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文革”中受尽折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地委集中学习。通知严厉批判彭真等五人领导小组的《汇报题纲》，撤销了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成立了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学习“五一六”通知时，我有很多问题弄不清楚，更不理解。特别是对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觉得纳闷。但有一个坚定信念，坚决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服从省委的部署就不会犯错误。
“文革”开始，根据省委部署，楚雄地委“文革”组长原是副书记许南波，这时省委决定由我担任。我的任务就是抓“走资派”。我根本不会，也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竟成为“楚雄州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个文化大革命都是完全错误的，中央已作了正式结论。我只是回忆通过批判斗争我达四百五十多次的事实，来说明文化大革命理所当然的应该全盘否定。
批判斗争我什么呢?
（1)楚雄州“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
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领导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斥责为“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公开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插手破坏，刘少奇被迫害致死，邓小平被撤职。军代表、造反派就认定:李成玉直接领导楚雄州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就是楚雄州“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
“文革”开始，根据省委部署，地委将全州八个县的中学教师、地州机关的文教、卫生系统的干部，集中在地委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按中央指示对参加运动的职工要排队，即一类是好的，二类是比较好的，三类是问题多的，四类是问题性质严重的。四类是清查处理的对象。排队的结果，四类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左右，比较符合实际，如果按毛主席多次说过的，这些部门“被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着，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去排队，那问题就严重的多了，清查处理的对象可达百分之三十多。但是，我门这些在第一线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几乎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
所以，“文革”一开始就把我定为“全州推行反动路线的总代表”，进行猛烈批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晚八时，到十一日早八时，连续批斗我和余活力十二个小时。当时，全国刮起了罢官的十二级台风，造反派勒令我罢掉州水利局局长张映海的职务。如果开了这个头，将撤掉大批领导干部。我硬顶住了这股压力。所以，在十一日上午九时，给我和张映海、组织部科长梁文龙戴上高帽子，余活力是军分区政委，身穿军装，请示了军代表，只把高帽子挂在身边的汽车上，将我们四人游街示众两个多小时。造反派把这一天定为“一·一一革命风暴”，“取得了和地委斗争的第一场胜利”。此后每隔三个月、半年、一年，他们都集中火力，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斗争，欢呼“造反派对地委斗争的胜利”。
(2)要抓“七千反革命”
在这段批斗期间，发生了一起触动整个地区的“大事件”。在批斗大会上有人揭发说:李成玉、余活力到楚雄任职走在半路上，就定了年内在楚雄州要抓“七千反革命”的计划，在贵阳市百货公司订做了七千套手铐、脚镣，现在发来公函去取货……。群众一听，立即引起极大愤怒，恨不得将我两个打死。这时是“文革”初期，地委还勉强维持着局面。我立即气愤的回答:“根本没有此事”。我反问道:“手铐、脚镣怎么会到贵阳市百货公司订货?百货公司怎么会卖手铐、脚镣?真是天下奇闻!既然催货单已来，应该当众让大家看看。”群众听了，愤怒的情绪迅速缓和下来，都说:是啊!要拿出证据来。这明明是一种陷害，但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候，谁也不敢说公道话，更不敢否定，还继续在地州机关和八个县批判。结果，越批越被动，群众越不相信。这么一顶“罪该万死”的帽子，批斗了我三个多月才收场。
(3)“矛头指向解放军”，“准备上山打游击”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岳肖峡同志在昆明受到批判，极度疲劳，就到楚雄住在地委招待所休息。这时，楚雄已大乱，我们不能见面，只能由秘书转告。我请来军分区领导，商量后送他到军队医院休息。第三天，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说:阎红彦已死，死因待查，各地不准开追悼会。我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将通知内容电话告诉肖峡同志，他提出要回昆明。就这么一件极简单、极平常的事，在批斗我不断升温的时候，军分区主要领导写大字报揭发我说:走资派李成玉命令我将走资派岳肖峡送到军队医院包庇起来，“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毁我长城”。并说:岳肖峡到楚雄找李成玉，是奉省委之命，“谋划到楚雄上山打游击，对抗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这张大字报完全是虚构的，毫无价值，但它是出自军分区主要领导、支“左”军代表一把手之口。经他这么一煽动，就成为重型炸弹，招来军代表和造反派持续不断的猛烈批斗。根本不允许我解释和争辩。斗了三个多月，他们派人到昆明调查后才弄清楚:是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无中生有的诬陷说省委准备必要时“上山打游击”，两个打游击的地点是楚雄和临沧；还有位老同志说，天天挨斗，家也不能回，晚上到处躲起来睡觉，就像战争年代在山上打游击一样。就这样传来传去，竟完全变质了，说成我要“上山打游击”，“对抗文化大革命”。
(4)打成“现行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造反派头头黄兆琪一派围攻省委领导。地、县造反派骨干分子也云集昆明，批判地、县委领导。楚雄县造反派头头陶国培在检阅台批判地委常委赵文峰，要求省委撤他的职，勒令我首先表态支持，我当场予以拒绝。大理地区的造反派要求省委罢地委书记的官……等等。会后阎红彦心情沉重地说: 告诉几位同志，罢官处于无奈，一律无效。我对会上这一切有一肚子气。当我看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煽动群众批斗老干部的传单，我愤怒的说:王力算个什么东西?老干部南征北战时，他还是个毛孩子，现在何等猖撅，有朝一日批斗他，我第一个发言。不几天，又看到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的讲话，他说大庆是面“黑旗”，应该批判。我说大庆是毛主席批准的典型，谁批判谁就是反革命。
省委三级干部会没有开完就被冲散。许多问题大家都想不通，不知道如何去办，便请示阎红彦同志。他心情沉重地说:我也不知道如何办，全靠自己救自己。我当时理解，他这样说真是处于无奈，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不满，尤其是对陈伯达、江青那些极端分子的愤怒。会议被冲散，我和余活力是怀着一种失望、不安的心情夜间返回楚雄的。出乎意料，地州机关也已大乱。然而，我对发生的这一切，却天真的认为，时机成熟，肯定会像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那样进行反击。所以，元旦前夕，我叫地委办公室做好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录音的准备，中央电台一旦播放完毕，立即组织反击右派斗争。和我想的完全相反。社论发出号令:一九六七年是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是向走资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是更加深入批判反动路线的 一年;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这“四个一年”，对我、对地委领导都狠狠地打了闷棍。地委副书记任永气愤的说:是什么人写的社论，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我立即说:肯定是陈伯达那些烂秀才搞的，他们不会干工作，就会煽动群众，制造混乱。
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地委副书记、州长把我说王力、关锋、陈伯达的话，进行反击抓右派的话，用大字报全部揭发出来，立即震动了整个地州机关。看大字报的人一批批的不断，极大地激怒了军代表和造反派。他们认为州长立了大功，把他定为地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把我定为“现行反革命”，是地委“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要坚决打倒。《楚雄报》专门发表了社论指出:王力、关锋、陈伯达是毛主席坚决支持的左派，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李成玉怕的要死，恨的要命，进行恶毒攻击，是现行反革命，必须坚决批斗，彻底打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我当时的思想也很紧张，因为全国不少地方揭发出不少领导干部对中央文革成员不满，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整残、整死。我在接受批斗时，只承认对王力、关锋不满；没有攻击陈伯达是烂秀才。
造反派找不到第二个人证明，虽然批斗很凶，但还不敢明目张胆的以“现行反革命”对待。
批斗半年多，形势有了变化。王力、关锋被关押起来，再不提我是“反革命”。但是还不放过，又派了一个造反派小头头，追问我和王力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几年，勒令我揭发他的罪行。我气愤的回答:我没见过王力，他是男是女我都不敢肯定，我估计他可能是男的。当初你们说我反对王力、关锋是反革命，现在他们出了问题又来审查我，告诉你们的造反司令陶惠民，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叫他找了解王力、关锋的人去揭发，让他再去立功吧!我知道明明是来试探的，几句话顶死了，再没找我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