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泰安人，回族。1945年我18时，回忆从当时敌占区的泰安城 ，秘密地跑到区，参加泰西分区抗日回民大队时的情景，心情还象当年一样的激动！
那时侯，我这个幼稚的贫苦回民青年，在 敌占区的泰安城，也深受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和民族政策的影响，真心拥护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处在向往革命而又不知道如何走向革命的彷徨中。
1945年古历五月五日，传统的端节，那天天气非常炎热，下午，和同位一条胡同的回民青年杨春清约我去泰山脚下的北河洗澡。
杨春清是我二哥的同学，平时常给我们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救国的道理”，我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我俩洗过澡后，他常带着我向高大的杨柳树林走去。这地方离鬼子的碉堡楼约千把公尺，路上行人来往，碉楼上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拉开距离，一前一后，急速地走进杨柳树林里，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了下来。
杨春清四面观望，看清周围没有人走来，便低声地教我唱抗日歌曲。教了一遍，杨春清表情很严肃，语调很慎重地对我说：“三弟，我照上边首长对我的指示，今天给你说个秘密！”我激动得心跳起来，我感觉到，他要教我打日本了！
“你可千万不能对别人说，说出去了，要遭杀头的！”我点头应承了。
“秘密就是跑出城去当八路打日本，这年月，真主也不慈悲，不能呆在城里当亡国奴，给日本鬼子当牛做马。出去当八路军才有出路”。是的，当八路打本，才有出路，这是我早就向往的了。
“你想想，你父亲是怎么死的？你祖母是怎么死的？还不都是死在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的身上！这个仇一定要报！”他的话激起了我的恨！是的，这个仇，一定要报！
我记得很清楚，鬼子侵占泰安的第二年（1938年）的一天，几个鬼子兵喝了酒，装醉发酒疯，闯进我家里，挥舞着指挥刀，威逼我亲，说是要花姑娘，父亲说：没有花姑娘，那鬼子兵就给父亲一顿毒打，打得鼻子直流血，是王五教长闻声赶来百般阻挡饶，父亲才幸免一死，父亲为了生活，睡半夜，起五更，劳累一夜，做酸辣汤，拂晓担到城西门外摆摊 卖，一天下来，不过卖两三元纸币，有一次，城门上站岗的二鬼子和便衣汉奸特务合伙同来，一吃就是一块多钱，小本生意怎折腾得起，父亲向他们要钱，这些丧尽天良的狗腿子，不但分不给，反而把父亲痛骂毒打一顿。平时，父亲交不起伪政府的苛捐杂税，时常受伪街长和狗腿子们的敲榨勒索和欺压，又经常被鬼子拉去当“苦力”，风里来，雨里去，吃不好，穿不暖，伤残饥寒，不幸患了伤寒病，无钱医治，病倒不几天就去世了，去世时才五十岁。父亲去世后，伪街长和伪警察威逼着祖母要“公粮钱”，“卡子钱”，说如果再不缴，就要拉当时还未成年的我去当“壮丁”。她老人家说了一句：“俺就是缴不起，要缴就缴我这条老命！”不得好死的伪街长就猛力朝她一拳，打得她倒在地上，接着抬腿就踢，母亲把她背到家里，她老人家又病又气，好几天吃不下去饭，没几天，突然中风也离开了人世。杨春清是熟知我家的事情的，他一提起我家的仇恨，我就气得鼓鼓的。是的，这个仇一定要报，一定要报！
“要报这个仇，只有当八路军才行！”
杨春清往下说：“眼下城东城西回民庄里的青年，很多人都参加了回民大队，回民大队已经发展到两三百人。他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替老百姓报仇才当八路军的。回民大队就是八路军的一部份，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的队伍，是为劳苦百姓服务的。所以参加回民大队，当八路军是很光荣的。你要是真正愿意当八路军，我有法子送你出去！
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感觉新奇，心情激动，报仇心切，便迫切地说：“我真愿意去当八路军，快快定什么时间走吧！”
“走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定”。杨春清笑着说：“不过，你去当八路军，要离家出走，为了避免给家人招害，你在5月8日写这样的一封信，母亲，儿今天在济南报名考上了铁路警察了，明天就坐火车开到东北去受训。上边说是大日本皇军来济南招考的。以后警察，巡官，街长的人来咱家查户口，查良民证时，问到我到哪里去了，您可请他们看此信。请大人不要挂念。张玉光，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八日写于济南市。这封信写好后，要放妥当，千万别丢失了。记住一定要到济南把这封信寄了，然后立即返回泰安。这样，家里收到信，街里就会传开，说你到东北为大日本皇军干事去了。你回泰安下火车后不要再回家，在泰安车站找个小客栈休息，躲一下，免得街上熟人看到你。5月13日那天，你等天黑就走，9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泥沟。到泥沟时要注意，村外树林里有两位同志接你。进村吃过饭，由他们2位护送你去泰安西南乡找八路军，途中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听他俩招呼。
杨春清把这些办法，走的时间，路线交待得非常细致，和我在杨柳林里一直谈到黄昏才悄悄分别。当天晚上，我一整夜没有睡着觉。恨不得马上出城找八路军去。我心急的等了6天，做好了思想准备。11日那天，照杨春清的口述，把寄给母亲谎称给日本人当铁路警察的信写好封上，贴上邮票悄悄拿了母亲谎称给日本人当铁路警察的信写好封上，贴上邮票悄悄拿了母亲结婚时娘家给她“压柜”仅有的两块银元和二哥的一块铁壳怀表，换了一件粗蓝布上衣，穿了一双有带子的帆布胶鞋，于5月12日下午3时坐车到济南寄发了给母亲的信，紧接着赶到济南南边的白马山车站，乘火车返回泰安，在火车站一家小客栈休息，等到天黑，闯过铁路洞子桥和警察哨所，爬过铁丝网和3米多深的护城壕，趟过汶河，翻过小龙山，按照原定计划，下午9点钟到泰安城西南约20里的泥沟，村外两位同志，按预定的暗号问答接上头引我进村，在一家抗日自卫队的同志，按预定的喑号问答接上头引我进村，在一家抗日自卫队的同志家中吃过晚饭，又在那两位同志的护送下，冒着大雨.躲开村庄，绕道跋涉一个通宵又一整天，终于在5月13日黄昏时分在泰安西南乡升家庄找到了泰西抗日救国会主任兼回民大队政委金晓村和副大队长张效农等7位同志。从此，我开始了革命军人的新生活。
回忆往事，我还象当年一样激动。杨春清，金晓村，张效农等同志当年的神情姿态，象过电影电视一样，清清楚楚的就在眼前；一幕幕往事，好象近在昨天。我深深感到，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政策，是党的培养教育，引导我这个贫困回民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革命的熔炉中成长起来。（写于1994年）
（孟芳数字化整理并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