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上海解放六十周年的回忆
上海战役捉刘义的真实情节,我作为亲身经历者,叙述如下。
二十七军七十九师打下嘉兴过了松江进到泗泾镇做进攻上海的准备工作。我们警卫通讯班跟随师政治部主任常勇去九兵团部谢有法主任处接受任务。常主任掌握了上海党的地下工作组织情况联系的暗号、暗语,以及特务组织帮会等情况。
七十九师进到徐泾镇后,发起了进攻。这时常主任参加了指挥作战。当部队攻进市区达到黄埔江边,常主任的职能变了,他带上我们警卫通讯还有保卫科徐良序科长,敌工科刘科长、侦查科姜成礼科长,进到成都路警察分局与地下党进行联络。
当时上海混乱,当然有地下党,也有特务、帮会都来联络。常主任用暗语和手势,分清敌我。对地下工作者都一一做了工作交代。
我们警通班大部分从战斗连队调来的,有战斗经验,受过反特训练,警觉性很高,为保卫首长安全,都子弹上膛,随时开枪。
遇到来联系的人，我们先搜查,后报告首长。235团打到苏州河,常勇主任带我们进到苏州河大桥南头五十多米远一座大楼下,常主任打电话给上海一名知名人士,要他打电话说敌军司令的工作,说他一个人的生命,无所谓,他有一万多弟兄的生命是可贵的,只有投降,别无他路可走。
不大一会儿,河北边儿来了一辆吉普车,打着小白旗,我报告了首长。常主任说“快叫部队放进来”,我喊前沿部队把他们放过来。敌军两个联络官立正,站着向常主任报告,放他回去了。
苏州河刚打过去,常主任说“走!”,当时我们在战场上搞了十来辆吉普车、一辆黑色轿车,叫我放尖兵到达一个涵洞处,有一警察是咱的人,叫他上我的车。行进中我见到了此人,带他到首长的车内继续前进。距离江湾十字路口有百多米,发现敌人在路口架着重机枪对着我们来的方向。我叫驾驶员向右隐蔽,后面的车都跟着过来。常主任下车问“小栾,你不前进,跑这儿来干什么。”我说:“敌人重机枪对着我们,打死我们无所谓,我们是保护你的。”常主任即叫咱们的警察上楼给打电话给敌军司令。
一会儿的功夫,敌军司令带一位副官徒步来接我们了。这位司令五十多岁,很光面文质彬彬的样子,常主任和敌军司令并着肩走我们警通班呈散开队走,准备战斗。我说:“还有架着重机枪欢迎我们的?”敌司令副官说“叫部队撤到警察局去”。
我们进了敌军司令部,只剩一位司令。常主任与这位司令谈判,叫他投降。敌司令说:“我要起义”常主任说:“先放下武器后听从处理。”
这事就是谈不来,敌司令去拿电话,警卫员刘正贞抓住司令的手腕把电话拿到一边去了。常主任有点着急了,使了个眼色,我即告诉姜成礼科长,首长使个眼色说:“什么意思?”我说:“调兵包围敌人”姜问:“是吗?我说:“他的一举一动,我就知道他要干啥。”姜科长派侦察兵调来一个连喊话无效,又派了一个营包围了警察局。敌人全部投降了。
我向首长报告:“敌人投降了,离开武器了。”常主任一掌拍到写字台上:“俘虏压下去”这位司令刘义(刘昌义)被敌工科带走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北京国防科委探望老首长常勇(现年九十五岁),我问:“战上海电影捉刘义的情节
不对啊”首长说:“拍电影前,导演找过我五次谈当时的情况,我要他们照实拍,导演说搞文艺的可以从文艺角度改变,我说你们随便吧,不要找我了。”
注:常勇,山东文登人,1938年参加革命入党,知识分子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担任基地政委、少将。后任国防科委政治部主任。
本文作者栾绍本,1946年7月参军,1947年元月入党,曾任战士、通讯员、警卫员、排长、连长,1959年转业后任科长。1985年离休,现住西安市长安区韦曲东街六十六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