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笔从戎立志救国上战场
父亲生活在枣庄这块具有深厚历史人脉、人文背景与尚武之风的故土，从小又受到牛山孙氏读书修德、士志于道，国家为本、爱众亲仁的家训熏染，特别在129位孙氏族人反抗侵略，为民族生存而献身的精神感召下，他渴望读书、习武强身、磨炼意志、立志报国。
1938年3月，日寇铁蹄踏入枣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狂轰滥炸，涂炭生灵，无辜的枣庄百姓仅两个月时间，就被杀害近万人，血腥惨烈。义愤填膺的父亲1937年底就四处寻找抗日队伍，因为当时共产党在峄县处于秘密活动阶段，父亲只能参加当地国民政府的抗日团体—特种工作团，搜集日伪活动情况，3个月后父亲发现该团体内部派别斗争复杂、贪污现象严重便脱离了该团体。
（滕县南塘——父亲参加革命的地方 ）
1938年4月，父亲终于在滕县找到并加入了我党组织的抗日义勇队，7月进入中共山东省委举办的岸堤军政干部学校学习，8月入党，12月即任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委书记；之后历任峄县、运北县、双山县、麓水县县委书记及运河支队政委等职；在八年抗战艰苦的岁月中，父亲带领四县边联县、峄县、运北县、双山县、麓水县等县区军民，在敌后艰苦奋战，顽强拼搏，书写了鲁南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最难忘的是父亲临危受命、奉命出山那一段：
1941年至1942年，是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也是鲁南抗日根据地与日伪战斗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在115师主力奉命撤离鲁南后局势更加严峻，日伪军数千人数次对鲁南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重点扫荡，飞机大炮甚至毒气弹都用上了。日军疯狂实行“扫荡、封锁、分割、蚕食”的囚笼政策，四处安设据点，构筑碉堡，并在碉堡之间挖了封锁沟、封锁墙，以此包围根据地。在日伪顽合流夹击中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运河支队由近千人锐减至300余人，为保存实力，受到重创的峄县县委和运河支队主力奉命转移至抱犊崮山区。当时，联系鲁中、华中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纽带——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此时已被压缩到仅剩十余个村庄，处于“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的狭小地带。
针对这一状况，115师罗荣桓政委指出：“微山湖区和运河南北地区，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要冲，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煤炭、铁矿资源，决定其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你们如果在这一狭长地区保留住500余人的精干部队，坚持到胜利，作为反攻徐州的前沿阵地，就算完成了任务。”为了重新打开运河两岸的抗战局面，1941年2月，中共鲁南区党委根据罗荣桓政委的指示，对峄县党政军机构进行充实调整，父亲出任峄县县委书记兼运河支队政委。2月14日，在教导二旅五团三营护送下，父亲带领峄县党政军机构和运河支队、峄山支队、峄县大队出山，奔赴峄县敌后，重新恢复和开辟峄南地区的运北工委。老百姓奔走相告：老八路又回来了！
当时，运河地区全部伪化，敌伪据点林立，仅山亭一个区日伪据点就多达441处，伪区乡村政权已经全部建立。在日伪军的烧杀抢掠和国民党军及各种土匪的压榨下，加上1941年连续两年罕见的旱灾、蝗灾，抗日军民艰难困苦的状况，已经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地瓜叶、地瓜秧全部吃光，路边的草种子都被扫光……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父亲带领运河支队进行频繁的战斗，队员们多次被日军围剿，无粮无水，伤寒肆虐，贫病交加，甚至出现晕倒、饮尿和吐血的状况……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坚强的信念支撑着父辈们顽强斗争。
（运北工委遗址：父亲曾在此指挥作战）
父亲与运河支队长邵剑秋、县长朱道南，调动全县共产党的武装力量，首先针对威胁最大、伪军认为八路军不可逾越的周营据点，运用远距离奔袭掏心战术，一夜行程90里，20多分钟就全胜战斗，以牺牲连长张少从一人的代价，攻克周营据点，俘获200多人，活捉了伪区长；之后继克六里石伪据点，重新夺回微山岛，解放黄邱山套。运河支队作为苏鲁边界地区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八路军领导的多支抗日武装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部队，依托黄邱山套抗日根据地，和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搏斗。
父亲支持并积极开展了对韩治隆的统战工作，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仅1941夏季，就粉碎了日伪军两次总计5000余人，对黄邱山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扫荡”；
打退了顽军孙业洪的挑衅，建立了新河、旺庄等区政权。8月，又粉碎了日伪军2000余人，对运河支队驻地旺庄地区的合击扫荡，恢复发展了当地的党组织。运河支队被罗荣桓政委誉为：一群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人！
（四面环山沟壑纵横的黄邱山套抗日根据地——父亲当年战斗的地方）
在坚持开拓运南游击根据地的同时，父亲又主持决定了运北工作的恢复整顿，派出刘向一、张允峙、朱奇民等同志到运北开展工作，先后建立了临沙工委、运北工委和五六个区级党委，恢复建立了一批党支部；建立了微山湖办事处、运北办事处、滕县第八区、文峰区、曹庄区、周营区、棠阴区等政权组织。工作稍有头绪又立即决定在运北敌占区建立武装：父亲亲自安排张允峙、张东明同志到 运北，开始了文峰游击队的组建工作，经过两年时间，文峰游击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到1944年春夏，文峰游击队在父亲的领导下，已经能够打下宁楼那样大的伪军据点和塘湖日军据点。父亲经常对我们讲起，在打鬼子的战斗中英勇献身的曹杰、刘钢烈士，他们都是1938年和父亲一块投身革命的战友，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献出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
在党和发展壮大之后，父亲针对日伪推行保甲制，每隔五华里就安设一个据点，以限制我方行动的情况，采取了武装大“请客”的办法，即把所有的伪乡保长用武力“请”到山里受训一、两个月，晓以民族大义，使其成为表面应付鬼子、实际为我服务的“两面人物”；对于那些死心塌地为敌伪服务的伪乡保长则坚决除掉。用此方法在运北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4月，父亲带领运河支队和峄南县委，对部队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旺庄和黄邱山套进行垦荒种地，改善部队供给，解决财粮自足；同時，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举办培训班，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为1943年打退日伪军对黄邱山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和反顽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运河支队黑山西村指挥部遗址——父亲曾在此领导“精兵简政”）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峄县由敌占区变为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最后成为向日军反攻的前沿阵地。
78年前，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父亲在峄县战斗了近6年的光景，他把自己的心血汗水洒在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却从未对我们说起只言片语。今年4月，当我们在运河支队纪念馆，猛然看到父亲的巨幅照片，眼泪夺眶而出……家乡人民没有忘记父亲，他们还铭记着父亲曾经的付出……看着久违的父亲智慧的笑靥，我仿佛看到了70年前父亲身上仆仆的风尘，飒飒的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