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要讲的是，我的父亲薛维麟在抗战时期对我（薛新民）和二哥薛云鹏参加革命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这也是对抗日救国所做的贡献。
那是在1941年11月份，日本鬼子对我们家乡进行大扫荡。这次日本鬼子下决心要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致命的打击，所以调集了五万兵马，还有一些汉奸，实行拉网式战略，“三光政策”，对老百姓烧、杀、抢、掠。这次扫荡时间长，敌人军备充足，气势汹汹，形势相当残酷、严峻。
当时在大扫荡前几个月，区党委（当时的区党委领导着好几个专区）党校集中了二哥他们一些干部正在培训，提高干部素质。培训工作还没有结束，大扫荡就开始了。为了保存干部骨干有生力量，避开鬼子的风头，组织上命令部队临时转移；地方干部要隐蔽起来，找时机进行反扫荡。党校的培训班也暂停学习，把学员们分散到本地学员的家中掩护。这些人家必须是拥护抗战，思想进步。这样由组织决定，我二哥薛云鹏带回家三个同志。记得当时他们都是用化名，一个叫徐述（真名叫翟金龙，当时任沂东县城子区区委书记，后来我到沂东县工作时才知道他的真名。翟金龙南下后在四川，是一名厅级干部），第二个叫薛允跃，另一个的名字记不得了。三个同志到我家后，受到全家的热情接待。但是不能就这样住在家里，要藏起来，不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时我家房梁上搭了些杆子，冬天编席用的高粱秸平铺在架好的木杆上，就象一个阁楼，父亲就让他们白天藏在上边，晚上夜深后再下来活动活动。
当时家里吃的主食是糁子煎饼（一种粗粮），做起来比较麻烦，一下子又增加四个男青年吃饭，摊煎饼的负担就更大了。但是母亲没有一点怨言，领着嫂嫂早早起床推磨，磨的糊子用来摊煎饼，每次一摊就是一大摞。再做一大锅粥或者稀饭，用红薯藤加上黄豆末熬菜，再加上咸菜。光是每天的三顿饭就够母亲和嫂嫂忙活了。为了支持抗日打鬼子，掩护革命同志，她们就这样每天任劳任怨。饭做好后怎样送上去给二哥他们吃，还要不被人发现呢？父亲想了个好办法，把煎饼用布包上，粥用土罐装上，还有菜一起放在一个篮子里，用一把大木叉子挑着送上去。待他们吃完后，把空罐、空碗放在篮子里，用手敲敲房梁，发出暗号，父亲再用木叉子挑下来。送饭的问题解决了，更难的是他们的大小便问题。父亲又想到了用一个大土罐，栓上绳子给他们用，也是用叉子接下来再倒到厕所里。这些事情主要都是父亲做，大哥有时也做。就这样父亲上心上意地侍侯他们四人大约一个多月时间。父亲母亲及我们全家之所以这样做都是因为一个朴素的理念，支持、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打垮日本鬼子。从来也没有设想过要一分钱的吃粮报酬，觉得这是每个有抗日觉悟的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当时日本鬼子大扫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忙于“烧、杀、抢、掠”抓了很多青壮年人为他们修围子、安据点。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村附近的几个大村子，如葛沟街、河阳街、方全、坡里等好多地方都安上了据点，形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格局来对付抗日军民。第二阶段就进一步对占领区开始利用宪兵队搞清乡、查户口，成立了伪政权，组织了维持会，建立保、甲长制来为他们服务。一些汉奸、地主都担任了村长、保长、甲长、维持会长，对抗日军民搞反动统治，残酷镇压。他们突击查户口后在各家的门上装上门牌，上面写上全家人口数，名字、男女老少。在这种艰难形势下，二哥和三个同志就很难再隐蔽下去了。父亲、大哥、二哥商量着只能把他们四人转移到别的已查过户口的地方去。万一他们被敌人抓走，将造成革命的损失。当时商量决定到沂河西边去，因为那边安的据点少些，有些村子比较安全。但临走时又出现困难了。当时是12月份，天气很冷，而他们来我家时穿的单衣，此时单衣服在外面就不能挡寒了。而我家也很穷，没有多余的棉衣、裤。怎么办呢？父亲有一条破棉裤，一条破夹裤（为了编席时蹲着方便，只在裤腿上有棉花，别处是夹的）。父亲就把身上穿的棉裤脱下来，自己穿着夹裤。大哥脱下身上的棉衣，送给了三个同志。二哥也找点衣服给他们。母亲和嫂子把煎饼叠得小小的，再包上些咸菜疙瘩，够他们吃上三、四天了。大哥趁着黑夜把他们送过沂河去找县委。现在说起来好象很容易，在当时的确很困难，整天提心吊胆，既要防着汉奸、坏人，还怕叛徒出卖。大哥专门在外面打听消息，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回来报信。就在把二哥他们四人送走没有几天，我们村一个姓吕的人，是和我们差不多一起参加革命，他被方全据点的宪兵队抓去后，经受不住压杠子、灌凉水等严刑拷打，就把我二哥供出来，说他是共产党，在区里工作。一天早上宪兵队的鬼子带着汉奸，一共十多人，到我家来抓二哥（薛云鹏）。没有抓到二哥，就对父亲又打又骂，吼叫着“把你儿子交出来，不然就打死你”。又打耳光，又用脚踢，把父亲折磨了半天，然后用绳子捆起来，抓到方全据点去了。在据点里又把父亲吊起来打，然后灌凉水，压杠子，叫父亲找二哥回来换人。但父亲一口咬定：“找不到，不知道那里去了，可能走远了。”过了一段时间，敌人也无计可施了。母亲和大哥在外面很着急，积极想办法凑钱找人赎父亲。母亲咬着牙卖了家里仅有的地和一头用来推磨、犁地的小毛驴，但是凑的钱还是不够。母亲又到舅舅家去借。一共凑了大约五、六十个袁大头（银圆），托了熟人才把父亲保出来，脱了险。这样我家基本上已是一穷二白了。父亲受了罪，全家人受了惊骇，但是敌人没有抓到二哥和我，最终敌人还是失败了。（选自薛新民回忆录-----高山心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