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徐慎弢，字金六，山东临沭县徐家贺城人。一八七一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一生勤学，博览群书，学以致用。他老人家从十七岁步入教书生涯，直至晚年参加革命，教书育人近五十年。
先父早年因家境贫寒，想上学读书，但无钱请教师。当时村子里只有几家有钱有势的人家才能请教师教自己的子弟。直到十二岁才到苏北界沟子姥娘家上学，十七岁返回家乡，后又到张南埠子随张宝信老师上学，他学习刻苦，曾两次考中秀才被无理革除。二十七岁时一气之下弃学在家务农。他老人家痛恨旧社会腐败无能的所谓父母官，说他们官官相护，不与民作主，实质上是一群狐群狗党，贪官污吏，当时在百姓当中就流传这样一句话：堂堂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先父在家务农不长时间，又先后在郯城县考入忠信讲习所，毕业后被分配在刘家港口教书，一年后便回家乡，宣传三民主义救中国，大讲办学堂的好处，并组织发动了全村的青年办起了学堂，将村西最好的一块二十多亩土地开荒种粮，所收的粮食作为学校基金。先父在本村学堂不仅传播知识，而且还与反动的封建主义进行斗争：发动群众剪发，放脚，提倡男女平等。以反动村长为首的一伙人大骂先父违背了先辈遗教，并骂：“男的象和尚，女的象尼姑，不除掉不得安宁……，”并于一天夜晚，在先父回家的路上挡截加害，因先父会拳脚功夫，将反动村长打伤在地，其余人都逃跑了，先父也外出了。
先父到济南考入省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分在郯城县劝学所作查学工作，因他是无党派人士，竟被排斥失业回家。这更促使他认识到国民党是打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旗帜，搞一党独裁专政，卖国求荣，没有一点民主、救国的思想。先父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他对我们讲：“在这种不公平的社会里，读书也无用，不如作商吃饭。”并且悲愤地用他自己的经历教育我们。为生活所迫，先父还是应邀去刘家港口、蚊龙汪等村教书。
一九三九年春，先父辞教回家，后经介绍去临郯青年救国团举办的第五期干部训练班，通过学习革命理论，逐渐认识到“抗日救国，非共产党不可”的道理，明确了抗日的方向、道路、方针、政策，于同年秋天回村，进行秘密抗日宣传活动，也就在这一年，先父正式跟随共产党投入革命运动中去。
在投身革命前，先父便为群众谋利益，做出了很大贡献。那时军伐混战，北洋军伐政府根本不管人民死活，徐家贺城村紧靠沭河西岸，每逢发洪水时，全村庄稼淹没，地被冲垮，有的老百姓只得逃荒要饭，先父为解决群众灾难，与本村和邻村的百姓商量后,带着群众的委托亲赴郯城县政府要求支持修筑河堤工程，经过多方面的周旋，终于获准。回家后立即带领群众勘察，丈量、划线，并亲临现场指导，在北王家庄子、醋大庄、黄家庄和徐家贺城、杨家贺城、张家家贺城等村群众的支援下顺利完工，使这一大片土地免受了洪水灾害。一九二三年，军政官员与地方土豪劣绅互相勾结，抢劫，敲诈勒索人民财产，加上那年接连干旱，继而又患水灾，使得民不聊生。当时，土匪四起，大股匪头如赵妈妈、徐大鼻子等，小股的更多，不论白天黑夜，拦路抢劫，一提起土匪名字，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敢哭了。土匪递个条子。向某村要钱，过期不送就来打围子．例如是年东八里巷土匪来要钱没给送去，赵妈妈和徐大鼻子就着土匪来打围子，杀死五百多百姓，光用铡草刀就铡了一百多人，把小孩摔在大火里烧死，将财物抢光，房子烧光，凡是没有围子的村子都到有围子的村庄躲土匪，也有夜间到庄稼地里躲的。群众夜间不敢走路，生怕路遇匪徒。先父不忍目睹群众遭受匪徒的惨害，为保卫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便不顾个人安危，义不容辞地亲自组织指挥群众筑起九尺多高的围墙，建起炮楼，修整了土枪土炮，四门站岗盘查奸细，夜间打更放哨，防止匪患，并发动各村参加抗匪联庄组织，一村受害，众村支援。于是包括徐贺城在内的沭河西一带免遭受祸，保护了正常生产、生活。先父得知南昌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认为中国有救了。他老人家在蛟龙汪村教书时、与国民党五十七军军官、我党地下党员管松涛同志来往十分密切，受到了抗日救国的影响很深，一九三九年春天辞学回家后，又接近了本地共产党员陈乐山、石涵九等同志，他认真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献，更坚定了抗日胜利的信心，他在村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王识超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村后来参加抗日的较多，成为著名的“抗日模范村”，他的影响，起着重要作用。
一九三九年，先父时已六十八岁，夏，经人介绍，他到中共临郯县委驻地涌泉，参加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与青年们：一起学习，一起跑操，一起唱歌，被誉为“老青年团员”。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积极进行秘密宣传活动，宣传“八路军是抗日救国的队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联合各阶层人上，提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
一九三九年冬（农历十月初八），我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二大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三大队，在解放郯城县重镇马头之后，挥师北上，进住岌山、曹庄、郭庄和朱村一带，计划攻打顽郯城县东北办事处驻地南古庄，因情况不明，未能行动。南进支队参谋凌少农写信向先父了解敌情，先父当即回信介绍情况并告知敌人隐藏的部分武器地址。次日夜，经与仲伯荣同志商量，又派我与伯荣，禚绍南一起去部队面谈敌情，担任向导，从而使战斗进展顺利，郯东北地区迅速解放。
一九四O年一月南古庄解放后，当时的当权者和有钱有势的人及部分知识分子恐慌不安，先父在群众中威望较高，他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并和钟伯荣组织各阶层代表人士，如区长李贡九，王立常、刘钦若等人，成立了劳军委员会，他被选为主任委员。之后，他积极带领慰问，募捐了很多慰问品，与部队在南古庄召开春节联欢大会，安定了上层人士恐慌情绪。
一九四O年二、三月，郯东北动委会成立，马培卿为主任，先父为副主任，他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必胜的道理，积极争取郯东北有威望的新老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如李贡九、韩瑞三、侯启民、武汉柏、魏平斋，．吴仙州、郑德轩等人。各阶层许多有名人士来找先父了解八路军的政策，先父都给他们作了解释，并动员他们献出枪支子弹，捐出钱粮支援抗日，先父的这一做法，对稳定局势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先父还动员中西医王正甫、赵民生、庞式礼、吴志渊、王寿山等人成立医救会，为群众看病，动员王正甫捐献房、药品、医疗器械折合北海币六千多元，动员其他上层人士捐献北海币九万多元作为医疗基金，成立贫民药房，以后成为滨海医院（即现在临沂地区医院的前身），为军政干部，战士和群众治病。广大群众称赞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好，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救星。
一九四O年秋，顽固派警临三旅旅长梁钟亭返回郯城县，纠集了蛟龙汪胡伯衡，夏庄高树经，重沟乡官路村张宝顶，牛庄乡吴硕三，山前乡大哨许荷笙、曹醋乡赵家赵殿才等反动二三乡长，对根据地实行步步为营的进攻，把根据地压缩到沭河西岸，南北长十八华里（南到河口，北到徐家贺城），东西宽五，六华里地带。敌人向革命阵营写信狐假虎威，封官许愿，拉拢不坚定分子投降，区中队长妥协逃跑，敌人四处下通缉令捉拿先父，通缉令写着。凡捉着徐慎弢者赏大洋一千元捉着其子徐相谦和钟伯荣，禚绍南者各赏大洋五百元。形势十分危急。但先父大义凛然，斗志更加坚强，并教育我说：“革命不要怕艰苦，不要怕牺牲，我们只要团结群众，依靠共产党，对敌斗争一定会胜利”。白涛同志经常教育我，要高举抗日的旗帜，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到抗战的胜利，我们的主力军很快就会转回来。我们坚持到“九.二二事变时，主力军东进支队三大队政治部主任姚子和同志带队到来，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苍马地区恢复了正常工作。
一九四O年冬，苍马地区（即郯东北地区）参议会成立，先父被选为参议长。一九四一年秋，苍马地区改为临沭县，先父继续任职，不久又兼任滨海地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后补参议员，直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参议会撤销。在这期间，他老人家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夜以继日，四处奔忙，作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先父动员上层人士献枪支弹药，捐款捐粮支援八路军抗日，同时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与痛恨，大哨土顽许兰笙、朱果吴硕三、赵殿才夜袭曹郭庄、月庄、沈马庄时，先父是袭击目标之一，他和机关干部英勇斗争，毫无畏惧，配合主力军夜间到敌占区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在敌占区进行宣传抗日工作，争取汉奸家属敌五十七军两个士兵带枪回家。经过宣传教育将枪交给政府。先父虽然年迈，但不怕困苦，不怕牺牲，坚持到抗战胜利。
一九四九年六月，先父七十八岁，我写信告诉他老人家准备南下，以征求他的意见。先父立即回信说：“只有消灭蒋介石。反动派，才能救中国”。并说：不要将南下的事告诉谷牧书记和崔介专员。因为他考虑一旦组织上知道家中的困难（父亲年迈，我又是独子）会把我留下。他一再强调不要组织照顾，不要叫我担心挂念家里，要坚持跟党走．接到父亲的回信，我感到非常的高兴，真为有这样一位革命的老父亲而感到自豪。
一九五一年我当县长时，曾给父亲写信讲云南边远的山区比较落后、兄弟民族语言不通、工作有困难，父亲马上回信教育我，“要紧紧依靠本地区干部、政府，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要时刻想着为人民办好事”。并且要求我一定安心在边疆工作。从一九四九年南下至一九六二年我到北京开会顺便探望父亲外，到先父去世，我一直没有时间回乡探望父亲，有时写信询问家中的情况父亲一向回信说：“平安、很好、放心”，从没向我提过任何困难，生怕给我增加后顾之忧，使我不能安心工作。一九五三年我母亲病重，病故期间，父亲也没写信告诉我，直到后事料理完以后几个月才写信告诉我，并不让我回来，这事至今想起来，我心中还感到深深的内疚。
先父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他深受党和人民尊敬，并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全国解放后，他曾担任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临沭县人民代表、郯城县人民代表、临沂县人民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政协临沂县第二、三届委员会（一九六O年三月至一九六五年八月）副主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做晚辈的学习。先父于一九六五年八月病逝，是时，中共临沂地委，临沂地区专员公署和中共临沂、临沭县委、县人委，都隆重举行追悼会，对他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对他革命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一九八七年五月
摘自：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临沂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丹心映红日》1987年7月1日 第207-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