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转业历程
1954年3月，我被分配至中共上海市委机要处任副处长，移驻在丁香花园办公。工作两年多后，又调我至上海市委第三中级党校学习了一年。结业后，组织上就将我调离了我干了十三年多的机要工作战线，转业至工业战线，分配到上海江宁区庆丰棉纺织印染厂任党委书记。
我俩与三个儿子的合影
摄于1956年
我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三、四千人的工作对象，多是未尝接触过的上海工人（原先在机关接触的绝大多数是北方人员），我说话、做报告、做思想工作，工人们听不懂我的山东口音，我也听不大懂上海话；对新的业务知识——棉纺、印染等更是一窍不通，又缺乏在工业战线实践工作的经验，困难很多。
幸好，有一位党员厂长在厂工作时间较长，专门负责生产业务的管理，我主要是负责政治思想和党务工作的管理，我们配合得很好。
我俩与三个儿子的合影 摄于1956年
我在该厂只工作了两年，又被分配到上海江宁区（后更名为静安区）华成卷烟厂任党委书记，当时正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也成为被反右倾的对象。（我想：对我频繁地调动是否是为了反右倾的需要？后来平反取消了我的右倾帽子）在烟厂仅工作了五个多月，我又进上海市委党校学习了半年，结业后分配到江宁区委党校任副校长。三个月后，我奉命作为副队长、带领学员组成赴青浦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
我与四个儿女的合影 摄于1962年
时值1961年上半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生活用品、食品十分短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日夜步行奔波于缺少公路交通的各村庄之间，再加上战争年代留下的一些疾病，我身体已经极为虚弱，全身浮肿，经医生检查，确诊为严重的传染性肝炎，当即令我住院治疗。于是我脱离了工作岗位，开始了住院治疗和休养长达七年之久（1962年至1968年）的日子。
承蒙组织上的关心，我先后到过华东干部疗养院（无锡大箕山）、虹桥疗养院，浙江慈溪休养所等地休养多年。另外，我还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病，这是因为在艰苦困难的抗日战争环境下，当时根本无法保证正常的一日三餐，有时甚至一整天也进不了一口食。有时从老百姓那里征集到一点玉米或者高粱窝窝头，就是发霉了，也照样要硬吃下去。有一次夜行军一百余里通过敌占区，滴水未沾，天亮时到达胶东西海根据地后，累饿交加，我一下子吃了一个约两斤重的锅贴玉米饼。就这样长期的生活无规律，饥一顿，饱一顿，导致胃溃疡病的生成。以后虽然药物不断，但也难免胃部疼痛的折磨，时有少量的吐血。终于在1965年夏季，我因胃大出血而昏死过去。事后得知，我被急送到华东医院抢救，医院已经向家属发了病危通知单，经输血、动手术，将胃切除了四分之三，长达30余小时后我才慢慢苏醒过来。
九、结尾的波折
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因为生病长期住院和休养，而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但是也对我进行了审查。大约在1968年，当时的领导对我说，我的入党介绍人（刘长礼）不是共产党员，要我说清楚。我当即发愣说：这怎么可能呢？事后我申明了几个问题，要求组织进行调查：
一、我生长在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农村，愚昧无知，参加队伍前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共产党，更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二、“关于共产党抗日的事，党员都表现好”的话都是刘长礼对我说的，我当时也没有要求入党的觉悟。
三、区中队另一负责人任元维是指导员，他也可能是我入党的介绍人。我误认为刘长礼对我很爱护，是入党介绍人。
四、刘长礼早我参军，为何早已离队在家为民，是否有难言之隐，不敢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五、当时区政府的负责人是秦昆、杜善甫，他们调我受训是将我作为共产党员而选送的。
数日后，党组织对我说：你参加革命工作以来表现是好的，长期从事党的机要保密工作和领导工作，能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承认你是中共正式党员。
1968年10月，由于当时的形势，命我到了崇明岛上的静安区“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我们在荒凉的芦苇荡里，割芦苇盖起一间间草房。冬天冷，夏天热，下雨天，在烂泥地上穿行，每一个月集体回上海一次休假七天。我始终搞不懂的是：我们这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为什么还要来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
在崇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我儿子来看过我，他吃着一角钱一碗的烤毛豆，无忧无虑。他没有想到：再过一段时间，他一向在同学们前自豪的“老革命妈妈”，会被单位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造反派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被隔离审查；他也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样一向在同学们前自豪的“老革命爸爸”，会到农村来接受“劳动改造”？
在“五七干校”度过了近两年时间，我回到上海后被分配至向新中学调查组任组长，大约五个月后，又调赴静安医院调查组任副组长。调查组究竟调查些什么？我也说不清。而且当时所有学校、医院早有工宣队进驻做主。调查组与工宣队的关系如何相处，我也道不明。
在静安医院工作四年多之后，我主动要求去静安区结核病防治所工作，任党支部副书记。在结核病防治所我轻松愉快地干了三年多之后，又到上海市委党校学习了四个月。结业后调任至静安区委党校任副校长，其间临时派我到区委干部考察组工作，做了两年，直到1982年2月办了离休手续为止。
十、离休的日子
我是在上海地区首批被批准离职休养的。实行新老交替、代代相传，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也是党组织对我们老人的关怀和照顾，要我们身心健康的度过晚年。诚然，一下子离开长期所作的革命工作，过起了离休生活，一时免不了感到空虚和孤独。
时间似流水，离休至今已经度过了二十四年。回顾以往，我遵照以下几点，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1、坚持政治思想进步，时刻不忘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定期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珍惜自己的革命经历，尽力为人做点好事。比如在离休前和离休后的十几年期间，在老住宅为全楼居民代收水、电费，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2、坚持读书和阅读报纸，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党的活动和指示。
3、保持心理平衡，做到心情开朗、乐观，不生气动怒。要容忍和善于处理于人于事一切不愉快之事。
4、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我每日起床前，先对全身十多处穴位进行按摩。起床后，在石卵路上慢跑15分钟，打太极拳，在小区健身器材上进行锻炼等。
5、坚持合理饮食。我因生冠心病及胃切除，饮食保持八分饱，尽量不吃或者少吃油炸食品和动物脂肪。
6、视病情适量服药治疗。老年体弱多病，尽量避免同时服用过多种类的中、西药品。另外，多年坚持服用几种滋补药品（如全补口服液、蜂胶、核酸），起到了调补身体，防治疾病、增强体质的作用。这几年我大病未发作，小病缓解。现在胃口好，吃的下；不失眠，睡得着；耳不聋，背不驼；精神好，生活幸福，能快乐的度过余生。
李钧 完稿于2006年10月时年八十六岁
我和我的老伴王文瑞同志 摄于2005年1月
我也玩起了电脑 摄于200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