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调回昆明后的十五年
(一)在云南师范大学四年
一九六九年四月份，省委组织部军代表约大理地委书记邵风、临沧地委书记任贵生和我谈话，宣布邵到省农业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任到省农机局任副局长，我到师大任党委副书记。不久，中央教育部司长韩放又调来师大任副书记，书记是军代表王润成。不久，王润成调走，我任党委书记。
到学校报到后，就立即参加全省“批陈整风”会议
(即批判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到会了解
到，昆明各大专院校一把手全是军代表，还有一位副职是工人代表。院校各个部门、各个系的主要领导，也全是军代表，都叫做军宣队、工宣队。按毛主席的说法，学校都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所以要派军、工宣队进驻学校进行改造。
到校不久，省革委政工组赵守义(原省委常委、省监
委书记)、张晋德(原周总理秘书)到师大检查工作。校
革委副主任、军代表(某部副团长)汇报说:我们进校
后，挖出了一个五十多人的大同党反革命集团，挖出了一个五十多人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集团，还有五十多人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走资派。他是作为军宣队进校后的突出成绩汇报的。我事先根本不知道他汇报这些内容，感到问题严重。我说:第一，我刚来不甚了解情况，据我所知，学校大同党，是一九五七年夏反右斗争时揭发出来的一个非法组织，头头是中文系学生吴文仪(四川人)，当时已作了处理，这个组织早已不存在；第二，“五一六”分子绝没有那么多，我知道的只有四、五个人的问题严重，这个问题要十分慎重，不能把所谓“站错队”的干部和教师同“五一六”问题混同起来；第三，反动权威和走资派更没有那么多，对老教授更应该慎之又慎；第四，三个五十多人加起来是一百五十多人，如果都是敌对分子，我们自己也不可能在这里立足。赵、张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副团长只好说:好吧!我们以后再研究。
这段时间，各级党委都比较重视掌握政策，极左高峰有所降温。按省革委有关政策规定，师范大学没有查出一个“五一六”分子，全省也没有查出一个；大同党、反动权威，走资派也完全否定。
形势刚刚稳定一些的时候，江青一伙在教育战线指示他的亲信迟群、谢静宜，大批“复辟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师大当然也不平静。一九七O年冬，中文系学生崔某等五人联名贴出大字报，揭发师大党委和我“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当时，有两种尖锐的不同意见，绝大多数师生认为是恶意攻击，少数认为又是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不仅震动了昆明十几所大学，在昆明市反映也很强烈，纷纷前来参观。《云南日报》总编、军代表崔某(大字报就是他儿子为首写的)，造出舆论对大字报全力支持，并说要摘要刊登《云南日报》。师大本身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担心有人会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责任推到我头上，当即公开表示:第一，辩论范围只在师大，不再扩大;第二，报社要登必须全文登出，让群众了解全部内容，不能各取所需;第三，如报社只登摘要，师大师生要到报社公开辩论，责任由报社自负。师大辩论的结果，基本上否定了大字报的观点，五个学生表示赞同大家的意见，报社总编也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一场即将引起的在社会上爆发的大辩论得到了平息。
开门办学当时是一股热潮。中文系毕业生提出要到鲁迅之乡参观学习，回校写毕业论文。随后，外语系毕业生提出到上海码头接触外国人，提高外语水平。体育系毕业生提出要到广东足球之乡、排球之乡、游泳之乡学习专业。按此要求，需要经费十多万元。明明是借口游山玩水，我当然不会同意。于是，一百多学生在党委会门口静坐示威，至晚上看看没有希望了，只好说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上大街贴大字报，争取社会舆论支持，继续造反。大标语贴在昆明市闹区，没有一个单位和个人表示支持的。一场风波又告平息。不但我的压力解除了，昆明十多所大学的领导也都解除了顾虑，有的党委书记专门打电话对我表示友好的谢意。如果师大不坚决顶住这股风，所有大学的学生都会倾巢出动开门办学。不仅上百万的资金白白浪费掉，社会秩序又将大乱起来。
林彪反革命集团毁灭后，各大学军代表撤走，我任党委书记，韩放任副书记。韩原是教育部司长。“文革”期问到“五·七”干校劳动，办教育是他的内行，我俩个合作的很好。我们研究抓好三个问题:第一，认真配好院系和院校各部门领导班子。首先，确定老教授卢浚任院长，有职有权，党委全力支持他。选配领导骨干时，排除派性干扰，坚决克服“文革”中所谓“站对队”和“站错队”来衡量干部，要以政治表现和业务能力来选拔干部。第二，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放手让他们工作，尤其重视教授的政策落实，取消“反动权威”的称号。第三，认真抓教学质量，取消在学校天天搞军训，月月到工厂、农村开门办学，稳定教师思想，给充分时间备课和学术讨论。
第四，对学生明确提出以学习为主，全力学好功课，尊重教师。第五，认真抓后勤，改善学校环境，改善教职工生活。
问题是这样提出来了，但是极左能量仍然很大。军宣队已撤走，工宣队仍在校，他们对党委这些意见持观望和抵制态度。工宣队长在全院大会上气势汹汹的讲:师大党委就是右倾!右倾!右倾!再不转变立场，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
随着形势的变化，军、工宣队全部撤走已成定局。在征求意见时，军宣队个别的愿留下，工宣队多数人愿留下。但是，干部和教师都不欢迎。我和韩放的态度是积极慎重的，没有以简单的办法让他们一走了事。军代表撤走和转业同步进行，努力把他们分到合适的部门和合适的工作。对工宣队员都作了实事求是的鉴定，全部回原单位工作。各方基本满意。
一九七一年一月，我调离师大，韩放任党委书记。不久，韩调回教育部，江泉任书记。他们在任职期间，全国教育战线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省革委领导成员朱克家，是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插队的。因为造反有功，被江青、姚文元树为全国典型，并限期突击入党后，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省革委派他为组长，到昆明师院蹲点，创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
师院党委和各系领导，团结一致，防备着这位神秘人物的到来。所以，他到校根本找不到一个依靠的对象。更使他大失所望的是，两派群众组织成员对“批邓”那一套早已厌烦。原来他所希望的他那一派，没有一个向他提供材料。他找人开会，个别谈话，人们根本不谈“批邓”，只谈安定团结，抓好教学。他白白在校被冷落了一个月，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走了。省革委召开干部会议，朱克家参加省级教育系统讨论。林学院院长甄林枫，是位老办教育的内行，他当着朱克家的面大声大气的说:你朱克家算什么?突击入党，候补中央委员，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再不转变立场，收起你那一套，同样不会有好下场!粉碎“四人帮”后，朱克家是第一批被隔离审查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