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领导决定，派我率部回博山县扩军，经过一年零一个月的努力工作，终于建成了一支近1500人的抗日队伍。
投身抗日
早年，我曾在冯玉祥将军所领导的部队从军，先后在西北军教导师、29军38师、冯玉祥总部任少校营长等职。19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数次。1937年“七?七”事变前，任博山县联庄会训练大队队长兼总教练。联庄会是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后，在各县建立的组织，主要职责是按各村人口多少，指派招募一定人数的壮丁，进行军事训练，成为地方上的武装。1937年8月，中共博山特别支部在博山县城召集青年开办游击战术训练班，进行战地救护演习，并组织发动教员、学生到街道和农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这引起了国民党博山县政府官员们的不安和恐惧，说什么共产党要发动暴动，县长王荫桂命令我把领头者张敬焘、蒋方宇等人抓捕起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正考虑如何对付县长的指令，适逢崔介同志来到博山。崔介是地下共产党员，在西北军做兵运工作。曾多次与我联系，研究如何抗日救国，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俩谈得来，思想很融洽。他的到来，使我喜出望外，当即将博山发生的情况作了汇报，并询求意见和办法。崔介说：“蒋方宇、张敬焘是共产党员，不但不能抓，还要设法保护。”我按照崔介同志的意见，没有抓捕张敬焘、蒋方宇等人，并派人暗中保护了他们。
同年12月初，县长王荫桂对县政府人员发了《流亡证》后弃职逃跑。这时，我想起崔介同志离开博山时的布置：“一旦时机成熟，要率部起义，组建抗日武装。”于是，我立即对在联庄会受军训的人员及留期班长作了动员部署，要求他们待组建抗日游击队时闻讯就到。不几天，我到博山县四区五福峪一带组建抗日武装，进展比较顺利。这时，我们接受了中共博山工委的领导，分头召集有志抗日的青壮年，很快组织起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徂徕山武装起义。于1938年2月在莱芜县常庄、文字现集合，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部”，由我任总队长，郑兴任参谋长，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张敬焘任副主任。到3月份，这支部队发展到400多人。1938年4月，我们六军和当时活动于博莱一带的李兴唐、吴鼎章两部组成联军，攻打日军占领的博山城。在四支队一中队的配合下，歼灭汉奸数十人，摧毁了敌“维持会”，日军一时摸不清虚实，龟缩在城外四十亩地据点里，无目的地乱放枪。考虑到日军不会就此罢休，我军于当晚撤离了博山城。
受命扩军
1938年4月，六军总队部改编为八路军四支队教导队，后并入一团，我任团长。这时部队开抵沂蒙山区。考虑到我在博山比较熟悉，利用这个条件回到博山农村去，可宣传动员一些有志青年参加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我便向组织上提出了回地方进行扩军的建议。组织上批准了这个建议，并决定派我和蒋方宇同志共同负责，拟建的部队番号定为八路军四支队先遣第一梯队（简称先遣大队），任命我为司令员，蒋方宇为政治委员，并颁发给了关防。当年10月底，我和蒋方宇同志便率领原一团团部通信班的14名战士出发了。在博山、莱芜两县交界的常庄、文字现一带，依靠博山、莱芜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以先遣大队的名义展开了扩军和抗战活动。
团结在党的周围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党的影响在博山、莱芜两县迅速扩大。我们先遣大队公开声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八路军。这样以来，先遣大队对那些崇敬、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爱国人士就有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们刚到莱芜东部的西平卅村，就接纳了李仲岩同志。李仲岩曾是国民党博山县政府三区区长，家中以开磨坊为业。我在博山县联庄会训练大队时，就与他相识。他从敌占区出来，住在莱芜县口镇，听到我的消息后便带着一支匣枪跑来见我，要求参军。我和蒋方宇同志商议后收留了他。后来他担任了先遣大队参谋长，在搜集枪支弹药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期间，高磐石同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部队。他是个知识分子，早就有志抗战，但当时打着“抗日”旗号的地方杂牌武装很多，真伪难辨。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分析，他看清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队伍，于是毅然加入了先遣大队。不久，他被任命为营长。
博山县“黄沙会”首领吴鼎章，曾一度接受博山地方党组织领导，组建抗日武装部队，我们跟他有过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关系，但不长时间他就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他的一部分队伍，则由土匪头子衣来好（又名衣可春，临朐县人）带领当了伪军。但吴部许多士兵却不甘心事敌反共，有意靠拢真正的抗日部队。针对这一情况，经我们派员秘密联系，吴部的大队长丁龙兴带着300多人参加了先遣大队。这时，我们把原有部队编为第一营，高磐石任营长，孙攻韬为教导员；丁龙兴带来的队伍编为第二营，丁龙兴任营长（后由岳峻任营长），高兴任教导员。
战斗中壮大
靠战斗来练兵，靠对敌作战的实际行动来扩大部队的影响，是我们这支队伍迅速成长壮大的又一个原因。
1939年4月15日，先遣大队二中队队长岳峻带领部队，在煤矿工人的协助下，夜袭西河煤矿五亩地煤井日军据点，一举歼灭日军17名，缴获部分武器。
同年6月5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秦启荣部队所属高松坡、胡守业部，联合偷袭我先遣大队部分驻地。先遣大队研究了作战方案后，由政治处主任杜西书、连长赵刚率一个加强连奋勇反击，先迫使胡守业部缴械投降，又把高松坡部追至茶叶口一带击溃。这次战斗共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60余枝。
这期间，战斗在胶济铁路北侧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及胶济铁路南侧的四支队，南北呼应，相继打了很多胜仗，歼灭了许多日本侵略军和伪军。我八路军部队在鲁中捷报频传，威望大大提高，许多热心抗战的青年积极参加我军。先遣大队由原来的两个中队扩建为两个营，6月间，在反击胡守业、高松坡部战斗胜利之后组建了第三营。
武器的来源
有了兵员，还要装备上武器才能作战。先遣大队的武器来源，也象其他人民军队一样，一部分靠夺取敌人的武器，另一部分靠人民群众帮助解决。
李仲岩、焦化南、赵美亭等同志，在动员群众搜集武器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在1939年6月日寇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中，有些国民党军队和游击队抛弃了许多枪支弹药。李仲岩等同志及时赶到这些地方，动员群众把这些被丢弃的武器收集起来，安排他的朋友、开小旅店的王寿山就地掩藏。敌人撤退后，分批运回部队。
还有娄家志（地方上秘密共产党员）、娄家平、铁匠孟氏兄弟两人，也帮助我们掩藏保存过不少武器。后来得知，王寿山被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活埋了，娄家志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严刑拷打后病故了。我们永远忘不了这些为帮助我们抗日武装搜集掩藏武器而捐躯的同志。
1939年8月间，八路军山东纵队一、三、四支队发起淄河战役，在博山县太河、峨庄、下册、同古一带反击向我军进攻的顽固派军队，打退翟汝鉴、翟超、王葆团、杨锡九、田振中等5个旅的进攻，击毙了翟超。率两个连执行护送任务的先遣大队一营营长高磐石，在返部途中收容了翟超的部分溃兵，缴获了50多条枪，又收容了另一股顽军散兵，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多支，并接纳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我军。
支持全民抗战
博山、莱芜两县边区是四支队的老根据地之一。这里的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爱护八路军，热心抗战。我们先遣大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我们也多方支持群众，保护群众。除坚持战斗抵抗进犯的日伪军、驱逐骚扰之顽军外，我们还积极帮助群众建立自卫武装，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博山东南乡村有个道会门组织，口q做罡风道，道首是李星七（曾接受我党改编，后叛变）该部大都以长矛大刀等原始武器对日军作战，结果吃了大亏，损失惨重。我和李星七熟识，我和他商量怎么办，他决心造枪，建立用步枪装备起来的脱产武装。为此，我替他从莱芜县腰关村请来宋金声兄弟4人，这4人干过兵工厂，有修造枪械的技术。不久，果然制造出一些步枪，装备了罡风道的脱产武装队伍，增强了战斗力。另外，对遍布博山县三、四、五区及莱芜县六区等地的群众道会组织堂天道、中央戊已会，善道会等，凡是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的，我们也都配合四支队领导和博山县委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各方面予以支持帮助，逐步争取整编组建成为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抗日自卫团。所以，这些群众性的自卫武装也都能积极协助我们作战，并能帮助和支持我们扩军，其中不少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加了我抗日主力部队。
就这样，我们先遣大队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依靠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崇高声望，依靠着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依靠着群众的热情爱护和全力协助，加之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抗击日寇侵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支部队便迅速地壮大起来。到1939年11月，最初只有14个战土的先遣大队，已发展壮大成为3个营7个连1484人且有一定装备的一支基干武装。后来，遵照上级指示，先遣大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特务团，后又改为第三团。我被任命为四支队后方司令部（即泰山军分区）副司令员，当时司令员赵杰，政委由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兼任。回忆这一段抗日扩军的革命生涯，令人难以忘怀。（赵永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