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份，到了抗日战争末期，党组织为了给抗日战争输送力量，将文荣威联中学撤销，部分同学分配到抗战前线，部分到了山东抗日军政大学，部分来到延安的学校，部分回到抗日后方工作，我被分配到山东威海市羊亭区担任妇救会干事，两月后被任命为区妇救会会长，主要任务一、为支前做群众工作，抗租减息；二、为解决妇女本身的工作。
我与农救会、青救会的同志一起组成抗日宣传队，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为部队运输粮草、弹药，发动妇女为部队战士做军鞋、袜。我工作所在的机关没有固定办公地址，白天在一个村开展工作，夜间就转移到另一个村住宿，每人随身携带一枚手榴弹，遇见敌人宁死不屈，手榴弹一拉，我死你也活不了，多炸死一个敌人就多赚一个。有一次我与青救会一个干事到敌后去工作的途中，只见远处一阵尘土飞扬，听到隆隆马达声，我想一定是遇上鬼子、汉奸的巡逻队了，这时我俩急忙跑进高粱地的沟里躲藏起来，把手榴弹紧紧的握在手上，在高粱地沟里藏了一晚，还好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天亮后我们又急忙赶到另一村庄去做宣传工作。
1945年夏天，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鬼子炮楼的日本太阳旗也降下来了，人们兴高采烈，拍手欢呼。日本兵缩在他们的军营里不敢出来，那些二鬼子、汉奸们也垂下了脑袋，到处求饶。这时党组织临时调我到威海市城区，所执行的任务不是去接受日本兵投降，而是要我到日本军官住的别墅区，去保护日本官兵家属免受不法之徒趁机抢劫，这样工作了一段时间，到秩序相对稳定后，我仍回到羊亭区妇救会工作。
1945年秋天，上级党委经过挑选，派我到胶东军区机要训练队学习译电。十七岁那年，我终于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穿上了军装，心里觉得神气得不得了。可接着在学习译电课程时，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既要背明码，又要学习文化，我只能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尽快的掌握所学的知识，经常是熄灯以后我还不能入睡，在被窝里死记硬背白天老师们所传授的东西。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几个月的学习，靠着我的勤学苦练，在学业结束时我的成绩达标不错。当时学机要、做译电员工作，纪律是很严密的。组织规定：个人不能单独活动，外出要两人同行，不能与家中通信，必要的联系要用假地址，这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纪律。
1946年机要训练队结业后，我被分配到胶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做译电员工作，1947年春，又被调到第三野战军九纵队后勤部机要组任代组长。我们的做的工作，虽然不在最前线，但是每天的行军很艰苦，夜行军一百二十余里是常有的事，往往是太阳西下离营急行军，天亮前又转回到原驻地，目的就是为了迷惑敌人。当时领导给我们机要组配了一匹大马、一个警卫员。但是在行军的路上，谁也不肯骑马。当时我还可以边行军走路、边打瞌睡。
在战争间隙，领导批准我与李钧同志结婚（当时部队中男人结婚的条件是28、9、团，即28岁、9年军龄、团级干部），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是我们的证婚人，他叫警卫员向老乡买了几把花生作为新婚志喜的礼品，战友们聚在一起每人几颗。床是老乡家的门板，铺上两床军被一合就成了新婚之夜。婚后三日，我就又回到了后勤部。
在孟良崮战役中，我虽然不在第一线，但是看到部队频频调动，战士们能到第一线参战是最大的愿望，到不了第一线的都在摩拳擦掌，有的战士急红了眼，渴望早日上第一线。我特别看到支前的民工们肩挑、背抬、小车推、毛驴驮，日夜不停的向前线运送弹药粮草，他们那种忘我的牺牲精神，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1947年孟良崮战役胜利后，敌人军队向山东胶东地区进攻，妄想把我军逼向海边消灭掉，我军在转移的路上，在山东莱阳县大沙河，遇到敌机狂轰滥炸，我处在后勤部机关的马匹很多，目标很大，我眼看着敌机机枪扫射、炸弹乱扔，在看到炸弹在我头上向下落时，我没有多想，本能的将我背着的密码背包向屁股底下一放，怕炸弹将密码背包炸飞，我习惯的知道密码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我当时疼痛的感觉是就像有人在我的脸部打了一拳。不知道我负伤了，我用手摸摸头，我的军帽没有了，从头部向脸部一摸，发现了一把血肉，我才知道受伤了。我当时昏迷了，稍候又清醒了，我双手抱牢皮包（即密码背包）走到一个山坡倒下了，又昏迷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机要组的同志找到了我，我迷迷糊糊地将皮包交给他们，又昏迷过去。不知多久，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被包扎的伤口，把头部全部用纱布包牢，眼睛看不到人，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被抬上担架、由民工抬着向后方转移。出发时，李钧从前方来看望我，他只能握住我的双手，嘱咐我好好治疗。在转移的路上，又遇到敌机乱炸扫射，但是我感觉到民工同志没有离开我去躲藏，他们趴到我的身上掩护我，怕我再受伤。老乡们的这种鱼水情、军民情和忘我牺牲精神，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向老战士、革命伤残军人、老支前模范、老民工鞠躬致敬，我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党没有忘记我们，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代代相传。我很喜欢观看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电影、电视连续剧，特别喜欢观看《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电影和电视剧，因为剧中的剧情很像我的家庭，我的妈妈就像剧中的妈妈，剧中“小燕子”做的事情，我都做过。
我被担架抬着，转移到山东胶东海阳县的一个村庄，住到一个农民的家里，身边跟随了一个卫生员。他怕我发现伤口的惨状，就将老百姓家里的镜子都藏了起来。换药时没有酒精消毒，用的是纱布蘸盐水泡洗。
我的嘴部全部肿了，没法吃东西，农民大嫂用口将山芋嚼烂，口对口给我喂下，有时吃苞米糊，也是口对口给我喂下。敌军进攻胶东、逼近我住的村子，农民为我挖了一个山洞，给我一串米饼挂在脖子上，一盆水、一枚手榴弹，将我藏在山洞里。过了些时间，敌人走远了，把我又接回农家。这时候党组织爱护我，将我与当时负伤的团级以上的一批干部（我当时是连级，因为是译电员，所以被特别照顾）向东北转移，可能的话就转送到苏联去治疗。
我们这一批伤员都化装成老百姓，由担架抬着，经过数天，转到荣城县城山角渡口，乘了一只小船，经过几天，摇摇摆摆地渡海到了大连口岸。但是大连市当时是被苏联军队占领，他们不允许我们上岸，我们只得又被抬回到一只船上，又摇摇摆摆地到了安东市（现在的丹东市）大沙河登陆。在冰天雪地里，我的头部全部包在破被里。我们到了丹东城区，得到的回答是：前方形势紧张，无法通往。在安东市第三野战军驻东北办事处，组织上想让我就近治疗，但是当地的中国医生无法治疗我的伤口，领导又设法找到一个法国私人医生，他的答复亦是：无法治疗，并说可能到夏季我会因伤口感染影响脑部而死亡。办事处的领导又将我们这批伤员转到大连市治疗，先把我送到旅顺苏联在那里开办的康复医院，他们仍说不能治疗。回到大连市，领导通过当时大连市党委（当时对外称为大连公安交警总队），找到大连满铁医院（现在是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一个没有回日本的有名的日本医生，领导派员带我去了他家，他说可以试试。领导觉得有希望了，就买了两袋大米、两箱鸡蛋、几斤鲑鲑鱼和一些大对虾，送到他的府上。我化名王珏，职务是小学教师。住进医院后，他亲自检查伤口，先进行伤口烂肉的剐除，没有麻醉，剐时疼得我两手把腿部都抓破了。第一次手术是将我胳膊部位的皮肉割开一大块，然后缝到我面部伤口处，用石膏固定，经过约四十天，胳膊的肉已长牢在面部伤口处，就拆掉石膏，伤口洞被堵住了。四十天里我无法洗头，头上已经生出了许多虱子。住院期间，领导给请了一个帮工，每月30斤玉米，我的口粮也是30斤玉米，领导又给买了一只煤油炉煮饭吃。
由于党组织和我爱人的寻找，打电报到大连市委机要科，他们找到办事处的领导，知道了我的下落。机要科的张宪文科长（也是我爱人在胶东军区机要科时的同事）把我接到了机要科的驻处。这样，我的生活就由机要科给解决了。住院期间，组织上怕我伤口感染，设法从香港买来两瓶盘尼西林，但是我一直藏在身边没有用，回到三野部队后交给了部队。
在大连治伤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一种想法：我不想回部队，结束与李钧的夫妻生活，感到面部的伤口太难堪了。但是经过张宪文科长及他爱人吕淑琴的劝导，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1948年春末，我的伤口在大连也没有新的治疗方法，三野电告我返回三野部队。回部队后，我被分配到三野机要训练大队，担任大队机关党支部书记、指导员。1949年春随部队渡江后，进驻上海，分配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机要处办报科工作，不久调任华东局办公厅专职团总支副书记。
从严谨的、与外界很少接触的机要部门走到开放的广大团员青年中，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时，办公厅有团员青年千余人，在机关党委的领导下，团总支组织团员青年学习马、恩原著，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文化技术，学习礼仪。在招待处、秘书处、行政处青年中开展礼仪评比活动，在印刷厂青年中开展排字技能竞赛，组织开展文体活动、歌咏比赛，逢年过节进行自编自演的文化活动。我在华东一级机关的体育运动会上，还得到铅球冠军、三级跳远第三名。特别使团员青年满意的是：当时机关男青年多，找对象很困难，团总支就经常邀请中小学教育系统、卫生系统、纺织厂等的女青年一起联欢。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活动使不少团员青年找到了伴侣，有的人在结婚、生孩子后，还把照片送给我，有的还特地给我送来喜蛋。
1954年华东局撤销，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工作，任党总支副书记、审干办公室副主任、人事科长。
对这一工作，我遇到许多难题。首先是当时上海还没有建立人才信息库。上海市的领导要接见外宾，要我提供西班牙语种外语翻译，我跑了上海许多单位，都说没有此类人才。最后在瑞金医院（当时叫广慈医院）找到了一位懂西班牙语的小儿科医师李思翘，真是如获至宝。从那时起，在我的脑海里就扎下了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理念。其次是：我身为党总支副书记，下属的一个党支部是上海国际旅行社和锦江饭店联合组成的支部，锦江饭店总经理和国际旅行社经理多年来关系不合，其中有的支委是老资格、老地下党员，我都可以称他为爷爷（我时年25岁），我实在是小字辈，怎么办？矛盾总是要解决的。于是我多次分别到他们家去做说服工作。有一次，我带了一本刘少奇同志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上门，我读了书中的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说毛主席说：爱护党的团结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他们都表示同意，但是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这时我就被调离了。再次是：那时正处于镇反、反右斗争浪潮中，机关里有两位非常好的英文翻译和一位俄文翻译。由于他们历史上的经历，不少人在镇反、反右斗争中要求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先赴京到清华大学、而后又到重庆某机关进行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所谓的历史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健院的造反派与那里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批判我，说我包庇地富反坏右。
进驻上海后不久，我患了肠结核肿瘤，上不能吃，下不能泻，肠阻塞了，身体瘦得只剩下80斤。还是党组织的关怀，请了时任中山医院院长的沈克非教授亲自动手术，切除了肠瘤，身体恢复的很快，不到两个月我就上班了。
又是靠党的关怀，进驻上海后，领导先把我送到长征医院、同济医院、中山医院修复伤口，但是均称无法手术，而后住进眼耳鼻喉科医院，由郭秉宽教授亲自给我做了眼部修补手术，但假眼仍然装不上。后又住进瑞金医院，由张涤生教授（后为第九人民医院教授）多次、反复地手术，我的面部才修复到现在这个样子。
对我在治伤、治病过程中那些给予我关心、照顾的人们，特别是沈克非教授、郭秉宽教授、张涤生教授、吴学愚教授等专家，原华东局办公厅的同志们，中国福利会原秘书长李云同志、郭敏同志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同志们，他们给予我的无私的、感人的恩德帮助，我终身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