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服务团成立5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尘封的往事，不禁一齐涌向心头。既有对青春岁月的无限忆恋，更多是对众位战友的深切怀念，特别是孙振华同志——孙专员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清晰，那么难忘。
1950年，我从呈贡调到玉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不久，有个案件的判决书要请孙专员审批，这是我第一次向他请示报告工作。当我拿回他改过的判决书草稿时，我的脸也像他用红笔改的满纸通红一样了。细细看来，他对每个词，每个字都认真斟酌过，我心服之余领悟到，写判决书不同于写别的文书，要求事实清楚客观，不留任何无用的字；观点明确，充分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对我来说，4年法律系的课程中，恰恰就缺少了这一课。而孙专员在百忙中，居然为了一个普通案件，为了帮助一个干部的进步，竟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使我十分感动。
当时，镇压反革命是党的中心工作，全地区各县的案件都要集中到地区审批后执行。为此，我们经常出差到各县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我是个学生气未脱的新干部，对完成这样的任务感到胆怯。每次出发前，孙专员都召集我们再次学习文件，循循善诱地谈他的看法、想法和做法。言谈中，既实际又有预见，只要上了这一课，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对工作的信心也大大增强了。据我所知，他对别条战线的工作也是如此，布置得很具体，检查也很细致，因此玉溪地区的行政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总是名列全省前茅。
在镇反工作紧张阶段，我几乎每天晚上10点左右，抱着一大摞卷宗要去向孙专员请示。尽管他已经劳累了一天，在那间平房里靠着一把木椅子很想休息了，但看我去后，立即抖擞精神，仔细认真地审批每一个案件，并一再告诫我：法院的这一支笔，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聚散，关系到每一个当事人的命运，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他言传身教，使我逐渐懂得了当一个人民审判员肩负的重任，无论大案小案，一概认真负责到底。1957年，当我在甘肃某单位接受审查时，有人到玉溪来将我承办的大量案件全部复查了一遍，没有找出一个错案，我深深感激孙专员当初对我的教育培养。
有一天晚上，大雨停后，路面积水几十厘米，我按时从分院去专署。半路上，积水灌进鞋子很不好走，我干脆光脚一手抱着卷宗，一手拎着鞋子来到孙专员的办公室兼卧室，他吃了一惊问：“你就这么来了？”从此以后，我每晚去专署，总有法警跟我一起去。我知道，这是孙专员安排的，为的是保护我和那一摞绝密文件的安全，而他对人、对事的细微关心，也是对我的教育。
1951年冬，我出差到华宁，刚开始工作，县委的同志转告说，孙专员来了长途电话，叫我立即回玉溪接受新的任务。原来是地区成立“三反”法庭，调我去当该法庭的审判员。我将铺盖搬到专署，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工作，并和孙专员等专署的同志们，朝夕相处了一段日子，深深感到机关里的气氛是那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充满了革命的朝气。
那时实行供给制，大家的生活都比较清苦，孙专员的女儿才1岁多，因营养不良瘦的可怜，马昭霞同志出于母爱在后院养了几只鸡，用鸡蛋喂养女儿。可是没有几天，鸡被孙专员的通讯员奉命打死了。通讯员说，专员讲了，如果人人养鸡，专署不成为养鸡场了吗？老马同志虽然感到委屈，也无话可说。当时领导干部的洁身自好，是给全体干部最好的榜样。
但是在工作之余，孙专员又会像兄长似的关心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情况、娱乐爱好等等。遇到他们中灶开饭时，他知道我们法院的伙食差，会指着他们也定额供应的肉包子叫我“解解馋”！周末的舞会上，也经常看到他和肖政委（岳肖峡同志）等人潇洒的身影，即使在工作中，也会见缝插针地“幽默”一下。记得有次讨论刚颁布的《法院组织法》，其中有一条的规定是审判长进入法庭时，全体人员要起立。孙专员盯着眼睛问我：“要是我在法庭旁听，你这个黄毛丫头进来，我也要起立吗？”我不失时机地回敬：“当然要依法办事咯！”引起在座的一阵哄笑。唉，那是多么温馨和谐又催人奋进的革命大家庭啊！
星移斗转，4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人生百味的我，恢复了工作。1984年我出差到昆明，迫不及待拉着望瑛一起去看望病中的孙专员。孙专员躺在他家客厅一角的床上，忍受着半身不遂的病痛，但精神和记忆都很好，一眼看到我，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未及多谈，他不禁呜咽甚至嚎啕起来了，中心意思是他作为领导，看到这么多同志挨整，却无法尽到保护的责任，深感愧疚！他高尚的革命情操，博大的胸怀，使我长期压抑的酸楚再也忍受不住了。孙专员是我的老领导，我更视他为兄长，在外面受了委屈，岂有不回家诉说的呢？当我得知那天正是马昭霞同志中风住院一个月的日子，老马在医院一直神志不清，因怕孙专员难受，没有告诉他。我到楼上一看，果真人去楼空，说不尽的悲怆凄凉；还听说孙专员的病是在“文革”中因为维护真理而气出来的……历史的悲剧，摧残了多少好同志，破坏了多少美满的家庭，也带走了永不再回来的欢乐年华！
由于担心孙专员过于激动影响病情，我们没敢久留。同一个原因，我那次离开昆明前，也没有去向他辞行—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不久以后，孙专员就与世长辞了。
孙专员于1950年到玉溪任行署专员，1952年就调到昆明工作，短短2年中，他领导大家为玉溪地区民主革命时期的政府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以身作则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他是玉溪地区的有功之臣，我们大家都深切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