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山东省胶东地区的文登县高村镇下夼村。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我父亲和母亲组成了家庭（至今我也不甚了解当初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1928年父母生下我时，家中已有一个哥哥和姐姐，我排行老三，之后几年，家中又添了一个弟弟和妹妹，兄弟姐妹五人，加上父母全家七口，生活十分贫困。那时候（即现在我们所称的旧社会），家只有二亩山地和三间破草房，贫瘠的山地常年打不出多少粮食，为了养家，父亲长年给地主家卖命的干活，年终只能获得一些粗粮，作为家中来年的口粮。父亲由于长年劳累过度，再加上患有肺病，经常吐血，得不到医治，在我年幼时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父亲一走，可就苦了母亲，一个寡妇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拖着缠过足的小脚，将地里的活和家中的事一个人担了起来，就是这样一位任劳任怨、坚强不屈的母亲，在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更是做出了许多让后人称赞的事，这些留待后面再说。
我哥哥为了家里少一口人吃饭，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带到东北抚顺的煤矿打工；姐姐则带我去山上挖野菜、剥可以吃的树皮、摘树叶、拾捡地主家扔弃的玉米棒芯子当口粮，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饿得难受，有一次，我实在饿得不行，再加上嘴馋，就偷偷地跑到地主的葡萄地里偷摘葡萄充饥，地主为了防范穷人偷吃，用铁丝网将葡萄地围起来，我大着胆子，把头慢慢的伸到铁丝网内，刚要摘葡萄，突然看到游过来一条大毒蛇，顿时吓得大哭，一下子从铁丝网缝里滚到山底下，头发也被铁丝网揪去一大把。还有一次，我到地主家门口去拾捡他们扔出的玉米棒芯子，被地主家的狗追着在我大腿上狠狠的咬了一口，鲜血直流，现在腿上还留有个很大的伤疤。到了过年的时候，看见别人家吃饺子，我们也盼望可以吃上饺子，母亲就想办法将萝卜煮熟后弄碎，与少许面粉掺在一起做成饺子皮，饺子馅里根本没有一丁点肉，全是野菜。那时吃着野菜饺时高兴的感觉，现在的小孩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从我记事起，我就没有穿过新鞋子和新衣服，那时捡到一双被人扔掉的破鞋子，藏着舍不得穿，春天、夏天和秋天全是打赤脚，到了冬天再拿出来穿，以抵挡冬天的寒冷。
日子一天天过，我也一天天长大。到了识字的年龄，我渴望着能上学读书，但家中没有钱，无法供我上学，小伙伴朗朗的读书声又吸引着我，我就在挖野菜之余，搬上几块石头垫在学堂窗外，站在上面，从窗口往里看老师上课，天长日久用这个方法认识了不少字。有时，我还与那些上学的孩子们交朋友，经常向他们借书，或者请他们教我认字。白天一有空我就练字，晚上家中没钱买灯油，我就在月光下用树枝在地上比划着练写字。聪明加上勤奋，使我在日后上学时学习成绩非常好，十一岁上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将二年级的课程学会了。十二岁我跳读三年级时，又把四年级的课程内容全学会了，并且门门课程考试都名列前茅。第三年后我就直接读了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
我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村里人都不叫我的名字，而管我叫“假小子”。地里的活在母亲的指导下，我样样都拿得起，干得象模象样，我力气很大，时常帮邻里老人干点农活、家务活，他们都夸我是母亲的好帮手、邻里的好孩子。
抗战初期，我们村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村里成立了儿童团，由于我在孩子们中的威信很高，我担任了村里的儿童团团长，与那些穷孩子们相处得很好，成为捆得很紧的小团体，做任何事情都是一呼百应，他们都非常拥护我。有时候见到别人欺负穷孩子，我就招呼小伙伴们上前对打，有时候见到谁家的父母打骂孩子，我也带着一批小兄妹前去讲理。
那时候，村里的孩子在我的带领下，手持树枝站岗放哨（没有红缨枪），监督行人，干得可欢了。
哥哥王文郁很早就离家到抚顺当矿工，由于早期接受党的教育，一九三七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担任地下党区委书记，之后姐姐王文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县武工队，母亲在一九四三年也加入了党。受家庭的影响，我也向往着党，那时虽然还不知道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他们是打日本鬼子、斗地主、求解放，为穷人办事。他们给我们儿童团的要求就是站岗放哨。每当看到他们聚在一起时，我就主动出门躲藏在隐蔽的小街上或者爬到树上为他们放哨。记得一次我爬在树上放哨时，看到地主家的人带着一些陌生人走过来，我就放声假哭，以示告知有坏人来了。地主和陌生人看见我哭，就骂我：你这个小兔崽子哭什么？我故意把脚刮破说：我的脚被树枝划破了，他们看到我脚上有血，就骂骂咧咧的离去了。还在聚会的党员听到我的哭声，很快就翻墙转移走了。还有一次党员们聚在一块杂草地里商量事情，我见到一个陌生人从远处向他们走去，我急忙从地上抓了一把石头向杂草地扔去，听到动静党员们及时的四处分散开来，安全的离开了。
一次，一个党员负责人派我到另一个村子送封信，他把信小心的塞进我的破棉衣领口里，说：这封信很重要，必须送到李村当面交给一个打铁铺的李爷爷。接受了任务，我很兴奋，也很紧张，生怕出事，大约走了半天的路程，到了李村找到打铁铺，见到一位老人，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有人叫我来找李爷爷，他说他就是，我指指衣领口，他取出信，十分欣喜的说你这个小姑娘真行，事后他递给我一个窝窝头吃，让我离开时不要走原路，要我绕道另一个村子再转回我家。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自己已是党的人了。
有一次日本鬼子进行大扫荡，党组织试图摸清敌人的具体军事装备情况，党的负责人让我去了解一下，我就拎着讨饭的破篮子，到附近的几个敌人驻守处，心里数、脑子记，鬼子有多少大炮、机枪，马骡，几个鬼子挂大刀，把情况向党的负责人作了汇报。我们的抗日独立大队和武工队，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发动袭击，打死了一些鬼子汉奸，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粮食。说不定，这其中还的我的一份功劳呢。
1941年，我哥哥被中央社会部调到丹东做情报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日本鬼子抓去。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哥哥受尽毒刑，但他豪气凛然，宁死不屈，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日本鬼子绑住我哥哥的双手，将人用绳子连在马背上，在冰天雪地里沿着大街小巷扬马飞奔，活活的给拖死了，情景真够残忍的。（哥哥牺牲的详细经过，还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到大庆参观的返沪途中，路过丹东去看望原村党支书王辉宗时才知道的。）哥哥刚牺牲不久，姐姐王文华在一次武工队袭击敌人时，不幸倒地，也光荣牺牲了。
我妈妈姓田名乃本，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在已经失去了大儿子和大女儿的情况下（我母亲被定为牺牲两个子女的烈属），她还是把我的弟弟、妹妹送到了前线，并且都加入了共产党，众人称我们是全家革命，全家党员。她本人当时担任乡妇救会长，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在解放战争中，由于支前工作成绩优越，多次受到党的表扬。我的妹妹王文芬和妹夫黎明离休后一直居住在浙江省宁波市，我弟弟王文鉴在解放战争胜利后退伍回家乡，担任生产大队大队长多年，现在家乡安度晚年，子孙满堂。
1952年，由于我工作太忙，一没时间料理家务，二其实我也不会干家务，所以就请母亲来到上海，让她帮着操持家务；谁知她的名气很大且又很能干，被选为里委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将近30年。由于她的经历和事迹，经常被邀请去机关、学校、工厂等做革命传统报告，粗略估计不下万人听讲过。里弄里大人、小孩都亲切地称呼她为田大娘。七十年代中期她被任命为徐汇区建襄小学党支部书记，退休后在我家养颐晚年，1998年去世，享年96岁。
1941年我已经13岁了，当时的我认为党员都是好人，都是可以信赖的，所以我也提出要当个党员。我找到村党支部书记王辉宗同志，要求做一名共产党员，他对我说你年龄太小。我说：你们做的事我都知道，是打日本、斗地主、求解放，我年龄小为什么不能入党？如果不让我入党，我也可以参加你们的会，大家轮流站岗放哨。党支部书记被我反复要求，我甚至抱住他的大腿，大有不同意我就不放过的架势。过了一年，支部书记悄悄找我谈话，说你入党年龄太小，你做的事与党员做的是一样的，现在经过组织讨论请示，批准你参加“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简称“民先”），那是在1942年秋，我当时十四岁。就这样，我正式地被批准参加了革命工作。支部书记告诉我：“民先”是党的外围组织，主要是做党的情报工作，是保密的，对任何人都不能讲。从此，我的革命工作劲头更足了，积极参加了站岗、放哨、送情报、摸敌情、监督地主汉奸等的活动，样样都认真。
那时，我还在读小学，说是读书，其实很多时间是在做抗日救亡工作、情报工作。我的公开身份是担任中心小学区学生会长，实际上是积极组织宣传队、歌咏队，号召人们“空舍清野”（把粮食藏起来不被鬼子汉奸抢走），宣传青年男女参军到前线去打鬼子、保家乡，宣传、动员老者支前抬担架送弹药，宣传、动员妇女为军队做鞋做袜。我还组织学生把鞋袜运输到前方。
我十五岁那年，党组织为了让我做工作有个掩护，让我在村里当一名小学教员，这时我也得到党组织给的生活补助，每月三十斤苞米。可是，我仅读过四年书，只能凑合着给一、二年级的孩子认认字，但要我在识字班给大姐、大嫂、大娘们讲课，就非常难了，可以说很多事我都不懂，比如说在春天草、树为什么会发芽、发绿等等，我都不明白其中的原理，讲不出个所以然，经常有发窘的时候。有一次，一位从县中学毕业回家的地主儿媳妇在课堂上问我：“老师，猪为什么会长肥肉？”我讲不出道理，但随口说：“猪和地主一样，光吃不活动，所以爱长肉。”弄得这位嫂子很难堪，但是课堂上大嫂、大娘们有的举起了大拇指，有的甚至拍手。事后我想，这可能是阶级恨的一种本能的发作吧。
当小学教员没有几个月，党组织为了培养干部，就保送我到山东文荣威联中学读书。我带着区委给的两份介绍信，一是入学通知书，一是“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的介绍信，背着破被子，到了荣城县的一个村庄报到。校组织先把我领到初一（四）班，指导员姓李，又介绍我与姓秦的指导员接上组织关系——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说是学校，其实学校没有校址，没有课堂桌椅，没有书本，讲课也是不定期的。为了防备鬼子汉奸来袭击，每住几天就要换一个地方。口粮都是学生自己凭介绍信到指定地点去领，然后肩挑背扛回来。平时吃住都是在老百姓家时，晚上打地铺，铺上草就睡了；晚上大家轮流站岗放哨，站岗的人没有枪，只发一枚手榴弹。在四班我是副班长，篮球场上我是神投手，唱歌时不是我领唱就是指挥，称得上是一个活跃分子。
秦指导员看到我在学校的机灵劲，一天，派给我一个任务，让我一个人到威海敌占领区的一个地方，去了解给鬼子当翻译的人进出家门的时间，以便党组织捉个活舌头了解敌情，我在街头呆了一天一宿，又向周围的大娘大爷了解了情况，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1944年，那年我十六岁，学校四班党支部全票通过我为中共候补党员，但是校党委没有批准，告知我年龄不够，直至 1945年1月1日校党委批准我入党了。候补期为三个月。当时校党委的组织部长（他是伤残军人）看上了我，托人介绍，要与我结婚，可是我才17岁，此事被我拒绝。结果是校党委没有按时批准我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理由是我骄傲自满。延期一个月后我才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