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残酷的,但回忆是温情的。
夏末秋初的青岛,天气多变,雨过并非都是天晴。潮湿,炎热,汗水不时地渗透出来。
8月1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建军90周年,打通青岛军人后代宫荣荣的电话,相约在八大湖,与她的父亲,89岁的老兵宫健对话。
“我记得很清楚,‘八一’的时候,我们到了牟海县哨儿村,为了庆祝节日,部队给我们准备了一顿好饭,吃卷子(馒头)和猪肉。过完了‘八一’,我们就被送到了东海司令部(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去当勤务员了,一直到我14岁才从勤务兵转为传令兵”,1940年,12岁的宫健对部队最深的印象是那顿饱饭,而后,他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冬天,在棉衣缝里捉虱子,夏天,累得只能任凭蚊子吃饱喝足后,在墙上歇脚。
12岁,还在父母面前撒娇年纪,在那个年代,必须扛起家庭的重担了。那么,小小年纪,宫健是怎么进入部队的呢?这还得从他惹的麻烦谈起。
“我11岁那年,一天晚上,干活回家较晚,隐约看到村里三个人去了白沟,因为那地方平常晚上很少人去,我觉得很奇怪,便回去跟父亲说了”,没想到,小宫健的无心之举让他惹上了“麻烦”,“三天以后,三个人当中的一个,我管他叫哥的那人上我家来,提溜着我的耳朵质问我:‘你说,你小子看到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你什么时候看我上白沟里去了?’幸好有个大爷前来解围,我才没受皮肉之苦”。后来,宫健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没想到,几天之后,三个人来问他,八路军好不好?“我立刻回答说好,他们对老百姓好。他们听我这么说很满意,经常让我给传递消息”。这次偶然的“麻烦”,是宫健与共产党员的第一次接触,1940年,宫健为了脱离家庭,首先想到的便是参军。
从1940年起,跟着队伍,他发挥“飞毛腿”的作用,送信；和战友一起扰袭日军,让敌人夜不能寐；甚至利用刺猬把日军吓得“鸡飞狗跳”……为了防御,他们练就了本领,能从动物的反应中判断敌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宫健在枪林弹雨中几次险些丧命。
“1943年,我们得到情报,敌人要抢占牟平县尺垦村,我们提前在公路两旁埋下地雷,就在这次战役中,我负了伤,在我跑的过程中,窜出一个鬼子来,他一刺刀扎到我侧腰处,我一活动只是划了一道深口子,恰好八路军的一个班长过来,一砖头砸到敌人的头上”,这是宫健的一次死里逃生；“1948年,在大汶口打吴化文,一日,下着大雨,炸药不响,我告诉机枪班长快用机枪扫射,话还没说完,敌人的手榴弹就扔过来了,我被炸得翻了个个儿,屁股被打碎了。我跟我的通讯员说小张我挂彩了,没动静,我回头一看,手榴弹炸在他头上,牺牲了。我冒着大雨爬到了救助地点,上了担架”,又一次死里逃生……
老兵的自述,让我们不由得感慨万千,不再抱怨天气的炎热,因为,心中翻滚的热浪早已将其掩盖。今日的一切来之不易,是他们,用血汗打拼而来。即便硝烟远去,即便他们已淡然面对,然而,言谈中那些曲折的经历,成为我们永恒的财富!向老兵致敬!
翻开这一页,我们继续聆听!
战争,是残酷的。
今年89岁高龄的青岛老兵、银行退休职工宫健,给半岛记者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抗战细节,而当他撩起裤腿,展示那一道道疤痕时,我们触目惊心,那是战争的印记,深深地雕刻在老人的身上,给后代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课程。于是,我们怀着敬畏,听他讲述——
那年“八一”:吃了一顿好饭
“我是有名的‘飞毛腿’,一些紧急信件都叫我去送”
“1928年,我出生在烟台牟平县第六区徐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时候家里很穷,父母都是靠天吃饭”,在八大湖小区,半岛记者刚一落座,宫老就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侵入中国,1938年2月3日,日军侵占烟台,“我哥哥就在这年秋天跑当兵(八路)了,当时家里五口人,父母和哥哥、我、妹妹,哥哥跑了,家里的农活就都落在我身上了”,十来岁的宫健尚且处于叛逆阶段,1940年开春耕地之时,由于方式不对,挨了父亲一顿打,“趁着父亲在地的那头干活,我也跑了,跑到山上去以后,正好碰上八路军扩军,我便报名参军了”。1940年3月,12岁的瘦小男孩宫健就这样加入了军队的行列。“我记得很清楚,‘八一’的时候,我们到了牟海县哨儿村,为了庆祝节日,部队给我们准备了一顿好饭,吃馒头和猪肉。过完了‘八一’,我们就被送到了东海司令部去当勤务员了,一直到我14岁才从勤务兵转为传令兵”。
传令兵的任务是传递消息,这让宫健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我负责在几个村子里传递消息军情,那时候信上插一根火柴,表示十万火急；在信上插一根鸡毛则表示情况紧急,都要求快速传达。在部队里,我是有名的‘飞毛腿’,一些紧急信件都叫我去送”。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宫健真正地上了战场。
智扰敌军:小刺猬大作用
“它不停地咳嗽,声音和人很像,日军以为有人偷袭”
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日本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尚处于敌强我弱的阶段,我们没有力量和敌人发生正面冲突,便采取扰袭战术,我们在西边扔一颗手榴弹,放几枪,接着又在东边扔一颗手榴弹,放几枪,等他们赶忙来抓,我们早跑了”,而最厉害的,当属让鬼子夜不能寐,消耗他们的战斗力。
为了干扰敌人,他们想到了一条妙计:“我们去地里抓刺猬,抓来以后放在筐子里,饿着它们,几天之后,就带着刺猬和用盐水泡过的黄豆赶到敌人的据点去”。
这个任务非常危险,需要穿过日军的三道防线:壕沟、铁丝网和栅栏门。黑夜里,凭着对地形的熟悉,谨小慎微地到达预计地点后,便将刺猬和黄豆放出来,放在炮楼底下的杂草中,“刺猬饿极了,一见到黄豆就吃,但是黄豆太咸了,它吃过以后就渴了,四处找水喝,而且不停地咳嗽,它咳嗽的声音和人很像,日军以为有人偷袭,立刻拿起枪来扫射”,这一下不要紧,整个日军部队就都惊醒了,一通乱打,听着敌人慌乱的枪声,宫健他们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了。
当然,扰袭的同时也得防偷袭。为此,宫健和战友们都练出了特殊技能。
“当时我们借住在老百姓空闲的屋子里,没有床,好几十个人住一间屋,睡觉的时候抱着枪把子,只要听到枪响,立刻能跳起来投入战斗”。让宫健他们最头疼的是汉奸,他们能带领日本鬼子绕过地雷等障碍前来偷袭,为此,哨兵都练出了“特异功能”:“比如远远地看到了一只兔子,哨兵得判断这只兔子是跑过来的还是走过来的,如果它是跑过来的,就有可能有异常情况；还有鸟也是一样,如果半夜里有一群鸟突然飞起来,那就得警惕是否敌军来袭,要做好战斗防御准备”。
与敌军在战场上正面交锋,也时有发生,但当时的八路军的战斗力无法与日军抗衡,“我们三个人拼不过一个鬼子”。为了提高战斗力,1943年冬天,全军进行了冬季大练兵,直到1944年3月结束。“给我们当教练的大都是日本人,他们有的是日本共产党员,有的是俘虏。当时我们的训练分三个项目:刺杀、投弹和爬障碍”,就是这次大练兵让全国军队技能整体提高,宫健他们再在战场上遇到日军,和他们拼杀“个顶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宫健他们的激动难以用语言形容,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你说我们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泪花在宫老的眼眶里打转,这一刻来之不易,至今忆起仍激动不已。
死里逃生:先后负伤六次
“我当时开着坦克,一颗子弹打在坦克上,弹片反弹进我的脖子里”
抗战胜利后,1946年,宫健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立刻就投入了解放战争中。
“烟台解放的时候我的部队番号是警备四旅,等到从抗大毕业回去,部队番号就变成了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六师,我先后担任骑兵排长、副队长。第一仗就是攻打新泰莱芜,第二仗是打国民党将领李仙洲,第三仗是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13日战争打响,16日战争结束,孟良崮战役当时特别惨烈”,宫健他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有名的善战之师,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首,自内战以来一向是华东战场国民党军队的中坚力量,于淮北、睢泗、两淮、涟水等战役中攻无不克,屡立战功。在孟良崮战役,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被完全消灭。
从军以来,宫健经历了不下百场战役,可谓真正的身经百战。言谈中,他撩起左腿,向我们展示他的“战利品”:深浅不一的伤疤。“我前后共负伤六次,一颗子弹打到了腿上,不能就地治疗,只能接着跑,弹头就顺着下去了,等就医的时候,探针在里面找了许久才找出来”。宫健负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我当时开着坦克,一颗子弹打在坦克上,弹片跳起来反弹进我的脖子里,我当场昏迷”。这个弹片成了宫健的“老朋友”,一直未能取出,“当年的医疗条件不行,没能发现弹片,上世纪50年代我到北京公安局工作,伤口发作,去医院检查才发现了它,但医生检查后说弹片正好在动脉和静脉之间,不能动手术,否则弄破血管就麻烦了,所以至今弹片还在”,宫老指着自己的颈部说,它成了老兵特殊的勋章,也成为他来到青岛的“通行证”。
战争结束以后,宫健转业,从北京出来,被分配到德州银行工作。因为弹片伤口经常隐隐作痛,宫健到青岛养伤,觉得这里气候宜人,便把妻子和孩子带到青岛,让妻子进入国棉厂工作。“恰巧那年中国电影院里举行《铁道游击队》电影报告会,我去参加,在影院外碰到了我的老领导。我连忙上前打招呼,他们很奇怪,‘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给他们讲了一下来龙去脉,并表示想留在青岛”。这次偶然似曾相识,又一次改变了宫健的命运,首长了解了宫健的困难之后,让他向部队打报告,三个月之后,宫健转入青岛的一家银行,直到离休。
（记者张文艳 李真 2017年08月08日半岛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