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昭霞(1925-1984)曾用名:马昭淑，山东省枣庄峄城区三里岳庄人。1925年10月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1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双山县、峄县二区做群众工作，1940年9月因环境恶化与组织失去联系;1944年1月再次参加革命，同年8月重新人党。先后在双山县一区、七区、八区、十区、县妇联，任区妇联主任、支委、县妇联常委、济宁五区妇联主任、市妇联委员等职。1949年参加西南服务团六大队，1950年南下云南，马昭霞同志先后任行军路上支部书记、玉溪专署民政科人事股副股长、支书、总支委员等职;之后在省供销社托儿所、印刷厂、科研服务所、省供销社总支、省土产公司工作，任主任、支部书记、人事科长等职。1969年11月至1973年在思茅、陆良五七干校和临沧插队。1982年离休。1984年11月21日在昆明逝世。
马昭霞是我的妈妈。姥爷马元柱、姥姥马武氏，是生活在山东省枣庄市峄城西三里岳庄的农民。听妈妈说，姥爷是上门女婿，平常遇到高兴事喜欢喝点小酒，醉了就在头上插朵红花唱小调，为人热情豪爽。姥姥一共生了11个孩子，最后活了5个，大舅、大姨、妈妈和两个小舅。旧时的农村条件简陋，妇女生小孩时，就用开水煮过的剪子将脐带剪断，几个孩子都是因“七天风”（脐带化脓感染）死亡，后来没办法，就用高梁杆薄皮将脐带割断，以提高小孩的成活率。母亲也就是这样幸运的存活下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在枣庄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1939年，以朱道南（“在大革命时代的洪流中”作者，后改编为“大浪淘沙”的电影）为首的共产党员在枣庄一带秘密发展党的组织。1939年，姥姥、姥爷和14岁的妈妈，都成为村里的第一批党员。当时姥姥是村里的秘密党支部书记，后来组织发展了村里的十多名乡亲入党。听妈妈说，朱道南给大家上党课，宣传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是领导乡亲抗日救亡的，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不怕流血牺牲，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他还介绍要建立象苏联一样的苏维埃人民政权，到那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炉电笼蒸馍馍……，妈妈给我们讲述时，还用山东民歌编成的小调唱给我们听。我们可敬可爱的前辈是最具浪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人，吃着最原始的煎饼卷大葱，憧憬着最现代的电炉电笼的美好生活，并为遥远的将来和自己的信仰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着。
1941年，峄县周边极度伪化，鬼子汉奸横行霸道，主要抗日力量都转移到山里根据地活动，姥姥姥爷因拖家带口，只能留在家乡从事秘密活动。那时姥爷是地下交通员，经常穿梭在枣庄地区一带活动，传递信息，转送人员。后因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姥爷带着最小的儿子到开滦煤矿下井挖煤去了。
此时，姥姥带着16岁的妈妈和12岁的二舅在家。不幸的是姥姥患了乳腺癌，妈妈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可卖的东西，就连装水的大缸也卖了帮姥姥做手术，结果也就是给日本人做了手术试验品，不久乳腺溃烂转移，眼睛也瞎了，妈妈当时尽心竭力地照顾重病的姥姥。同时二舅也患病胃痛，妈妈背着个头和她差不多一样高的二舅到村里扎针放血，解除痛苦。妈妈和我们说起那段日子，总是很内疚，姥姥临去世时要喝大米粥，因家里再没可变卖的东西，最后也没满足她的愿望。姥姥去世前最后说的是：“我死后你们赶快找八路去！”。
1942年姥姥去世后，地下党组织尽其所能偷偷从墙外往院里甩了两袋高梁米，做为抚恤所用。当妈妈和二舅要将姥姥葬入家庭陵地时，族长不同意，怕姥姥牵连族人带来杀头之祸，最后妈妈把姥姥葬在了乱坟岗上。
我们从来没见过姥姥、姥爷，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姥姥也没留下照片。姥爷在我出世时，曾到济南医院陪了我和妈妈3天，又匆匆离去，因当时他在峄县供销社工作很忙，只请了3天假，这就是我唯一和姥爷在一起的日子。
我的大姨比母亲大13岁，早早出嫁，嫁给了淮南煤矿的矿工，很少回家。我的大舅马少伯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由于是长子，家族帮衬上了学，在学校结识了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女，抗战爆发，他就和那些同学一起参加了国民党的军校，曾经和远征军一起到缅甸与日作战，官至团职，解放时留在南京，因没有血债1955年劳改释放后，一直留在南京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