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省沂南县人，亲身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至今我记忆犹新。每每想起，总让我心潮澎湃。
1937年，七七事变。一是日本鬼子疯狂地进攻，飞机大炮狂轰乱炸；二是国民党军的溃败，国民党党政机关纷纷仓皇出逃；三是沿公路村庄的老百姓为躲避战火，弃家逃难。在亲眼目睹了家乡大好河山被践踏，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被屠杀的血淋林的场面后，我毅然决然走上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救民道路。1937年冬天，中共地下党在徂徕山起义，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激发了全民抗战的风潮，席卷了沂蒙大地。抗日全民运动风起云涌，锐不可挡。抗日救国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儿童团救国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抗日歌声嘹亮，响彻大地。
1938年，为解决抗日干部缺乏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兴办了抗日大学岸提分校。革命青年云集，经过训练，培养了大批党政军民干部，解决了干部缺乏的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解决抗日军队供给问题，我们实施土地清查，推行合理负担的政策。我当时负责本村和另外一个区的落实工作，我亲自参与丈量土地、摸清每户情况，按三等九级折合征收每户合理的抗战负担。加上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进，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确保了抗战期间党政军民和脱产干部衣食供应的难题。
1939年，我被推选为南薛庄行政村农民救国会主任，任职期间我负责落实全民抗战人人有责的具体工作。有钱出钱解决军费供应的问题；有粮出粮解决军队吃饭的问题；有枪出枪补充军队装备；有人出人动员群众参军。由于做了充分的思想政治工作，赢得了老百姓的鼎力支持。
1940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李开欣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个月后，县委组织部长田子珍给我转了正。我向党宣誓：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从那一刻起，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做到对信仰忠贞不二，对工作认真负责、清正廉洁、对待他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41年，我被组织安排至佛谢庄当小学教师，同时兼做中共南黄分党委党课辅导员，专门给秘密党员上党课，结识了许多秘密党员同志，这项工作对之后的隐蔽斗争很有帮助。下半年，我被任命为临沂边联县沂西区民教助理员，当我们正准备举办冬季教师培训班的时候，鬼子们开始大扫荡了，培训班也被战火掩埋。
1942年，我被调至临沂边联县土山区任区长，它是沂蒙根据地的南大门，直接面对敌人的台潍公路主封锁线，它也是临沂、汤头、葛沟、房泉、河阳、刘家店子、高家店子、苏村等盘踞公路上的鬼子和汉奸据点。我们与敌人之间仅一河之隔。记得冬天有一次我去河东敌占区侦察，当渡船快靠近岸边的时候，两个鬼子跳上了船，对整个渡船的人乱吼一气，见我是一个青壮年，不由分说地便用刺刀向我刺来，把我的棉衣刺了一个洞，见我没反应便对我进行全身检查。其实，这是鬼子的心理战术，以此来鉴别你是否是八路军，结果鬼子没发现疑点，吼叫道：“开路开路”，我躲过了一劫。
在这样严峻的条件下，我们长期坚持了边沿地区的游击战争。我的日常工作任务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修化与反修化，敌人宣传的是中日亲善、东亚共荣、推行维持会等，我们以各种方式揭发日本法西斯的残忍暴行、奸淫烧杀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让老百姓看清楚他们残暴的嘴脸，中国人民将抗日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此外，我们还布置两方面的工作计划，一方面对付敌人，一方面搞情报工作；二是封锁与反封锁，敌人沿公路线设立鬼子汉奸交叉安据点，企图封锁我党、我军，我们则以拆桥、破路、割电线来反封锁，我们夜间行动，有时几十人，有时举行几百人的群众性“打、破、除”，鬼子白天修，我们晚上破，这样一来形成了长期的拉锯战；三是蚕食与反蚕食，敌人利用秋收时期对游击区边沿进行扫荡抢粮、安据点，土山区有司马庄、南薛庄、北薛庄、南黄埠等村庄反复数次被安过据点，敌人企图阻断鲁中与滨海两个战略区的交通要道，敌人安了据点后，我们就及时搞情报绘制地图，提供给我方主力部队，有的据点一两个月、有的三四个月就被我方主力部队拔除，然后我们进行惩办汉奸等善后工作，我曾参与惩办叛徒张永奎，汉奸李开桂、李开智等人；四是反拂晓袭击与长途奔袭，敌人这两种袭击是很难预防的，解决的对策是狡兔三窟，在不同地方的群众家里挖秘窖，在不同山区设不同的山洞，在野外挖地窖，夜间工作完成后，我们一般到安全的地方去休息，群众帮助我们站岗放哨，但百密难终免一疏，我区委书记高师方同志和区妇女干部高小孚同志就在敌人拂晓袭击中被俘，我区的通讯员高小宝在敌人拉网中壮烈牺牲。
在与敌人斗争的过程中，我属于幸运的，虽然数次被袭击，由于群众的保护，我终虎口脱险。我衷心地感谢父老乡亲们，没有他们安有我！
我终生难忘的一场战斗是1941年冬季敌人的大扫荡。日寇正面战场达不到目的，自己后方战场也被我军的游击战搞得不得安宁。正所谓狗急跳墙，鬼子们集中了五万兵力企图摧毁我沂蒙抗日根据地。敌人采取的办法是铁壁合围、轮番合击、“三光”政策，妄想用三个月的时间摧毁沂蒙抗日根据地。在这次大扫荡中，沂蒙抗日根据地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飞机大炮、机枪步枪连天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整个沂蒙山被染红。房屋被烧得只剩瓦砾，村里的青壮年被抓去做奴隶，牛羊家禽也被掠光。虽然遭受了重创，但我们沂蒙山是打不倒、压不垮的。扫荡结束后，我们幸存的人帮着掩埋牺牲的战友，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迅速恢复战斗力，继承遗志，愈战愈勇，将抗战进行到底，把1942年的参军任务胜利完成，以此来告慰牺牲的战友。
抗战期间，沂蒙地区参军人数达到20余万人，占那时当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载入沂蒙烈士陵园的烈士名册有63000人。他们为国捐躯的光荣事迹将流传千古，永垂不朽！
抗战期间，沂蒙地区在抗日斗争中涌现了千千万万英勇顽强的各种模范和英雄。在我区就有三个抗日英雄：一个是一手拿枪一手扶犁的山东劳动英雄朱复胜（后为沂南县县长），另一个是一手拿枪一手耕锄的山东民兵英雄张秀海，还有一个是一手拿枪一手执笔的鲁中学习英雄李富玉。土山区能有这三个英雄，我也倍感荣幸。抗战期间，爱党爱国的沂蒙人民用鲜血染红了崮峰山川，用鲜血铸成了光荣的诗篇，用鲜血凝聚了沂蒙精神。沂蒙精神是什么？那就是听党的话，服从党的指挥；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不怕牺牲敢担当；敢叫日月换新天。愿沂蒙精神永放光芒！
【日 期】2015.09.02 【来 源】光明食品报
李守咨祖梅善 回忆，1949当年一起南下到上海的沂南籍地方干部:
刘泽民、郭锡三、高乐山、王树斋、王彦泉、曹民勋、袁桂瑧、支茂兰、王学修、刘贞矩、李庭恩、陈继先、楼家廷等同志。
关于南下上海时的建制，李守咨回忆说当时並不清楚入浙的随军干部是怎么个情况。南下时只知道自己是华东局直属大队六队的，从家乡动身随军南下时就己经明确是到上海接管政权的。跟随解放军一起行军、作战，到上海后就留下了。
