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29岁，被组织上调到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任党支部书记、副院长，一干就是27年。
那时的党支部办公室设在用破碎的旧砖头垒起的，屋顶是用破铁皮、破瓦片盖住，地是泥土地，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冬天地面结冰，黄梅天渗水的破房子内办公。我到保健院后，张佩珠为使行政工作与党支部密切配合，也搬到这个所谓的屋子办公。
我到保健院报到的第一天，副院长张佩珠（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升为院长）马上给我介绍医院情况，她愁眉苦脸地对我说，医院目前很困难，缺少技术人员，办不成事，一个全子宫切除手术都没有人能够做，孕妇、婴儿死亡率很高。对于她的这种人才观，我是非常有同感的。在她的殷切渴求下，我很快地找到了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李云。这个同志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参加革命，做地下秘密工作和机要工作，她平易近人，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关爱下级。当我向她汇报了医院缺技术人员的实际情况后，她很同情。不久，她亲自带着我，一去见时任市卫生局局长王聿先、党委书记何秋澄，二去见二医党委书记张明秀（红军将军夫人），三去见一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洛三（老红军），恳求他们能够忍痛割爱，抽调几名好的主任、副主任医生到宋庆龄创办的医院来充实医学力量。很快，一、两年之内，医院就一下子调来了九名主任、副主任医生，又从市人事局半路“截”来了几位医生。这样，张佩珠如虎添翼，把他们分别安排在产科、妇科、计划生育科、儿科、中医科、病理科等部门担任学科带头人，医院一下子兴旺起来了。当时青年医生、青年助产士、护士大都住宿医院，医院有事、特别是遇到抢救病人的紧急情况时，要人有人，要血有血，（张佩珠带头献血）。医院又聘请了妇产科医院王淑贞院长、 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胡志远主任、中医学院陈大年名中医师、市儿童医院的宋杰教授做医院的顾问。他们经常来医院传授中外医学先进理念和技术，帮助我院医生选定科研选题，修改科研论文，在张佩珠的带领下，我们这样一个专科医院，在上海市医务系统率先进行了城乡劳动妇女妇科检查、子宫脱垂防治，率先成立了临床计划生育科、中医科，率先实行了产妇病员食堂制度（当时上海各医院实行的都是统一的六角钱一天的伙食，市卫生局为此在本院召开全市推广交流会），率先实行产前检查一贯制，率先成立围产期保健实验室，从1961年至1963年，医院近三年没有发生产妇死亡。1962年中央召开全国文教群英会，我院被选为上海市医疗系统的八面红旗（包括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龙华医院、瑞金医院、华东医院等）之一，张佩珠代表医院赴北京出席会议，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接见了张佩珠，宋庆龄非常开心，说保健院的同仁为中国福利会增了光，嘱咐张佩珠今后更好的实行实验性、示范性、科学研究的方针，更好的为广大妇幼服务。
1960年，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李云同志打电话通知我说：宋庆龄要见我。他同时告诉我，宋庆龄问他：医院的那个王同志怎么样？李告知说：工作还可以，就是厉害一点。我听后想：我岂止厉害一点，我很厉害，批评起人来不讲情面，不分场合，弄得人家很难堪，因此有人怕我。但是我有一条原则：批评应当严厉一点，以后再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绝不给人组织处理。
我跟随李云到了淮海西路宋庆龄住处，带着受批评的心情，但是一进到会客室，只见宋庆龄祥和的坐在沙发上，微笑着让我坐下，请人送给我一杯茶水，宋庆龄亲手用叉子送给我一只小苹果（那个年代上海没有大苹果）说：“你吃吧!吃苹果不要削皮，皮有营养，已经消毒了。”空气很缓和。我顺便向她汇报医院的工作情况：一年要接生近万人，张佩珠同志工作的情况，新调来医技人员的情况等。宋庆龄听后很高兴地说：“张佩珠是个好人，是个好医生”。我又告诉她医院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房子，最忙的时候甚至要把职工食堂、办公室都让出来加病床，所以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她点点头。
逢过春节时，宋庆龄多次设宴招待中国福利会系统各单位领导，有一次她还亲手叉了一只鸡腿给我。
1962年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在宋庆龄的寓所召开执委会会议，到会的有柯庆施、陈丕显、刘季平、金仲华以及文化、教育、出版、卫生等局长们。当讨论到要给保健院建造病房楼时，中福会的领导提出造个四层楼200张病床。我听后急了，当即提出200张床位不够，根据发展需要顶少300张床位六层楼。中福会的领导给我打手势，不让我讲。等到散会了，我趁领导们与宋庆龄告别时，赶快溜出去，急忙跑到柯庆施车前，对柯庆施说：“柯老，200张床位确实不够，请批300张床位。”还好，市政府确实批准建造300张床位六层楼，还有一个大地下室，外加一幢钴60镭锭放射治疗室房子。
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我，说我狗胆包天，竟敢伸手向中央政治局委员要钱造修正主义大楼，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我和张佩珠共事近30年，可以说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俩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姐妹。她是我一生遇到的好人之一。她几乎没有节假日，不顾家庭、孩子，是一位常年的“住院”医生。医院一遇有抢救病人的情况，她都把我叫到抢救现场以助她一臂之力，或者请会诊医生，或者给参加抢救工作的人送水送饭，或者做患者家属的工作。每逢我在家中，深夜街上有喊“老王”的声音，我就知道医院又在抢救病人了。有一次深夜我被喊醒，由工人同志用自行车骑带到医院，一进抢救现场，我发现张佩珠又在挽袖子，就知道她又要献血了。我说：请别人献血，你还要负责抢救！她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抽我的！”遇有医患矛盾，我挺身而出，保护医护人员躲开。有一次，医院为了试验天花粉引产，受术者被感染了，虽经大力抢救，但是仍不治身亡，医患矛盾一时尖锐。我站在死者丈夫、子女面前，诚恳地认定是事故。由于我是站在死者家属立场、用感情说话，不回避医院责任，后来取得谅解。嘉定县马陆公社派大卡车来接送尸体，我和死者家属坐在卡车上尸体旁，伴送尸体到了马陆公社一村庄。我只身找到公社党委书记，说明事故真相，取得了谅解，当即说好埋掉尸体，他们和家属没有让医院出一分钱。对于这件事，当时医院大多数人是不让我去的，怕我挨打，但是我悟出一个道理：错了就承认错误，我是医院的负责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是通情达理的。
我与张佩珠共事的过程中，凡是她提出的为医院发展的事，对人民群众有好处的事，与实验性、示范性、科学研究有关的事，我都予以支持，密切配合，并肩战斗。从调配人员、选拔人才，到做思想工作、处理矛盾，我都甘当配角、做善后工作，让她牵头大胆干。
1962年，在国家困难时期，张佩珠把多年积蓄的四万元人民币作为党费，委托我代为转交给中福会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一位党员干部。届时此人说张佩珠很好。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佩珠被关进医院造反派私设的整天见不到阳光、潮湿的小牢房中，我先被安排在造房工地搬运泥土、干重体力劳动活，干活时不允许我喝水（我鼻子因受伤致残不通气，不喝水真是难受），后被安排在洗衣房监督劳动。洗衣房没有机械设备，没有防保措施，我的双手整天浸泡在渗有污血的水中，结果双手被感染到霉菌，至今不愈。
当时，造反派斗张佩珠我陪批，批我她陪斗，小批天天有，大批三六九。有一天，中福会造反派带来一批人马，与保健院的造反派联合一起批斗我们两个。张佩珠因被用铁丝拴牢的大黑板挂在脖子上，站不起身，只能跪在地上，我脖子上也被挂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当批斗我包庇“反动学术权威陈美朴”时，我看见中福会的来人中，有当年接受张佩珠党费的那位党员领导干部，我心中想，今天我可以讲话了。我说：“陈主任够不上权威，她不反动”，结果招来一阵喊打声。接着批判张佩珠交四万元党费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时，这时那位党员干部也站出来说：是的，张佩珠交党费是“吃小亏占大便宜”。那时，我一肚子怒气无处发，这时机会来了，我手指着那位党员领导干部说：当时我把张佩珠的党费交给你时，你说张佩珠很好，大家要向她学习，今天你倒来倒去，你颠倒黑白……结果又遭到一片喊打声，造反派们再也不让我说话了。
那次批斗会结束后，我就被“升级”了，由保健院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升级为中福会第二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天后我被隔离了，关进造反派私设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牢房里。造反派们晚上押着我到马路对面的市委机关大院看大字报，真是铺天盖地，写的都是中福会第二号死不改悔走资派所谓的“罪名”和“罪状”。被押回后，造反派要我谈谈看大字报的感想，我说：你们辛苦了，挑灯夜战。又有一次批斗会，说我包庇俞主任医师，她是三青团员，我说她没有参加三青团，她参加的“励志社”是群众性组织，这时一个大力士模样的男造反派上台，狠狠地在我受伤的右脸部打了一巴掌。
那个年代，上海的初、高中学生都要到农村插队落户或者到农场劳动（即上山下乡）。因为我被定为“黑八类”、走资派，所以大儿子、二儿子先后去农村，造反派都不允许我去送行。再说，我早晨五点就要到单位向造反派报到，晚上十点才能离开医院回家，劳动太累。所以两个儿子下乡的行装都是他们自己收拾的。在被隔离期间，我的小女儿与人玩闹，把胳膊弄断了，在里弄好心人的帮助下，已经去医院上了石膏，但是我妈妈气不过，跑到医院造反派办公室说：我要见我闺女，我要她回家，不见到她，我就不走。造反派无法，只得派人从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押着我回家看望一次。
单位的造反派造我的反，里弄也有造反派，造我妈妈的反（因为她是里弄党支部书记）。一天我家正在吃早饭，里弄一批造反派突然闯进我家，不分青红皂白，竟把我家的饭桌当场掀翻，早饭倒了一地，一片狼藉。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也算出过几次“风头”：医院造反派或者弄来一辆大卡车，押着我站在卡车上，身挂书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文瑞”的大黑板，旁边站着“铁杆保皇派”张芝令（上海市劳动模范，时任医院办公室主任），开着卡车押着我俩在大小马路上游街示众，或者给我戴上纸制的高帽子游街，到工厂、学校去接受批斗。游街的时候还有人鸣锣开道，高呼“打倒……打倒……打倒……”的口号。
医院里也有许多好人。我劳累了，中午休息的时候，有人偷偷地给我盖上大被单，怕我着凉。中、晚饭买菜只能买两角钱的小菜，厨房里的老师傅有时偷偷地给我菜盆里加上一块肉，上面用青菜盖住……当然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我免不了也说过些错话，做过些错事。
我在保健院担任党支部书记27年，没有人称我是书记、院长，我深知党务工作者是党员的服务员，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办事员，应当成为一块吸铁石，把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凝聚起来，为共同的目标作战。
我一般的没有休假日，在业余时间、休假日、夜晚访问职工家庭。当时医院有600余人，差不多人的家庭我都访问过一次几次。哪家的家境如何？哪家的家庭成员关系如何？我心中一清二楚。遇到家庭有大困难的职工，就从我微薄的工资中抽出一点让他家糊糊口。我对长年累月在保健院工作的职工深感谢意，有时我还跑到这样的职工家中当面向家属感谢。
那时，医院的党政领导班子、干部是非常廉洁的，近30年时间，医院的财务方面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财务科科长顾延芳是一个把关很紧、一丝不苟的人。
1975年秋，我时任保健院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一是为回到农村贴近农民，二是为摆脱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对我造成的困境，我申请到农村医疗队去，做一名普通队员。在医院赴南汇农村的医疗队里，我不懂医疗，就时而帮医疗队生生煤炉，买买菜，时而到农家田头洒洒漂白粉灭蚊蝇，到村里宣传计划生育等，精神很好。
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到唐山去，到抗震救灾前线去。我连续三次打电话给医院申请，未获批准。九月底我回家休息，傍晚去医院看一下，适逢医院第三批医疗队即将出发，我再次申请去唐山未准。我又申请陪送医疗队去唐山，获准。我急急忙忙回家取了生活日用品，赶往火车站与医疗队会合，队长是庄留琪。在行进的列车上，队员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但大有“雄赳赳、气昂昂”、奔赴抗震前线大战一场的架势。到唐山后我先被安排在库房睡觉，但是我不休息，我不懂医，就一起帮助队员搬运粮草和饮用水……几天后我该返沪了。在返沪的火车上，我突然想顺便赴京拜访一下老首长肖光同志（他是长征干部，时任中共中央机要局局长）。下了火车，在去中南海的路上，惊见马路上遍布解放军战士持枪巡逻，我纳闷今天为何首都警备这样森严？摸到中南海边门，我向警卫战士反复说明来意，战士很不情愿的报了信，肖局长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我领进他的住处。他很高兴，带我到中南海里边遛了一下。晚上他请我吃饭，亲手给我一只雌性大闸蟹，我感谢他，但是不明白其中含意，但是肖光非常开心。住了一夜，返沪后第二天我赶赴南汇医疗队（当时医院在批我，说我赴唐山是为了去游山玩水）。第二天，只见农村人们沸腾了，到处敲锣打鼓，横幅是“打倒四人帮”，我激动了，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时我才意识到肖光同志给我吃雌性大闸蟹的含义和首都戒备森严的道理，原来他已经知道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1983年12月28日，医院正在召开职工大会，安排元旦、春节工作。会议当中突然接到中福会来电，通知我三件事：一是已经给我办理了离休手续；二是下个月我的工资在退休职工中取；三是可以马上交接工作。我说好的，然后继续到会场开会。
第二天我正在办公室清理办公桌抽屉，张佩珠兴冲冲地到办公室找我商量工作，见状就说你在搞卫生大扫除啊！我笑笑说：中福会让我离休，办交接手续。她吃惊地呀了一声，并说她要到总会去要求我与她再共事几年。我说：不要，党员在行动上要听从上级安排。她当时一下子就哭了，哭得很伤心，久久不愿意离开办公室。我对她承诺：我会常来看她的，我会继续关心医院。
张佩珠同志先后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张佩珠患了重病、住进肿瘤医院，我经常去看望她。一天她已经是病危了，我去看她，将右手放在她的腹部轻轻按摩，想减少她的疼痛。她的右手用力握着我的左手，轻轻的问：医院好吗？我点点头。她又询问我说：我一生对得起党吗？我被感动了，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用力点点头。张佩珠同志一生为人民服务，为妇幼保健事业拼搏奉献，临终前还惦记着事业，怀念着党，她有多么深的党的理念啊！当时我禁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这一场景又使我终身难忘。正在这时，不知是哪位摄影师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我们相处30多年来唯一的一次合影。当时我还不知道合影的事。这张合影直到90年代初期，中共上海市委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览厅展览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的版面上，我在参观时，才发现我与张佩珠的合影。我沾了张佩珠同志的光，照片被挂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览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