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沦陷后，成为日占区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城市，自然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活动与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有关组织与部队，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在日占区大城市工作的方针与方法，先后在南京秘密建立了多个地下组织与多条活动路线，开展秘密的抗日工作。
首先派遣人员进入南京开展工作的中共组织，是中共“上海情报站”及其领导下的“南京情报组”。
由于日军在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后实施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及其以后的严酷统治，使得中共组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进入南京立足。只有中共情报组织“上海情报站”，利用其日籍成员的关系，首先将触角伸向南京。
中共中央在抗战期间的情报组织是中共中央保卫部与情报部，1939年10月以后改组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其组织系统是垂直领导，而不与中共地方组织发生关系。日军占领上海后不久，中共中央情报部就在上海设立情报站，负责人是潘汉年。“上海情报站”除中国籍成员外，还有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中西功等人。这些日籍中共党员原是佐尔格领导的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组织的成员。后来佐尔格与尾崎秀实被派赴日本工作，这些日籍中共党员就在中共情报系统中工作。西里龙夫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同盟社记者，中西功则在日方“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任职。
1938年3月，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从上海迁来南京，司令官为畑俊六大将。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将西里龙夫调到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的首席记者。这也是中共情报系统人员首次进入南京。1938年3月28日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组建“中华联合通讯社”（“中联社”），于1938年8月1日正式成立。经过西里龙夫的巧妙安排，中共“上海情报站”的成员陈一峰考入“中联社”，并很快就担任首席记者。
陈一峰，又名陈汝周，是个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他毕业于东吴大学，193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由中共组织设法安排，打入日本《读卖新闻》上海支局任特约记者，同时兼任《马华日报》的通讯员，在从事新闻采访时，进行情报工作。因此，他到南京伪“维新政府”的“中联社”担任首席记者，在从事新闻采访时进行情报工作，可谓是得心应手。
西里龙夫与陈一峰先后在南京任职，标志着中共“上海情报站”开始进入南京开展情报工作。
南京是侵华日军的指挥中心，又是伪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它既是中共情报人员活动最危险的地方，但又是情报来源最丰富的地方。
西里龙夫与陈一峰利用自己的首席记者身份，在南京常常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送往上海。
1939年4月，上海情报站派遣张明达（又名方知达），到南京担任交通，专门负责为西里龙夫与陈一峰传递情报。张明达曾参加过1932年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宝山的对日作战，后来领导过农村游击队。他奉命来南京做情报联络工作，先在南京夫子庙朱雀桥北堍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作为职业掩护，经营香烟与化妆品等。小店斜对面是伪政府的实业部，西边不远处是日军宪兵队，东边是一家妓院。陈一峰常到这家小店买香烟，买卖之间，便传递了情报和指示。后来为怕时间长了会出问题，陈一峰通过朋友将张明达介绍到伪政府体育协会当小职员。这样，张明达在南京伪政府中有了合法身份，但每天得按时上班，行动不自由，一旦有紧急情报，无法及时送出。不久，陈一峰让张明达看到报纸上有“中联社”招考联络员的启示，就去报名应试，结果当然被顺利录取。张明达当上了“中联社”的联络员，其工作就是和另外两名联络员轮流乘火车，将“中联社”的新闻稿送往南京到上海沿线各城市，为这些城市的“中联社”支社、各报馆、各地方伪政府提供新闻消息。张明达乘机夹带传递西里龙夫与陈一峰获得的情报，既省下路费，还有工资，更重要的是大大减少了风险。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南京的政治地位更显重要。中共“上海情报站” 先后派遣李德生（又名纪纲）、张鸣先（李德生的妻子）、汪锦元、张明达、吕一峰、阮毓琪等人到南京开展情报工作，与原已潜伏在这里的西里龙夫、陈一峰一道，组成“南京情报组”，李德生任组长。全组有8个成员。
李德生是山东沂水人，曾学过中医，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时，就以开设“国医李德生诊所”为掩护。到南京后，他在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租了一所房屋，挂牌行医，上书“世传中医李德生”七个大字，以此作为职业掩护。李德生利用山东同乡的关系，得到“山东旅京同乡会”与伪首都警察厅厅长苏成德、伪教育部部长李圣五、伪参谋本部总务厅长张济元、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祝晴川等山东同乡的捧场与帮助，行医业务十分红火，不仅解决了活动经费，而且结交了社会各方面人士，获得了许多情报来源。西里龙夫与陈一峰获取的情报，多先送至李德生这里。李德生的妻子张鸣仙则负责密写情报。如果是特别长的情报，就密写在“中联社”的新闻稿或伪杂志的里页；如果是文字不多的情报，或是特别重要的绝密情报，则由张明达（方知达）默记在脑子里，上火车后假装瞌睡，不断“复习”，到上海后再写下来，送交情报站。
汪锦元是苏州人，其父汪钟卿在清末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与日本东京美术专科学校的女学生大桥对子相爱、结婚，于1909年生下汪锦元。1917年，汪锦元八岁时，其父病逝。1922年，汪锦元十三岁，被其母（改名汪乔雅村）送往日本神户求学，直到1929年回国。他长期生活在日本，因此精通日文，同时对日本歧视、凌辱中国有切身的体会，激起很强的爱国心。回国后，他与母亲一道生活在上海。他先后到一些日本人开办的单位，如“日森通讯社”、日文《上海日报》社、“江南日报筹备处”、“中国兴信所”等，做刻写蜡纸、分送稿件等各种工作，结识了一些日本与中国的进步人士与革命者，思想认识大为提高。在1936年12月，他由西里龙夫、陈一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在上海日侨中开展工作。在上海沦陷后，他以自己的特殊条件，奉命先后打入伪上海大道市政府秘书处、伪《新青年报》社、伪“大上海广播电台报道科”等单位工作。1939年5月汪精卫集团到上海进行组织伪中央政府的活动。汪锦元设法进入由高宗武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1940年初，高宗武突然叛离汪精卫，逃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改由汪精卫的亲信周隆庠主持。周隆庠后升任汪伪政府的外交部次长。汪锦元深受周隆庠的赏识，被周推荐给汪精卫做日文翻译兼随从秘书。他于1940年9月来到南京汪公馆就职。
原在伪“维新政府”“中联社”中担任首席记者的陈一峰，在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后，则到汪伪政府的“中央电讯社”任职，继续做记者。西里龙夫则继续以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奏任级嘱托（顾问）、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的身份，在南京日伪上层活动。
“南京情报组”的其它成员也利用各种关系，在南京取得了职业掩护，立足下来，开展情报工作。
（二）
中共上海情报站及其所辖的南京情报组，从1938年年初，到1942年7月，在南京活动了约4年半时间。他们设法获取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日伪上层核心机密，送往延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在1938年至1939年期间，南京情报组尚未成立，在南京秘密情报战线上活动的只有西里龙夫与陈一峰等人。他们就利用自己日、伪通讯社记者的身份，经常参加日伪当局上层的各种活动，获得各种重要情报。如日方当局扶植“维新政府”的情况、日方当局与“维新政府”间签订的各种密约、日军的调动与部署情况等。1939年10月1日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时，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成立会上宣布：“目前军事方针是南攻北剿，巩固华中；政治方针是诱蒋扶汪，坚决反共。”[1] 西里龙夫以日同盟社驻南京首席记者的身份，参加了日军当局这个上层会议。他很快将这一重要情报传给上海情报站，再转延安。
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上海情报站加强在南京的情报工作，正式成立南京情报组。南京情报组成员发展到8人，情报活动更加活跃而富有成效；特别是成员汪锦元以驻日华侨与留日学生的身份，利用周隆庠的关系，成为汪精卫的日文秘书，每天到颐和路汪公馆上班，参加汪伪最高层的各种会议，处理汪伪各种最机密的文件，因而获得的日伪情报更多且更有价值。
例如在1940年7月5日至1940年8月30日，汪伪当局与日本“特派大使”阿部信行在南京长达2个月的秘密谈判，最终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与各种《附属议定书》、《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以及《日满华共同宣言》等，是当时日、汪当局最核心的机密文件，其中规定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长期驻军以及日本在中国的种种侵略特权，承认“满洲国”与“华北特殊化”等内容，露骨地反映了日本的侵华野心与汪伪政府的卖国本质。汪锦元利用其是汪精卫贴身随员与机要秘书的身份，及时地将这些文件交南京情报组，经上海情报站送往延安。中共方面迅速对此予以公开揭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与世界舆论的谴责，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对此极为称赞。
再例如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尽管西线吃紧，但苏联政府极为担心日本会趁火打劫，配合德军，向苏联远东地区进攻，尤其要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在1941年8月、9月举行了虚张声势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即所谓“关特演”，给苏联远东造成很大的压力，因而不敢抽调在远东地区的兵力到西线去抵抗德军疯狂的进攻，十分被动。延安中共中央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南进、北进的动向如何？”上海情报站及南京情报组积极开展情报搜集与分析活动。1941年9月间，西里龙夫、汪锦元等人侦知到日军已暂停对苏作战准备，预测日本在近期不会进攻苏联，立即将这一情报经上海情报站报告延安，转告苏联政府。在这同时，苏联政府也获得了佐尔格从东京提供的内容相同的情报，因而下决心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从远东地区抽调20个精锐师的兵力到西线，集中全力迎击德军，保卫莫斯科。
1941年4月，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指使中西功负责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中，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负责搜集中国重庆政府军队、上海英、法两租界上层活动的情报资料，命名为“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中西功乘机将上海情报站的多名成员，如郑文道、倪志璞等介绍进去，担任了班长等要职，秘密控制了这个重要的日军特务机构。上海情报站利用这个日军特务机构，能开出合法的日占区通行证，经过浙赣线去西南，经过津浦线去西安，为建立秘密的交通线提供了方便。
1941年10月，共产国际与苏联总参谋部派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东京警察厅破获，担任日本近卫文麿首相的秘书兼顾问的尾崎秀实在10月15日被捕，三天后，以德国记者身份作掩护的佐尔格被“特高课”的便衣警探带进了警视厅。尾崎秀实在10月15日被捕前曾以“白川次郎”的化名，给中西功发来一份紧急密电，只有三个字：“速西去”，其意是要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迅速逃离上海、南京，前往中国西部的抗日政府控制区。但中西功、西里龙夫因当时正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情报工作显得更加紧迫而重要，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坚守在原来的岗位上，加紧工作。
就在此时，延安两次来电询问上海情报站：“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上海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从香港来到上海，设法尽快搞到日本发动对美战争的准确日期与进攻方向。因佐尔格小组已被破获，故潘汉年只得将这一极其困难的任务交给中西功、西里龙夫与南京情报组。
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和日本派驻上海的“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任职的中西功，只能用“原始”的方法搜集有关情报。他借机去“满洲”出差，在日军备战中心的大连、旅顺等港口，观察到日本军舰大批驶回日本，隐蔽去向，各地公共建筑住满兵员，官兵正进行登陆作战的各种演习。他又借机回到日本，利用亲友的关系，获得有关情报。他先去了日军报道部，得知日海军已集结完毕，只等日美谈判的结果，而日美谈判的最后期限，被日方当局定为11月30日为止，这可能就是日本当局预定对美发动战争的时间。他又找了一个在东京银坐开小书店的朋友，此人的姐夫在陆军军令部当通讯参谋，收发电报，内幕消息很多，中西功通过此人的内幕消息，进一步证实了日美谈判一旦破裂、日本就要对美开战的情报。中西功回到上海后，又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资料室”查阅最新资料，经过确认与研究判断，迅速报告上海情报站。
在这同时，1941年11月，在南京的西里龙夫、汪锦元也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工作条件，侦察到日本正将驻伪“满洲国”的军队以及辎重往南方调动。他们根据这些情报分析判断，日本军队可能在近期向南进攻，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并同时出兵攻占东南亚各地区。接着，他们又冒着极大的风险，从东京与“满铁”的绝密通报上搞到了日本南进部队的兵力编成表和各路日军指挥官的名单。同时，他们从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获得了正召开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的消息。他们根据各个方面的情报，提出了论据充足的预报：日军将在最近三周内的一个星期天发动所谓“大东亚圣战”。 西里龙夫在一份《中央公论》杂志的内页里，密写了所获情报：“日前我应邀参加欢迎关东军参观团招待会，获知关东军留20万防苏，其余全部南调；海军集结待机，11月下旬舰艇启动，航向东南”。[2]
南京情报组迅速将这一重要情报送上海情报站。
上海情报站将这些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及时转往延安。潘汉年在发向延安的电报中写道：日军南进作战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迟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百分之九十。[3]
上海情报站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为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与判断国际形势的突变及采取必要的措施提供了依据。
在这同时，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共同利益，在精心安排后，将这一重要情报透露给重庆国民政府军统局的戴笠。戴笠迅速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沉思半夜，召来宋子文，要他立即通报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约翰逊向中国政府表示感谢，并将这一情报迅速转报美国政府，可惜却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
果然，在1941年12月7日，日军几乎在同时向美国的珍珠港及东南亚各地发动了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日方“虎，虎，虎”的电台呼叫声中，遭到了重大损失。震惊世界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尾崎秀实被捕后，日本东京警察当局根据东京获得的线索，派遣特务多人到上海、南京等地，对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进行秘密侦察监控。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很快就觉察到被日本特务秘密监视跟踪，被捕的危险日益迫近。1942年5月，当日本驻上海的第十三军与驻武汉的第十一军配合，发动对浙赣线中国军队的进攻时，中西功乘机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身份与证件，打算到浙江前线后寻机出走，逃往中国抗日地区。但日本警察当局迅速下手了，于1942年6月16日派员到杭州逮捕了中西功；在同一天，在南京逮捕了西里龙夫，在北京逮捕了尾崎庄太郎以及在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担任情报科科长的白井行幸等人。
1942年7月29日，日本东京警察当局与上海日军宪兵队配合，在上海“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逮捕了郑文道和倪志璞。日本警视厅派来的特工急于逼取口供，就在他们被捕地对郑文道进行刑讯，郑文道以“满铁”工作人员身份回答问题，对中西功及中共情报组织情况坚不吐实。日方特工只得将他们两人押上大型吉普车，直驰虹口日军宪兵司令部。当车行至江西中路、汉口路附近时，郑文道突然纵身跳出车厢，因车速太快，脚未着地，头部撞伤，血流如注，腿部也受了重伤。日方特工怕郑文道出血过多死亡而得不到口供，即命急驰日军宪兵司令部，将郑文道抬往四楼医务室抢救。几天后，郑文道伤势稍有好转，日方特工即将他押往审讯室审讯，由一起被捕的倪之璞搀扶(倪之身份未暴露)。在进厕所解手时，郑文道低声对倪说：“我不行了，你好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在审讯室，日方特工初则利诱，继则酷刑严讯，但郑文道不为所动，一口咬定与中西功无其他关系，也不知道中共地下党任何情况。日方特工无计可施，只得将郑文道押回病房改日再审。当郑文道被押回病房上楼时，趁押解的日军疏忽之际，他突然奋起，纵身从四楼窗口跳下，当即壮烈牺牲。
也在1942年7月29日，日本东京警察当局与南京日军宪兵队配合，在南京逮捕了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等三人，先将他们关押在南京中山北路上的日军宪兵司令部，因此案是受日本东京检事厅的委托，故未加审讯；第二天，就将他们押往上海虹口日军宪兵司令部；两个月后押往东京审讯。
最后，日方当局将佐尔格、尾崎秀实判处死刑，于1944年11月7日将他们秘密处死；将中西功、西里尤夫判处死刑，但未及执行；将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判处无期徒刑。应汪精卫伪政府的要求，日本当局于1943年7月将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三人押回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三人被捕后，南京情报组暂时停止了活动，张明达等撤离南京，吕一峰、阮毓琪等隐蔽起来。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派白沙到南京恢复情报组织，与吕一峰，阮毓琪等人接上关系，重新开展情报活动，他们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1] 方知达：《一颗丹心——敌营侦察风云录》，未刊，藏南京市党史办公室。
[2] 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编印：《在隐蔽战线上作战》，该馆（上海）2009年内部发行，第56页。
[3] 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编印：《在隐蔽战线上作战》，该馆（上海）2009年内部发行，第56页。
节选自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季我努学社顾问 经盛鸿著《南京沦陷八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