时间中，就是靠以上精神和信念去做人做事！
想知道更多西南服务团的故事？关注主题圈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