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调地委宣传部工作近一年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调到地委宣传部负责教育科工作。宣传科负责人是吕少泉，一九四四年我们在博莱县委宣传部就是战友了。
一九四七年春开始，山东土改复查出现了严重“左”倾错误。对地主不加区别的一律扫地出门；对基层干部不加区别的都向贫雇农交权。乱捕乱杀地主，乱撤乱斗干部相当普遍。区村干部，甚至县委书记，一律向贫雇农交权，有的交八大权，有的交十大权，更危险的是把对地主的逮捕权、杀人权;对区村干部的批斗权、撤职权、罢免权都交给贫雇农。交权时普遍的形式是，贫雇农代表在主席台上，干部在台下，有的站着交，有的跪着交，造成了严重后果。为此，华东局于七月底发出了《关于立即停止土改复查的通知》，指出:各地党政军领导要迅速传达立即停止土改复查，立即停止乱打人、乱杀人，今后凡杀错人者要偿命;任意斗、罢免干部立即停止。从华东局这一紧急指示中完全看出，当时极左错误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我和吕少泉亲自看到的两件事。
一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淄川县委书记最活跃、最突出。他兴高采烈地汇报了对地主一律扫地出门后，个个进行批斗，再叫地主一个一个的过儿童关、妇女关、会员关、民兵关，轮流斗争的“经验”。他特别强调最难过的是民兵关说:小地主多被打伤，中地主多被打残，大地主差不多被打残、打死。与会者听了多数摇头不语。
二是这个会议结束后，我俩到莱芜县大王庄参加土改复查会。有位支部书记表态时不赞成对地主一律扫地出门，县委书记立即站起来，一句话把支部书记当场撤职，勒令区委书记组织群众批斗，当晚批斗会上被打残。第二天斗争地主会上，不到一小时，就把一个地主和他的二儿子打死在会场上，大儿子是一条腿的一等残废军人，打个半死还说是:“照顾残废军”。
就是在这段非常时期，我调离常庄区已三个多月，在区的干部大会上，有一位同志揭发我“贪污”，说我“三天一支鸡，两天一条鱼，酒肉不断”。提这意见的，就是我任区委书记时，曾当面批评过他意识不好、有名的大炮，坚决不同意他当区武装部副部长的张万同。
“贪污”是怎么回事?莱芜战役时，民兵从蒋军尸体中查到两支金镯子交到区委。当时县委明确规定，区委办公用品、油盐菜金等全由各区自行解决。因为忙于支援莱芜战役，这段时间生活特别困难。经我同意，金镯子一支上交，一支兑成纸币近百元，全部用来买了纸张、墨水，区干部集中开会时，买了些白菜、豆腐改善生活，这竟成了我的“贪污”。当时整个区委和我本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哪里有钱买酒肉。人人都知道材料是假的，但当时极左泛滥成灾而又完全失控的情况下，也不敢说公道话，就把材料转地委组织部了。
一九四七年冬，地委在大王庄召开地县区三级干部会，常庄区干部几乎全部参加。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要我到常庄区小组听取意见，我约他一道去，这位科长竟以种种借口拒不参加。十多天时间，没有一个干部对我提什么意见，只有区委书记董彩、区长李森林，既客观又客气的说我“性情急躁，态度生硬”。对我贪污吃肉的事更没人提及。因为这时贯彻了华东局指示，极左之风已得到初步纠正。
但是那位干部科长，既不和我一道听取意见，又不否定那份假材料。他有两怕:一怕否定了领导说他右倾(领导指地委组织部长)；二怕否定了领导说他没有把好关(指地委书记)。所以这位科长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引导”我说:承认了错误，立即宣布我的科长职务；第二句话施压说:不承认错误就考虑处分(组织部长和我谈话也是这个意思)。我坚决表示根本没有贪污的事。就这样一方施压，一方顶着十个月之久。地委书记林乎加同志说:老这样顶着不好。于是，一九四八年四月，送我到鲁中区党委党校学习。谢天谢地，求之不得!
长期的战争环境，一个接一个的紧急任务，不可能安下心来学习。在党校，我是第一次静下心来认真学习了《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特别是举了若干党内过火的思想斗争的事实，提出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了新的认识，更有了切身的感受。学员思想都很活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区党委组织部领导，对待干部问题都很慎重，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和在地委组织部一直施压形成鲜明对照。我认真总结经验，检查自己，接受教训，党校给我作了一个公正的鉴定。原来的莱芜县委副书记李元贞同志，时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他最了解我，对我在常庄区的“贪污”之事，他从来都不相信。所以党校学习结束，我被调到区党委组织部任秘书。这是一九四八年八月的事。
区党委组织部为此事曾给泰安地委组织部通报了我的情况和工作的分配。但是，到了一九五O年夏，在我参加了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又进军西南，在川东区党委组织部工作时，突然转来了一份泰安地委组织部给我警告处分的通知。结论是:“错误不大，态度不好。”我给区党委副书记魏思文、区党委组织部长熊宇忠同志说:材料全是假的，我如违心的承认，是最坏的态度，坚持不承认，才是正确态度。熊宇忠同志明确告诉我说：不要背包袱，区党委会正确解决。魏思文同志立即指示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给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同志去信，征求了他的意见(林是当年的泰安地委书记，他很了解我)，川东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发了正式文件，于一九五0年七月撤销了对我的处分。
这件事我有两条教训：一是那时年轻，血气方刚，态度生硬，得罪了人。在正常情况下还相安无事，一旦运动来了，有的借题发挥，落井下石的就来了。所以经过这么一次小小的波折，变得谨慎些了。二是亲自体验到极左错误对干部的极大危害。对我长期从事组织工部，提供了一条重要经验。
我回忆这段往事不是表白自己，而是通过这件事说明，在任何情况下，对干部不能凭印象，搞亲疏，必须坚持标准，德才兼备，不要人为的伤害干部。
(十)参加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为了准备支援济南战役，迎接山东全省解放的新形势，一九四八年六月华东局决定，将鲁中、鲁南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鲁中南区党委。区党委书记康生，副书记傅秋涛、高克亭，秘书长张雨帆，组织部长魏思文。不久区党委成立了支前司令部，傅秋涛任司令员，张雨帆任政治部主任，魏思文任人力部长，梁竹航任粮食部长。我是区党委组织部调出支前的第一批干部之一，分在政治部。从区党委驻地到达支前司令部驻地：山东曲阜县城，立即着手起草了打济南战役的宣传材料，即全力以赴的调配干部成立第一线支前机构。
济南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发起总攻，经八天八夜激战，全歼守敌十一万人，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被俘。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支前司令部很快转移到临沂，又紧张的准备支援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我军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到淮河地区，和蒋军进行的一次大决战。这个地区的蒋军有五个兵团，三个绥靖区部队，共六十多万人。我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华东、华北、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六十多万人。战役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历时六十五天，全歼蒋军五十五万五千多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
从济南战役到淮海战役这段时间，我们的具体任务:一是胡志远、李恒奎、李伊、杜信等我们五人，天天忙于接收和分配从各地调来的干部，迅速分配到支前第一线。二是呼治.部主任张雨帆，组织科长吴玉琴、宣传科长王介福等，多次讨论解决支前干部在“三查三整”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因为当时华东局党校、山东建大调来的支前干部，很大部分都是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有的被停职，有的被撤职，有的是为调整对象等送党校学习审查的。由于支前任务紧迫，急需大量干部，他们的问题都来不及作结论就调往前线。所以，很大一批干部都有沉重的思想负担，严重影响了支前积极性。战争是长期的，支前也是长期的。这些同志的问题，既不允许回原单位解决，也不允许长期拖下去。决定边支前边解决，并决定由我具体办理。从此，我的主要时间就是听取这些同志的意见，查阅他们的档案，发信原单位查证材料，征求意见等，弄清情况，政治部集体讨论作出结论，很快使一大批干部的遗留问题得以解决，放下包袱，全力支前。从济南战役到淮海、渡江战役，直到进军西南途中，这项工作都由我负责。三是具体处理支前中犯严重错误的干部。有的干部害怕远离本区，拒绝调动，甚至逃跑;有的害怕艰苦、害怕打仗，拒绝到支前第一线;有的伪造历史，伸手要官等等。最典型的有个叫毕锋的一般干部，谎报营级职务，还发疯地说：我的能力可以当地委书记，只是缺匹马和警卫员，你不相信可先叫我当当看。他说这些话脸都不红。批评他多次毫无转变，私自从南京跑到上海玩了两个月。政治部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介绍他回山东途中又偷改档案。山东分局组织部查实后开除党籍。四是办理魏思文同志交代的一项任务。魏原是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原鲁南地区的一些地、县两级干部，直接找到或写信给他。有的要求解决“三查三整”中的遗留问题，有的要求分配或调动工作，有的要求解决治病和生活困难。魏思文同志交代我具体办理。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有的我当面接谈解决，有的回信答复，有的转区党委组织部办理。这样，不使这些问题过多影响思文同志更加紧迫、更加重要的支前任务。
淮海战役结束，我们在南京进行总结。我总结了支前工作情况后，谈了自己的感受，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我长期在一个区的小范围内工作，一年的支前工作中，我接触地区很广，各种任务也很多，比以前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向他们学到很多的好思想、好经验;接触的高级干部更多，他们都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使我受到更好的教育。我深深体会到，我的成长，都是党教育培养的结果;我们完成的每项具体任务，都是领导和大家共同努力的结 果。个人的作用永远是有限的。我们进行支前总结后，又紧张的进行支援渡江战役的准备。
为了迎接渡江战役和解放全国的新形势，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规定。支前干部一方面紧张地准备支援渡江战役，一方面认真组织学习中央一系列新指示。
我受教育最深的是:
第一，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辽沈、平津、淮海三大决战，全歼蒋军精锐部队一百五十多万。东北敌人已被完全消灭，华北敌人也即将完全消灭，华东、中原敌人只剩下部分，解放全国的形势即将到来。敌人却不甘心灭亡。美帝国主义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反革命武装战争变为两种手法：一组织蒋军残余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与我军对抗；二在革命队伍中组织反对派，鼓吹走“中间道路”，妄图使革命就此止步。为此，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元旦献词中明确指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使我们认清了美帝的新阴谋，更加坚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心，克服了打完淮海战役就复员回原单位的思想，愉快的投入了支援渡江的战役。
第二，认清了蒋介石的新阴谋。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了“求和”声明，宣称：只要议和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军队有确实的保障……则个人更无复他求。企图以此作为和我党谈判的先决条件。为此，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一月十四日又发表声明指出: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照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声明完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揭露了蒋介石的“求和”阴谋，我们的认识得到了很大提高。
第三，认清胜利了不能骄傲，要坚持两个“务必”。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制定了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和政策。毛主席作了重要报告，特别提醒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毛主席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为我党在革命转变养头，从理论上和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我学习后觉得清醒了许多。后来的事实证明，全党绝大多数干部进助后，经受住了考验。犯有严重错误的只是极少数，走上引罪道路的只是极个别的，而且发现后立即作了严肃制裁使我们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直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