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行军胶东
1941年底，在山东分局机要科工作近半年，我又奉命踏上新的征途。当时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长林一山部长带队，总共有一百余名干部以及部队护送人员，机要员有我和席在亭同志。我被分配到胶东区党委机要组，席在亭同志被分配到渤海区党委机要组。从山东分局驻地（鲁中根据地）出发至胶东，沿途要经过敌占区和敌我相互争夺的游击区，还要通过一道道敌人控制的公路和铁路封锁线，行程十分艰险。
我们一行约四、五十人，有赴沿途各地工作的干部，还有负责护送的部队战士，带队的是林一山部长同志。为了这次东进的绝对安全，每天日宿夜行，每进驻一个村庄，都严密封锁消息，人员只许进不许出。
一天晚上，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命令：将骡子驮的文件全部卸下，分发给干部，每人背一小包，今晚马上过胶济铁路，必须保证文件万无一失。听说要过铁路线，我有些紧张，因为当时的铁路都被日伪军控制着，为了阻止八路军通过，除了沿线建有碉堡外，铁路两边还挖了护路沟。同时，我也有些好奇，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还没见过铁路和火车是什么模样，这次也许能见识一下了。我想，我从来没见过铁路，过铁路时，如果天黑看不见，我也要用手摸一摸铁路究竟是怎样的。
夜幕笼罩，我们悄无声息地急行军。快步行军中，前面的同志传下话来说：不要咳嗽，不要大声说话，要紧跟队伍。突然，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趴下了，我也急忙卧倒，大气不敢出一下，静静地等待着通过铁路的时机，此时我的精神更是紧张万分。一会儿，听到传来一个急促的口令：“跟上，快跑！”我们毫不迟疑，纷纷站立起来，迅速翻越壕沟，脚底下不管深浅，跨越一切障碍物，跑步前行，穿过铁路，一阵疾行，不一会就把铁路线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行约有两里多路时，身后才传来一片爆豆似的枪声。这是怎么回事？听同志们说，这是铁路上的伪军哨兵为了应付日本鬼子而放的空枪。此时老同志嘲笑地说：“又是在为欢送我们放爆竹呢。”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胶济铁路，稍有些遗憾的是，这次没有遇上火车开过，我想摸一摸铁路的打算落空了。
事后我得知，我们的地下党和敌占区的老百姓早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伪军内部建立了关系，以保证我们安全通过铁路封锁线，枪声是伪军为了应付日本鬼子的。怪不得如此顺利，我对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充满了敬意。
过了胶济铁路，一路辗转，我们来到广饶县境内的渤海区党委根据地，在此地休整几天后，分配在渤海区委工作的席在亭同志及其他干部留下，其余的人又继续东进，夜行军通过敌占区，转赴胶东地区。
战乱，以及国民党的统治，使敌占区的老百姓民不聊生。在寿光县，我们看到广阔无边的盐碱地不长庄稼，杂草丛生，老百姓只能以野草种子充饥。水也是咸的。当我初次吃到用咸水煮的高粱米粥时，实在难以下咽，但我们必须以此为食。
行程月余，途经十余县，每日行军，过封锁线，一路艰险。在夜行至胶东西海地委昌邑县境内的白浪河时，因为河底是泥地，十分光滑，并且河很宽，看不到对岸，我不慎滑了一跤，将右手腕跌伤，疼痛难忍，坚持到了昌邑县委机关，经医生简单治疗，用一块小木板吊带托起后，跟随着部队继续前进。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我们终于到达了胶东区党委驻地——海阳县根据地战场泊村。胶东区党委机要组共有二人，我担任组长。
一到胶东后就得到消息：就在我们从山东分局出发后不久，日寇即调集了五万多日伪军，对鲁中沂蒙山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及一一五师部队。在一次大青山地区突出日伪军重围的激烈战斗中，机关干部伤亡惨重，我曾经工作过的山东分局机要科内的周光华科长、荣忠、李允德、钱钧同志，还有机训班的六名新学员，共十余名同志中，有七名壮烈牺牲，两名被俘，一名下落不明。我因刚调离分局，幸免于难。胶东抗日根据地比起其他地区，相对来说环境较安定，日军扫荡次数较少。
六、抗击“扫荡”
我经历较大的日军扫荡有两次。
第一次大约是在1942年秋冬之交，当时由情报人员传来的消息以及从敌方截获的信息证明：日军扫荡实行的是所谓长途奔袭、铁拳合击战术，形势十分严峻，此时日伪军已经大量增兵，即将对我海阳根据地实行又一次大规模扫荡。为部署反扫荡斗争，上级下达的电报骤然增多，且多是加急电报。这时，人员开始疏散，胶东区党委机关与军区司令部机关分开行动，区党委机关人员由林浩书记率领，在敌人出动之初、合围尚未形成之前，先跳至外围，提前转移到东海区牟平县崑嵛山内的一个小村庄安营。
机关刚一住下，我们立即架起电台开始收发电报。机要组只有我和韩铭两人，经过日夜行军后，都感到极度疲惫，但军情如火，谁也顾不上休息，通宵达旦地翻译电报，将上级的指示传达给各有关单位。我们实在撑不住了，就闭上眼歇一会，用冷水擦把脸，然后继续工作。
意外发生了，黎明时刻，村外突然响起了枪声，一阵紧似一阵。枪声就是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收起电台、密码和文件，紧跟着部队朝村外冲去。刚拐入一个山沟，密集的弹雨迎面袭来，前面有敌人堵击，部队战士立即与敌人展开了战斗，掩护首长及机关人员向西北方向的山梁转移。不料，西北山上也有敌人埋伏，步枪、机枪声连续不断，子弹就在我们身边上下左右嗖嗖地飞舞着。分散突围中，人员大都跑散，组织上为机要组配备的一匹马以及饲养员也不知去向，驮负的棉被、棉衣全部丢失，我和韩铭也失散了。当我们终于冲了出去后，我已经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我掉队了。幸好有区党委书记林浩的秘书谢华同志与我在一起，在他的照护下，我们拼命地朝着原先通知的集结地点追赶去，还得小心地躲开敌人的搜索。身上的干粮所剩无几，只能趴在水沟边喝几口水。追赶了大半天，又饥又累，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我实在走不动了。谢秘书找到一个老百姓，请他用毛驴送我一程，此时我的腿又酸又疼、僵硬的无法跨上毛驴，谢秘书只得将我抱了上去，没有马镫垫脚，谢秘书又解下绑腿带代替马镫，将我的两只脚吊起来。
夜晚，我们宿在山沟里。此时我很担心：我身上带着密码，带着需要下达的上级电文和情报信息，如果不尽快地找到部队，那将给我们的反扫荡带来危险。我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再遇到敌人追赶，无法脱身，就将身上的所有文件全部销毁，决不能让它们落入敌人手中。
马跑了，把我和韩铭的大衣、棉被也带跑了，怎么度过寒冷的秋冬之夜呢？在茫茫夜色中，饥寒交加，无衣被暖身，我们找到了一条旧棉毯，把我们两人紧紧包在一起相互取暖，无法入睡之中，怀念起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相比之下，我们是幸存者，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第二天直到天黑，我们终于追赶上部队机关，与区党委机关会合，我和韩铭又见面了。当我被扶下毛驴后，全身虚脱，当即瘫倒在地上、很长时间起不来。等我喘过气来，又开始了紧张的电文收发。当天夜里，我们又转移至一个较为安全的地区。
在反扫荡的日子里，我们机要工作者就是这样忍受着饥渴、疲惫，行军、转移、收发电报，为大部队的行动，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咬着牙坚持着工作。
另一次经历日军扫荡，大约是在1943年秋天。
敌人一次次的扫荡，始终无法消灭我军领导机关，但他们并不死心。冬天快到了，日本侵略军又准备开始扫荡。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我军区司令部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在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适时寻机，再化零为整，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区党委机关一部分精干人员随胶东军区司令部行动，而军区司令员王彬则率领区党委机关另一部分人员及一支精干部队，带着电台和我们二位机要员，跳出中心地带，提前转移至东海区文登县境内的东海军分区根据地。
这个时期，我们的电台联系、收发电报都很正常，情报信息畅通。但是到了反扫荡后期，电台因为干电池电不足了，备用电池也已用完，电报发不出去。电报发不出，无法同军区司令部联络，但是仅靠微弱的电力还能收到对方的发报。原因是因为我们所用的电池都是地下党的同志从敌占区青岛、烟台等城市购买运来的。敌人扫荡期间，又严密封锁了各条运输线，使我们要得到必需物资十分困难。残存的微弱电力只能抄收电报，却发不出去，我们焦急，首长更急，信息不通，形同耳聋目不明，不了解敌情，无法准确得到军区的指示和情况通报，下一步如何行动？情急之下，王司令员命令我们抄收军区发出的一切电报，数日内，电台只收军区发的电报。正巧，收到了军区发给各军区的电报的后半部分，我急忙译出电文，大意是：“日军对我根据地中心地区的扫荡已基本结束……”，我立即送交领导。首长阅后，当即决定返回海阳根据地。
当我们行军至天黑，行至当地一条老母猪河东岸时，忽然看见许多老百姓慌乱地往东跑，有的站在老母猪河东岸向西张望。经向老百姓询问和侦察发现：日军又由北到南拉成一线，从西往东进行拉网式扫荡，在河西岸从北至南，在山头、平地上点燃了堆堆篝火，阻止我军夜间突围，企图把我军机关和部队压至海边一网打尽。首长见状当即指示：找向导，择敌薄弱处，当晚向西突围，冲出敌军的拉网线。
冬夜，天气寒冷。老母猪河，水深没膝。等到下半夜敌人最疏于防范的时候，我们脱下鞋子，悄悄淌水而过，冰冷的河水冻麻了我的两只脚，只觉得像穿了半尺厚的冰鞋似的。过河后又是一阵急行军，身上的寒气才得以缓解。多亏我们找了个好向导，给我们带路的老百姓对地形相当熟悉。他带着我们钻山沟、涉河水，七拐八弯，绕来转去，穿过敌人设置的火网、岗哨，从火堆的间隙处突围，居然一枪未放，于天亮前顺利地突破了包围网，安全地转移到日军防线后面。
至此，1943年年底前敌人对我胶东根据地的最后一次“扫荡”，又以失败告终。
大约在1943年冬季，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机关、部队实行精兵简政，紧缩机关，精简人员，胶东区党委电台及机要组撤销、并入胶东军区司令部的电台机关和机要科。当时机要科成员共有十一位同志，即：李钧、慈维纪、宋平、武宁、王秉恒、周天国、于德林、董秀礼、李夺武、张盛武、胡德旺。
（机要科十一位成员，相片于1945年初摄于山东胶东区莱阳县城）
时任机要科长是鹿崇山同志，继任科长是黄云同志（由山东军区机要处调来），他患有较重的胃溃疡病，时有少量的吐血症状，较严重时住进了后勤部医院治疗，科内的工作指定由我负责代理。期间我去医院探望了黄云同志几次。
大约在1944年间，胶东地区整个形势很好，但是有一支顽固军队——赵保原部队驻扎在万第村山区一带，周围筑有碉堡守卫，常常派军骚扰我抗日根据地，抢粮抓人等。为了铲除祸患，保护人民财产，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组成前线指挥部，司令员许世友亲自指挥，发起了彻底消灭赵保原顽军的战役。机要员由我负责，跟随司令部前往作战前线，在行军途中，传来黄云同志病情加重的消息。几天后，又传来黄云同志已经病逝的消息，反顽战役胜利后，组织上暂命我为代理科长，负责工作。在1945年初，上级派刘良明同志任机要科科长。大约在1945年3月，正式任命我为副科长。
日军投降后，为了适应部队大发展的需要，胶东军区奉命成立了机训大队，命我任大队长。大队分为两个班，一为训练电台报务员班，由电台派人负责，二为译电员训练班，由我负责。
七、解放战争考验
1947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大批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胶东部队奉命组成第九纵队，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编入并接受第三野战军指挥。第九纵队下辖三个师，各设一个机要股；一个后勤部，设一个机要组。我被任命为第九纵队司令部机要科副科长。之后，上级派陈延密同志任九纵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科内十多名机要员都是从胶东军区分配来的，其中王文瑞同志分配到九纵队后勤部机要组任代组长。
我军为了寻找战机消灭敌人，常常是大踏步地撤退或者前进，夜行百余里，忽东忽西地运动，籍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在孟良崮全部歼灭国民党王牌军第74师，就是一个运动战的典型战例。第74师被我军大撤退所迷惑，骄气十足，孤军深入，被我军抓住战机，集中兵力予以包围在孟良崮山区进而歼灭之。
孟良崮战役胜利后，部队撤至胶东莱阳县休整。在这短暂的战争间隙中，经许世友司令员的批准，我与王文瑞结婚了。结婚后的第三天，她又回到后勤部。
王文瑞摄于1947年（受伤前）的照片
战争环境下，部队经常受到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扫射。后勤部机关马匹多，目标大。一次在敌机的轰炸中，我爱人——王文瑞被飞机炸弹炸伤脸部。我得到消息后，立即请假骑马至后勤部探望。她的头部、脸部全部被包扎着，只在嘴边留一小口可以喂饭。我看到伤情的惨状，心中实在难过而流泪。我嘱咐她：要坚持挺住，耐心忍痛治疗。看望她后我即回到了九纵队机要科，但心中时刻挂念着她。
日后，我和王文瑞失去了联系，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到处打探不到王文瑞的下落。直到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时局好转，环境也比较稳定。这时许多领导干部的家属，陆续从大连回到部队，我想王文瑞是否在大连医院治疗。经机要处肖光处长的批准，发电报托大连机要科张宪文科长在大连各医院查找。张科长查找到王文瑞后，即将她接到机要科负责照料治病和生活问题。王文瑞于1948年春回到了三野机训大队工作。
1949年留上海工作后，王文瑞的脸部伤口处经常发炎、疼痛，假眼也未装好。住院治疗中又多次从腿部、胳膊上自身植皮修补脸部伤口。王文瑞这一生吃了不少苦。
1948年1月，我调到华东局机要处秘书股任秘书，后任股长。解放战争中渡江战役后，随着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先后解放，华东局机关接着渡江南下，先驻常州市，后驻苏州市，继而进驻上海市，先是驻进建设大厦，后华东局机要处固定驻在瑞金花园办公。
我与王文瑞合影照片 于1949年6月摄于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