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大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从山东、河北、山西等老区抽调五万地方干部参加大西南的解放和新政权的建立。
我当时在中共莒县县委会工作，父亲刘同智是基层党的支部书记，父子俩同时被抽调南下。由于二伯父在淮海战役中支前牺牲，三大娘病死，他们两个未成年的遗孤就交由我父母抚养，加上我之下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弟妹，负担这么重，家里又穷，如果父亲再一走，留下母亲一人实难支撑。因而母亲踞着一双小脚，一手拽着我尚未成年的弟妹，一手拽着两个遗孤，父亲走一步她跟一步，到区跟到区，到县跟到县，死活不让父亲离家，组织只好把父亲留下。
我则和其他被调的同志至济南集中学习。当时组织上宣布我们这批人到四川。学习的三个月中，第一个月是端正态度，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确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高度自觉的组织观念；第二个月学习党对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第三个月介绍、熟悉四川的政治、经济、自然等情况。学习结束就坐上火车直奔大西南。可只走了一天到徐州就停下来休整，第二天开大会时出乎意料的宣布“形势有变化，我们这批人不去四川了，要到云南去”。这一宣布，立即引起了不小的思想混乱。
因为北方人一讲起云南，总是毛骨悚然。什么瘴毒肆虐、野人遍布，云南人不仅长着尾巴，脖颈下还吊着一个大隐袋，人会吃人，……等等。所以，历朝历代犯罪的人都送往云南充军。就是我小时候拜当哭闹不休时，祖母就吓唬我:“哭!就把你送云南交趾国旮旮县!”。现在马上就要被调到恐怖的地方去，思想哪能不紧张?当时产生动摇情绪的不是少数人。
针对这些思想动态，领导请来了一位昆明在南京大学一读书的学生，向我们介绍云南的真实情况。他说;“我就是云南昆明人”，并转过身去请大家看看是不是有尾巴?他讲“云南有着全国少有的好气候，四季如春，冬无严寒，夏无酷著，云南物产丰富，北方有的，云南有，北方没有的，云南也有，云南不仅盛产豆麦，主食是大米。云南人的祖先多是历史上犯官充军，军队征讨后留下开发军垦、屯田及来往经商与派遣官吏的后代，云南接受了全国各地的文化，衣、食、住、行都不算落后，云南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语言，云南话容易听懂等”。领导又讲了云南地下党成立较早，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为解放云南，建设云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亲眼见到了这位文质彬彬的昆明人，又听了他的介绍，十分恐俱减去了五分。在整个行军途中，虽然是一路风尘一路歌，但我仍有五分恐惧，因为途经武汉停下来休整三天，领导要求级装前进。我们除一床很薄的被子，一套换洗衣服，一双备换鞋子外，其余全送给了驻地老乡。途经湖北、湖南，遇到的老乡都很难听懂他们的话。走一步觉得离家又远了十步，思忖着那位昆明大学生的话，可能要跑点水分。直到到达贵州省盘县和滇、桂、黔地下党游击队会师。游击队从领导到战士大多书生模样，壮士气质，当中还有不少英姿飒爽，秀而不娇的女同志，他们讲的话我十有八九听得懂。在联欢会上，还见到了不少不同族别的少数民族，苗族女同胞穿着麻织的短裙，长边还有横条纹花。彝族妇女则穿着红红绿绿的清朝大镶大滚的宫装，他们跺着脚，围着火塘尽情地跳，唱着歌颂共产党、毛泽东、解放军……等的歌。本来是离家越来越远了，但此时却觉得离家越来越近。
涉过湘鄂千条水、翻越云岭万重山，脚掌上的老茧已有铜钱厚，沿途还和小股土匪发生几次战斗。进云南的第一站是沾益。正值初春时节，恰遇晴天，真是蓝天如洗、白云似棉。沿途青山绿水，百鸟飞鸣，梨花含苞，柳树吐芽，田野麦浪翻滚，菜花飘香，太阳也是金灿灿的。这个季节要是在我们山东老家，那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地一片皑白，寒风彻骨，滴水成冰，村里的人们都躲进屋里，猫在热炕上。相比之下云南“四季如春”，真名不虚传。连首长们都兴奋极了，虽然工作到深夜，但总是早就起来呼吸新鲜空气，到秧田或水塘边看我们打野鸭。
在欢快、雀跃的喜悦中，我也曾出过几次洋相。从盘县到沾益途中的一个晚上，我们驻扎在一个小村庄，打前站的同志安排我们住进了一幢有土楼的茅草房中，主人住楼上，我们住楼下。已经睡下的我突然听到头顶上有咕噜噜的、咕噜噜的响声，我翻身跳起大喊“有情况!”端起枪就往楼上冲，但见房主老乡脸的半部嵌进一碗口粗的竹筒里，竹筒的半中间伸出一小岔管闪着火星，我弄不清是啥武器?大吼一声“举起手来!”经老乡解释才知是个水烟筒，老乡和我都虚惊了一场，当即忙向老乡表示了歉意。首次见识了云南十八怪中竹简当烟袋。
在沾益街上还看见了“鸡蛋用草拴着卖”。一次在卖零食的小摊上，我石到一种羊屎样的食物，买它吃的人从右边嘴角丢进去，又从左边嘴角弹出来，看着满有意思的，我便买了一盅学着人家从右边嘴角丢进去，觉得硬梆梆的没啥味道，又从左边嘴角弹出来，就是不知道须咬开壳吃里边又香又润的松子米。
离开沾益，我们坐上小火车并真切地体验了云南又一怪，火车没有汽车快。
部队进入昆明市，欢迎的人群挤满了街道两边。穿过金碧辉煌的金马、碧鸡坊，我们警卫营随首长来到五华山。俯瞰昆明市区，只见街道纵横、店铺毗邻，人群熙熙攘攘，远处楼宇亭阁隐约可见。此时，所有的恐惧一扫而光。当晚就给家里写信，以解除父母的忧虑。
之后我离开了首长，从省政府调往玉溪参加减退，又调通海县参加土改，并娶妻生子。
一九五四年春节一过，我父亲和祖父不远万里从山东到云南来看望我。那时组织上对干部非常关心，他们俩人到了贵阳，路费告罄，找到贵州省委，省委领导让总务给他们买了到昆明的车票。到昆明后，云南省委又通知通海县委的同志去接。父亲和祖父在通海会见了县委领导和与我一块工作的同志及我的家人。他们爬上秀山，欣赏了一平如境的祀麓湖。两人还经常约着到城外着人家收豆麦、撒秧、栽种。还和当地老乡吹牛、谈天、唠家常。特别是听到城郊乡周家明互助组长和水塘村老奎等说他们的祖先是南京高石坎柳树湾的，听岳家营老岳说他们是岳飞家的后代，祖先充军到云南来的，两位老人兴奋之余，决定替我刚出生的大儿取名为“定南”。走时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安心在云南工作吧!中央领导曾经许诺干几年就调回原地，就当没这回事。”此后我父母隔三差五就到云南来探望我们。大概我工作过的地方通海、华宁、玉溪、个旧、楚雄等地及孩子们工作就学的昆明，他们都相继到过，并小住一年半载。
文革中，我也曾动摇过。有的造反派竟然恶毒攻击我们南下干部到云南来是有所图，愤怒之余，我决心等又革结束就解甲归田，返回山东老家。大儿定南也改名为刘刚。老家有我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亲亲戚戚，乡里乡亲。还有不少当年一起站岗放哨、查路条、送情报、救伤员、抓鬼子的好伙伴，沂蒙山区虽贫瘩但群山环抱，四绝风尘，民风淳厚，邻里之间鸡犬无争，儿孙共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献身，献夫，献儿孙，具有大义、大勇之人比比皆是，我下云南也是服从党的指派，为半世纪风云，几番风雨，呕心操劳，创新华，兴国家，树新风(注1)，明日放眼神州腾飞，晚节梅香，欣欣可慰平生。
对此我并不汗颜。
如今我已离休，三子一女在云南下作，妻弟又送我一联:
上联是:
国事、家事、儿女事，事事顺其自然，皆无事。
下联是:
书趣、园趣、天伦趣，趣趣融于其中，尽乐趣。
这就是今天的我，撰写家史，我非常自豪地题上，我是新中国抽调南下献了自身、献子孙的刘氏第一位祖公。
(1999年7月1日)
[注1:指我任市、县委书记期间，四个子女相继结婚，没请一个客，没收一份礼，婚事从简，《云南日报》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