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进军大西南的南下之路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后，于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21日解放上海，为了不失时机地迅速解决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残存军事力量，解放大西南，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于6月25日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直属二野政治部领导，宋任穷任总团长，人员17000多人。
1949年9月26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在南京正式成立，马继孔任云南支队政委、刘林元任支队长，支队成员4000余人，其中老干部1000余人，学生3000余人，下辖6个支队和财经大队及二野军大的两个营。
第一大队：学生大队，以南京学生为主。第二大队，专业技术干部大队，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北平解放报社、新华书店南京分店、山东战时邮局、华东支前司令部邮局、豫皖苏交通总局南京邮局组成。第三大队，职工大队，以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为主。第四大队，学生队伍（从一大队分出的人员）。第五大队，以皖南干部和干校成员及新四军干部为主。第六大队，干部大队，由山东老区抽调的干部组成。南下队伍到达湖南长沙时进行扩编，增加了二野军大一团的两个营和在长沙新招的80多名大中学生。财经大队，由河北人民银行财政厅、唐山、石家庄、邢台、通县的财税干部、天津、北京市抽调的贸易干部等组成。
南下前组织了学习培训，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粟裕、邓子恢等领导作了动员辅导报告，还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奠定学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革命的思想。西南服务团的任务规定为：协同解放军执行战斗任务；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支援解放军；参加各项接管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帮助新区肃清国民党的反动残余势力；废除国民党的反动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建设新中国。
1949年10月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隆隆炮声中，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跟随由陈赓司令员率领先行的二野四兵团的20万解放大军，奉命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途。这次行军被邓小平誉为八千里路“小长征”是对人们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锻炼。
当时父亲是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六大队的政委，人员由山东分局直属机关抽调的一批干部及胶东、鲁中南、渤海地区的干部组成，大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过浴血奋战的区县级干部。7月29日到济南张庄飞机场集中学习，共422人，学习结束后于1949年9月24日由济南出发，9月25日到徐州正式编入云南支队第六大队，经过重新整编后部分同志调整到川南支队和贵州干部队，此时六大队共350人，分成3个中队，和大部队汇合之后，踏上了“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征程（毛主席令）。
为防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出发时间都安排在傍晚后清晨以前，乘坐的火车是闷罐货车厢和敞蓬货车厢，吃的多数是炒面干馍片，喝的是冷水，每节车厢坐60-70多人，背靠背坐着，睡觉时，脚对脚，晚上翻身要喊1、2、3，同志们风趣的说这是“沙丁鱼罐头”。途中一名叫汪超的女同志，在门口迷睡中，被甩下火车，她忍痛继续向前爬行，后被当地群众发现，将她送到前沿，被寻找她的同志接回归队，她向同志们说：“我就是爬，也要赶上部队到西南去。”
火车行至长沙、湘潭，铁路桥梁被国民党空军炸毁。11月17日以后，在西进漫漫八千里征途中，改为徒步行军的三千里征程，对大家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大家身背背包，腰挎粮袋，肩扛大枪，晴天烈日晒，雨天一身泥，几天行军下来，大家都成了“炮兵司令”，满脚的水泡钻心的疼，老同志教新战士用头发穿血泡，用热水烫双脚，长途行军，下肢抽筋，行走艰难戏称“秧歌队”。老首长让出坐骑，战友们相互搀扶。在途中练就了一双铁脚板。长途行军，轻装前进，衣服行李都被“轻装”了，也无法洗澡，人人身上长满“光荣的革命虫”（虱子）。夜晚睡觉稻草铺地，无草油布一张，席地而卧，房檐、牛棚、猪圈、马房都是宿营地。行经新区，因野战部队刚过，地方政权尚未健全，蒋军散兵游勇，土匪团伙出没无常，在夜宿湖南怀化榆树湾时，与万名顽匪进行激战。11月23日过湖南雪峰山，上山下山行程百里，海拔1934米，必须一天赶到目的地。宣传队提前出发，在险段高坡设棚鼓劲；炊事班寻找水源沿途供水；老红军策杖前行以身示范；县团级干部舍马徒步让病号骑行，收容队殿后。山巅云雾缭绕，脚下一片冰天雪地泥泞崎岖，沿山宣传队敲锣打鼓，又拉又唱，创作了快板和顺口溜：“同志们向前看，前面就是雪峰山；上山90里，下山133，同志们加油啊！不怕山高入云端，谁先上山谁好汉”“凭着一双铁脚板，踏遍青山进云南！”“英勇前进，胜利在望！”“行军乐，乐为何？一路笑声一路歌，别的事情暂不表，单说跌跤的花样多……过了山，好喜欢，苦尽甘来心欢畅，一天走了一百三，今晚宿营大坪川”。1950年1月7日到达1600米高的滇黔锁钥——关岭，关门上赫然写着“钢铁是这样炼成的”8个大字。同志们看到群情激奋，歌声震天，当大部队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的二十四道拐时，红旗招展，矫若游龙，自谷底眺望，但见龙首昂然于山腰，龙身尚绰约于云蒸露蔚之中，激发起“十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壮志豪情。
整个队伍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个地方，为群众挑水扫地，出发时要把借用老乡的东西全部归还，打烂用坏的要赔偿。队伍行经湖南长沙时，农民房前屋后路边有不少桔子挂果，从树旁路过都会碰头，红黄色的桔子挂满枝头，非常眼馋，但部队秋毫无犯，没人摘吃。队伍中的教授工程师和战士一样背背包、扛大枪，到贵州镇远县，工程师、教授们纷纷提出要取消保留工资，享受供给制，不吃中灶吃大灶。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原来以‘照顾为荣’，现在才晓得要和支队的广大群众打成一片。”财经大队还执行着一项特殊任务：为了到云南后尽快使人民币满足市场的需要，建立银行的机构信贷资金和开展业务的需要；支持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资金的需要；国营商业采购粮食及市场必须物资的需要；解决部队剿匪作战的需要，押运人民币（旧币）200亿元，银元2万元，黄金5000两，万无一失，于1950年2月底卸入云南富滇银行内。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吁请人民解放军火速入滇，整个行军速度再次加快。1950年2月3日开始进入云南境内，当部队越过云贵两省交界的胜境关，就踏上了云南的红土地。2月5日到达沾益，2月7日与“边纵”和卢汉的起义部队会师，2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领下进入昆明，举行了盛大入城仪式。3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就此西南服务团完成历史使命。按照组织分配奔赴云南各地各条战线的斗争第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